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
在一个艺和妓很难分清的时代，人们选妓首选男人，只有到庚子年甚至辛亥年以后，北洋政府那些操着骂娘话的老粗们进城了，八大胡同才改为女妓。而早在庚子年以前，在北京找妓女？难啊！
那找谁？相公！去哪？八大胡同的相公堂子。更早是在菜市口北面的新帘子胡同和旧帘子胡同。看官们若是有闲情雅致，就随笔者到堂子里去坐坐，打个茶围吧。
一什么是相公
相公，本意为”像姑“，即像姑娘一样的小男孩。这种男孩早先多为敌国战俘或罪臣之后，后来开始成体系的经营，是要精挑细选，以苏州为上，扬州次之。所谓扬州瘦马，多是几岁的孩童从小买来培养，到十三四岁正式坐台，胡子一长出来就退休。对他们从小教以琴棋书画，题笔正面能画扇面，背面能题字，坐下能抚琴，站起来能兼任小唱（即歌童），演唱各种时令小曲。还能唱昆曲，多是演一些生旦戏，行当不限，如《琴挑》《游园惊梦》《弹词》等。不一定都是唱旦角，也有唱小生、老生等角色，但还是旦角的偏多。他们在酒局上能主持酒令，不论是对联、字谜、投壶、射覆、围棋、双陆样样精通，雅俗共赏。从另一方面也看出，古人的教育是多么速成，即便是十一二岁来买的小男孩，教个三四年，琴棋书画都会了。当然，教得慢意味着成本高。
相公堂子不似低等的妓院，而是古代士大夫们的社交场所。以妓院做比较，高级的妓院，没有一周的功夫，没有花上大笔的银钱，客人是见不到人家小姐的。见到后从切磋艺术到说私房话，也要有上一段时间。据说最快的纪录是宋徽宗见李师师创下的，头天晚上求见，第二天清晨见到。而在堂子里，和相公见面容易，陪睡却是不易，单相思、柏拉图之恋倒是极易发生。士大夫们、文人们来此，为的是和相公切磋文艺，饮酒作乐，能寻觅到艺术上的知音。相公们就是当时的交际花，能互相引荐扩充人脉，谋求晋身之路；官老爷们过来叫走相公，叫他们担任自己身边的门子和书童、琴童，陪着去各地办公寻访，这样工作时能打打下手，晚上也不会寂寞，还得家里夫人放心：一来不会生出孩子争夺家产；二来不会长久，过几年相公要么从良，要么从艺。
北京八大胡同的相公堂子，从古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才渐渐凋零。齐如山在回忆录中所说：”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绪年间，这种私寓前后总有一百多处。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馆，可以说都是私寓。“齐如山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他去过。他开始不愿意与旦角来往，怕遭人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少名旦的出身，都是相公堂子，这个不用避讳。
我们对于古人之间余桃断袖的故事听得多了，也不会觉得奇怪。古代书童、琴童都要负担少爷的起居生活，即便连《红楼梦》中，都有宝玉、秦钟、琪官（蒋玉菡）、薛蟠、香怜、玉爱、柳湘莲……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宝玉挨打也是因为忠顺王府的管家来要琪官，害得林妹妹把眼睛哭得跟桃似的。不过还是金荣说得更透亮：”方才明明撞见他两个在后院里亲嘴摸屁股，两个商议定了，一对儿论长道短，撅草根儿抽长短，谁长谁先干。“金荣看秦钟与香怜看得眼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恨不得自己立刻冲上去。这种”亲嘴摸屁股“”谁长谁先干“也成了一种游戏的方式了。
再如《品花宝鉴》《龙阳佚史》等，都是专讲品评男色的书。《聊斋志异》也有《男妾》一篇，说是官员买小妾回家，发现竟然是个男的，而卖主已经走远，才发现被骗。这时有人一见大悦，连忙按原价买过去。双方皆大欢喜。
二名士的相公情结
对于相公文化，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古典的高雅。
这种高雅，与西方的同性恋不是一回事。伦敦古代男同性爱的地点，是在街头巷尾或厕所里，整个十八、十九世纪的伦敦脏得像一座巨大的厕所。那时的北京人口不多、风景优美、富丽堂皇，同性爱发生在风雅如天堂般的相公堂子。
