这真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加害者像个原告一样，大摇大摆，不需要任何证据，只需要想象力，就能够损毁你和你家人的名誉。
今天一大早，我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一下，问我这样写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了。
我觉得特别的凄凉。
一开始，他们说我有团队，并重金鼓励网友举证，结果千万网友中没有人能举证出身边的亲朋好友属于我的写作团队。于是他们又说路金波是我少年成名的推手，结果发现金波1998年的时候还在河南的一个罐头厂工作。他们最后一招就是把所有的脏水泼到了我父亲身上，说我父亲替我写了我少年时候的文章，因为我少年时候的文章特别老成，不可能是十七岁的学生写的。这个非常可笑，我在很多场合说过，我小时候喜欢阅读钱锺书、梁实秋和很多民国作家，因为我觉得他们文字好。在一个人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你阅读谁，必然模仿谁。为了显得渊博和少年老成，我还摘录了很多典故或者英语文段，准备随时引用在文章里显摆。而我的父亲则对民国文人兴趣不大，所以我们两人的文字非常好辨认。如果这样去加罪文学作品，我十七岁还发表过两篇写大学生活的小说，十五岁还发表过写成年人生活的散文，当时我非常得意于杂志社的编辑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现在想来，这些岂不都是死罪。
我只想说，这就是一个好作家的底子。我的作品里的“我”如果一直是以一个初中生的形象出现，那岂不是和我喜欢的作家钱锺书、梁实秋相去甚远？只要文学作品里的“我”不符合我的实际身份，我就是在造假，就是有人代笔？真是可悲，这么说的人恐怕从来没有体会到文学的乐趣。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文学的快乐就是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不过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还要对人解释这些，的确更可悲。
我甚至发现还有伪科学证明法，忽悠了不少人。有理科生做了一个科学统计，选取了八九本书，其中有我父亲的书为A，我的四本书B、C、D、E，其他作家的书G、F。分析书中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比如三个“的”、“得”、“地”，比如“因为”、“所以”，结果发现，我父亲的书和我的那四本书出现这些词的总次数差不多，而另外两本书明显要数倍于A、B、C、D、E。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我和我父亲的书风格雷同。这篇文章充满了我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很多试图证明我的书是我父亲代写的朋友也像捡到了宝一样兴奋不已，转发不止。其中甚至还有科普人士，他们认为最终还是靠科学和数据来说话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A、B、C、D、E都是十万字，G是三十万字，F则超过了五十万字，所以结果当然是A、B、C、D、E的常用词出现次数差不多，而G是它们的三倍左右，F则是五倍左右。
像我这样的理科白痴也知道做这种对比的时候，抽样对象的字数得是一样的吧。我不明白这位理科生为什么这么恨我，我一直对理科生特别有好感，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科学家。但是理科更需要严谨，能在完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依然把实验做得津津有味并得出结论，也算有本事。而文科生们更不能用“我觉得他十七岁写的文章太成熟了，所以必然是中年男人写的”来论证问题吧。
请欣赏我父亲写的一篇文章《说说我自己》，文章有点长，希望大家能耐心地读完，再来判断我的文章是不是我父亲代写的。我的父亲为人正直、可爱，他的文笔非常淳朴流畅，根本就不像我十七岁那样，看似老到，其实做作。我父亲念书的时候没有初中高中，根本没学过也不会英语，又经历了“文革”，构陷者居然能想象出我父亲帮我写出一本讲初高中生活的校园长篇《三重门》。也欢迎大家拿我父亲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来对比。
很多人劝我不要再与这些人纠缠，因为他们就是要找各种茬搞臭你，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的逻辑就是走街上看人不爽，上前一口咬定你十年内必然杀过一个人。如果你不能自证十年内每一分钟的去处，那么枪毙你是天经地义。关键是居然真有看客觉得他们很正义，是替天行道。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的，但是我相信明白人如果能够看到现在，也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今天我希望为我父亲讨一个清白，不过，这真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加害者像个原告一样，大摇大摆，不需要任何证据，只需要想象力，就能够损毁你和你家人的名誉，而且什么罪名都敢往你头上加，而被害者却要像个被告一样，不停地出示着人证物证，也未必能还自己一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