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双重冲突使得中国很难接受美国的摆布。而美国最恐惧的也就是这一点。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实际上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美国不想看到中国发展对其所产生的挑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一直不想太出头露面，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低姿态，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和美国实际上也是保持相当一致的，只是当美国的行为直接危害到中国利益时，中国才作出并非过分的反应，如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台湾问题和中美飞机撞击事件。但即使是这样，美国人也对中国忧心忡忡。美国担心的是中国的发展正在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力量。因此，美国感觉到，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围堵中国的崛起，将来来自中国的危险就会变得难以遏制。美国的遏制会导向中国的反遏制。一旦两国进入这种遏制和反遏制的恶性互动，新冷战就走上了不归路。
（6）美国经济政治双赢战略的第三条道路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战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三：第一，继续和中国交往以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扩张西方政治价值观；但是，第三，要围堵中国对美国可能的和潜在的威胁。
首先，美国是不会放弃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会保持东亚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高经济增长，众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阶层，中产阶级，这些使得中国成为任何一位资产者都向往的市场。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必然在资产者争抢中国市场中扮演头号先锋的角色。小布什尽管反对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但并不反对竞争中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业阶级代表的共和党，在这方面会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这种经济考量会软化其对华政策，就是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制约美国政府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对军事政治方法的诉求。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能过分强调。因为实际上，中国本身特别是沿海一带的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在美国对中国采取非经济手段时，中国很难像从前那样不顾经济利益来反击美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对中国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制约。
同样，美国人也不会放弃在中国扩张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其制度表现形式。上面强调过，民主的国家形式使得国家本身具有了很大的扩张性质。按照克林顿政府的理想计划，通过把中国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美国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民主等价值观传播到中国。对这一点，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对中国抱有良好愿望的美国政治家从来就没有隐瞒过。实际上，这正是克林顿政府论证其对华经济战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的最有效话语。小布什无疑在这方面更进一步。这也就是美国政府所谓的中国应当顺从“正确”的发展方向。美国人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的整合来带动民主化，但显然是过于理想主义的。中国不会按照美国人的意图而进行政治民主化。如果是这样，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情感方面就会凸显出来。反映在议会政治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会把重点转向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就连经济上的问题如贸易逆差等也会用政治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经济开放而从中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 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特别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 有关这一理论的详细内容参见Khalilzad， et al上引书。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实际上，自小布什执政以来，政治的甚至是军事的方法正在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新政府认为，克林顿政府所使用的经济方法不能达到美国遏制中国“威胁”的目标，因此，美国需要施加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同时，政治和军事的方法可以辅助美国在中国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
在围堵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取决于其内部的发展，美国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再一一讨论。 最著名的有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结盟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 这方面相关的研究见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以来，它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像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这在最近表现得非常清楚。美国在联合国的一些委员会中落选。实际上，美国对这些国际组织的作用已经开始另眼相看。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明显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科索沃事件是明显的一例。美国现在正在推行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游说，如果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美国必然转向一些主要的盟国，然后来重组国际秩序。从这方面来说，结盟对今天的美国新冷战的重要性并不比在苏美冷战时期小，只是联盟的形式和性质发生一些变化而已。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 （public 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分担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 Mancur Olson，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1968）.对作为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 Mancur Olson， Jr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8 （1966）， pp266—79. 可以预期的是，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这方面的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问题呢？或者说如何联合亚洲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呢？这里有几层意思。首先当然是和美国传统的亚洲盟国，主要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小布什已经表示要重新评估和日本的关系，强化和日本的关系。最近美国在这方面动作频繁，先后多次和菲律宾、泰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各种大型军事合演。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开始游说建立所谓的“亚太小北约”，即美国同澳洲、日本和韩国结成一个遏制中国的亚洲版本“北约”。尽管这样做并非易事，美国的意向已经表露无遗。第二层是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不会一边倒向台湾地区，就是说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和中国大陆的利益。但同样，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同情多少。美国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要中国台湾保持现在这样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就达到了制衡中国的目标。第三层就是联合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如蒙古国和印度等来制约中国。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近年来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加强。
2中国应对策略中的几个问题
美国调整其国际和中国战略对中国的挑战不是潜在的，而是现实的。中国当然希望小布什政府能够继续克林顿时代的势头，增进两国关系。但是国际关系局势的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冷战正在形成，美国正在构建这种新冷战的构架。但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随心所欲，其目标能否达成还要取决于其和中国的互动。在美国人这样做时，中国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被动反应，最后束手就擒。如何打破美国人正在构建的新冷战，反击美国的围堵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在任务。否则，中国很难真正崛起于强国之林。如何回应，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和艰难的课题。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冷静的观察并不是没有理性。美国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准备，但在很多方面都是远离现实，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的设想。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的任何动作作立刻的反应。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就其国际战略做什么。实际上，现在正是反思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必须获得一种远视（vision）。
不能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一种“远视”的国际战略。邓小平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邓小平这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中国不可能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建设成果。但也应当看到，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表现为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就是说，中国从来不采取主动，所有的外交动作只是反应性的，哪里着火就赶向哪里。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而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不得要领，失去方向。这种情况的继续只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中国不仅很难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更严重的是，其本身的发展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中国应当、能够制定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一些中国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中国和世界体系问题
前面的讨论表示，中美两国同处于一个世界体系，在中国制定国际战略时，中国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和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面临的选择不是接受这个体系还是拒绝这个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选择可说是极其有限，除了接受这个体系外，中国别无他途。中国所有的选择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以及怎样接受的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体系的整合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政策。中国领导人主动接受这个体系，并且推动国家和这个体系的整合。这样做使得中国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与世界体系的整合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拒绝这个体系的国家相比，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拒绝”和“接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不仅已经或者即将加入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而且也加入了所有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 参见 Elizabeth Economy & Michel Osk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c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中国甚至已经签署了历来非常敏感的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已经获全国人大批准而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