中国同性之爱的历史由来已久。从断袖余桃的时代起，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被作为一种风俗习惯保留了下来，而并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粗暴地将人分为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男人欣赏男人，甚至与男人发生关系，与结婚生子是不矛盾的。这种风俗从上古一直延续，并在明清时期发扬光大。这样的事被写进小说，画在春宫图上。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没人能更改。如果某人当众说，自己祖上在清朝是多么高品级的京官，那只能偷偷地笑：”您祖上艳福不浅。“明代北京城曾经多次禁止官妓，尤其以相声《解学士》的主人公大学士解缙呼声最大。这给了相公行业很大的发展空间，很快遍布大江南北，且多是女扮男装。这个时候的相公多是作为小唱，演唱南曲或散曲，用琵琶、弦索、檀板、月琴伴奏。在北京即是集中在帘子胡同，以唱戏为主的相公才在八大胡同一带。明清时期的士大夫已经十分热衷于与相公交往唱和，并且要给相公题诗、制定花谱（列相公表）、评定花榜，其评选规模不逊于今天的海选。北京会试的时候，学子们都要评出菊榜，即男旦的排行榜，公开选出前十名或前二十名，与他们一起饮宴，赠送财物，进而求得自己金榜题名。很多人都是被世风所裹挟着，放弃妓女而改找相公的。有位诗人写诗曰：”自从误食樱桃后，懒看阊门路畔花。“用的是石虎男宠郑樱桃的典故，意思是自从喜欢上相公，就再也没兴趣四处”采花盗柳“了。
清代为了保持八旗的勇武，坚决不准官员狎妓和听戏，纳妾也要受到控制，还废除了女乐和官妓，更加严禁官员宿娼。这下导致全国女演员下降，男演员上升；到了雍正年间，清廷废除了乐籍制度，不再将罪人中的家眷编入乐籍从事表演，可是乐籍中人却仍旧很难改行--他们不会干别的。而这时”国营剧团“解散了，戏剧演出不再受官方的直接管理，演员为了争取票房，会在舞台上卖力地上演”少儿不宜“的内容，各大声腔在祖国各地交流融汇。在整个同光年间以前，北京前门以北的地方是没有戏院，顶多是宅门里的戏楼唱堂会；而妓女，不用说是城北，就是八大胡同也没有，有也是些乡村野鸡的地下交易。这下难坏了满汉大员，人的本能是不能抑制的。没有女人只能找男人，没有妓女只能找相公，那八大胡同中，鳞次栉比的不是妓院，而是光芒四射的相公堂子。
当时热衷相公的名士，其名声之大，官阶之高，都是无以复加的。比如”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北王南朱“的王士祯、朱彝尊；”南施北宋“的施润章、宋琬，陈维崧、纳兰性德的老师徐乾学、查继佐等等，很少找出谁不与相公交往。明公安派诗人袁中道在《心律》中说：”分桃断袖，极难排割，自恨与沈约同病。皆由远游，偶染此习“。郑板桥在《板桥自叙》中自爆：”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张岱更是把”好精舍，好娈童，好美婢“写入千古名篇《自为墓志铭》中了。在那个时代，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与王紫稼，陈维崧与徐紫云，毕沅与李桂官，都演绎士大夫与相公之间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大唐时期的”吴姬压酒劝客尝“，这时已经被相公全盘代替了。
三古人如何审美
为什么古人认为男性相恋为雅？异性相恋为俗？这多少和古人的审美有关了。
古人认为，真的不美，假的才美；直接是女的不美，男的像女的才美。正如戏曲中的男旦，在男人眼中是女的，在女人眼中是男的，亦男亦女，亦真亦幻。而我们现在对男性的审美，是从民国时期传下来的，是一盘散沙，喜欢什么都行，而1949年以后，对男人的审美一律成了郭建光和李铁梅他爸，变成了高大全的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审美独立以来，高仓健、阿兰·德龙和史泰龙那样的肌肉男占据了主流，连唐国强当时都被斥为奶油小生。其实小生的本意并不是奶油，小生的形象，恰恰是古人审美的最高标准。班固云：”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男人不要强壮，而要温和、儒雅、典质、大方、有浓浓的书卷气，即便武人也是如此。”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种美是雅的、缓慢的、平静的、凝重的。古人心中的美男子，文的是张生、柳梦梅、许仙，武的是周瑜、吕布，而不是我们小时候向往的张飞、武松和鲁智深。膀大腰圆肌肉男？那白的是郑屠，黑的是李逵。
古典小说中不分男”他“、女”她“，若缺乏这方面知识，容易把很多古典小说中描写的男人理解为女人。《品花宝鉴》中对于男子的描述，多有”见他今日容貌，华装艳服，更加妍丽了些。但见他那生生怯怯、畏畏缩缩的神情。教人怜惜之心，随感而发“之语。这等描写下的男子，更比同等女子可爱得多。这时的女子在他们心中，则是”扎着两条裤腿，插着满头纸花，挺着胸脯，肠肥脑满，粉面油头；吃葱蒜，喝烧刀，热炕暖似阳台，秘戏劳于校猎。“男人以像女人为美，这是有理论基础的。男生女相是富贵，和珅和大人即使如此。
有了如此的审美，就更会有如此的感情。要理解古代男人之间的感情，还要从《品花宝鉴》中说起。这本书写男人之间的动作，顶级的描写也就是”嘴对着嘴喂酒“，更没有什么宽衣解带、香罗床笫之事，恐怕令腐女们失望了。所写的故事，恰恰是一富家少爷和相公之间纯真感情纠葛，会有打情骂俏、也会有争风吃醋，但绝无半点动手动脚。书中的富家公子子云对他的夫人说：”你们眼里看着，自然是女孩子好。但我们在外面酒席上，断不能带着女孩子，便有伤雅道。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荣，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么？“这话是代表所有找相公的人说的。而书中的相公琴言（原名琴官）更会说：”你既然爱我，你今日却又远我！若彼此相爱，自然有情，怎么又是这样的？若要口不交谈，身不想戒，就算彼此有心，即想死了，也不能明白。我道你是聪明人，原来还是糊糊涂涂的！“这其中的情感，比宝玉的”看了女子便觉清爽，看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要复杂很多。
总说世界上唯有男人才懂得女人，而更只有男人才懂得男人们之间的情感，就像烧砖、打铁等专门是为男人准备的一样，并不带任何的歧视，客观上即如此。一个情字，包含了爱情、友情、亲情……这都是分不开的。就像对于你的女上司，敬畏之余，混得熟了多少有些交情，这其中又有百分之几属于友情，百分之几属于两性的范畴，那是无法用牙签剔开的。男人之间的彼此欣赏与敬重，哪怕是冤家对头之间，也会在惺惺相惜的情意中，夹杂几分说不明白的事。夫妇是表面的，朋友才是实际相处的，男性文人之间那种互相引为知己、知音的感情，那种彼此思想上的交流远远胜过和女人的交流。更何况在古人的审美中，男人并不是帅气、阳刚的专属，漂亮也是对他们的形容。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会还给男人”漂亮“这个词。即《品花宝鉴》这样的书，不是少儿不宜、女性不宜，而是漂亮的小男孩不宜了。
关于找相公是否高雅的一个判定标准，是在于看以何为主，以何为辅。去堂子里找相公，必然是以精神为主，身体为辅，方为高雅。客人与相公之间，多的是会争风吃醋，心生猜忌，彼此思恋这样的事，见面就上床是绝对没有的。比如你与他相好，则会想到他喜欢什么东西？送给他一幅山水还是花鸟？他喜欢梅花还是杏花？作诗善于用哪些韵脚？性情是清高还是刚烈？聊天时玩笑开到怎样的程度？在扇子上给他题写怎样的诗句？如何暗吐私情又不显得轻薄？他陪不陪别的客人？若是陪了身份地位远不及自己的下客，该是多么的委屈……精神交流比肉体交流要重要得多，最高等级的恋爱是柏拉图之恋。男子从小被训导饱读诗书，而女子却不是如此，多是学妇人之学的女红，即便读书，也不过是读读《女论语》《女诫》罢了，像李清照、朱淑真那样的绝无仅有。因此，男人总想寻找高山流水那样的知音，只能去寻找同性。
这个世界令男人占尽了便宜，就像男旦演戏一样，在身高、体力、声腔、相貌上都有优势，稍微加上点动作眼神，眼珠稍微转转、稍微用个兰花指、稍微用个身段或表情便是妩媚得不成，不知迷得过去多少老少爷们神魂颠倒，而女子演旦角似乎不是天生，尽管她们在台上使劲表演，那种感觉总觉得火候不对，差一分不到，多一分过头。腰肢即便使劲扭动，眼神多么犀利，却总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是在表演上下功夫，就舍不得大声给个好。这是男旦的合理性，男人演旦角完全是为了舞台效果，跟封建社会不准女性登台无关，即是为了演出效果才用男旦的。真正的男旦，首先为人提供的是赏心悦目，愉悦身体是次等的事。
四消失的文化
时代的发展总会以某些文化的消失为代价。庚子国难的时候，八国联军的洗劫外加上义和团放火，前门外的百业更是一片凋零。西化之风渐起，人们见面问候都要随口说上几句英文，如果怕忘了的话，都是用毛笔写在扇子上，一忘了就打开折扇。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观念也兴盛一时。洋人们不懂相公的文化内涵，北洋军阀多是老粗，所以从那时起，相公们唱昆曲没人听了，只能下海唱京剧了。
色易守，情难防；情为重，色为轻。娱目、娱心还是娱身，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愿这男人之间的情意，不要被那些《断背山》之流搞得低俗了，也不要被腐女们所想歪了。否则会难免有人骂了。他们骂，是他们不懂，真懂的、能给别人讲懂的人又不多。不懂就说人家不好，这才是我们悲哀的地方。
作者简介：侯磊，青年作家、诗人、书评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文史随笔《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整理编校作品《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经传释词札记》《通鉴学》等，发表文史专栏、书评、艺评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