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不是只有利益而无代价的。在中国努力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现存领导者美国和西方纷纷向中国漫天要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各方面对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体系的疑问。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霸权式领导者，我们就要拒绝这个体系吗？中国能够拒绝这个体系吗？且不说拒绝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中国要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和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个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样做。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这个体系的“使命”，即上面所说的无限度扩张。美国不这样做，另一个国家也会这样做。况且如前面所说，美国这样做的背后是其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一个信仰共产主义和拥有可以威胁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认知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也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新冷战的限度，即美国绝对不会对中国实行类似于其当年对苏联实行的孤立政策。美国新冷战的目标是在体系内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对其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退一步言，即使美国容许，中国也没有条件来退出这个体系。中国有过去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既不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也不满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是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准世界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尽管不能说没有一点成绩，但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来的阴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毛泽东建立自己体系的实践和邓小平与世界体系整合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的实践传达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即只有进入这个体系，然后再努力往这个体系等级的高处爬，这是在世界大背景下中国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途径。
中国也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组织属于自己的国际空间，和美国平分天下。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美国搞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美国或许希望中国能够像前苏联那样，通过无限的军事建设和扩张，最终走向经济的衰退。实际上，这是美苏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的设想，而邓小平的远见没有使中国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线。除了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以外，在“软权力”（soft power）方面更不能和美国相比。“软权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空间，软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也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现实地说，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既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体系（exit），但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loyalty），中国理性的选择是“表达”（voice）。 这个比喻来自Albert O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就是说，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 对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见郑永年上引书。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国进行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又可以在体系内和美国进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进入体系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即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国家，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存在。只要存在着主权国家，冲突就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能动的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问题是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进入世界贸易的案例上，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并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身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对国际体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所能运用的策略是有选择地接受（selective acceptance），或者说，在总体接受的基础上，拒绝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国目前不具有条件接受的规则。总体说来，经济接受多于政治接受。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本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经是不可扭转。中国政府不仅接受了世界体系的价值观和规则，而且早已经开始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接受了联合国两个权利公约，但在制度建设层面还是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在人权和民主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能对世界体系全盘照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统治体系。如在前面所说的，调整统治体系的需要并不在外来的压力，而是内部需求。很显然，如何调整统治制度使其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
（2）经济优先、政治组织和国际空间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体系这个条件，才和中国领导人一贯以来的经济优先战略并行不悖。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经济优先战略中所包含的合理性。不仅是中国，所有其他国家只要有可能，没有不是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头等大事的。如前面所提到过的，自国际体系形成以来，经济和技术是国家间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说，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这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今天尤其如此。中国今天所享受到的国际地位也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几年迅速发展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国际空间，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经济的发展也直接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济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没有一个大国会看重一个经济萧条的中国。再者，不仅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此。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是内政。可以预计的是，如果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许多内部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对内部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部影响力。
但是，应当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是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基础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了。前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在西方力量的扩展过程中的作用无非是想说明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如果缺乏国家的发展目标，就可能会对外在世界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经济的发展要由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由政治来组织。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性最终并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多少。当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变的真理。前面已经指出过，美国的经济力量走到哪里，其政治力量就会跟到哪里。那么，中国能怎样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呢？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的外流越来越突出。
外界的看法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再者，中国经济力量的外部影响也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做什么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一向都采取低姿态的政策。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国要做什么。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荒唐的是，中国越不做什么，外界越感到中国的“威胁”。从早期的中国政治军事威胁论到最近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就是这种中国概念的反映。 见郑永年，《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应有的警戒》（《信报》，2000年1月10日）的综合论述。
如何在经济力量发展的基础上使用政治组织的手段一方面防止外在的威胁另一方面来发展中国的国际空间呢？中国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力量组合（power composition）方面的困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力量组合的不足是显见的。中国如果一方面不能创造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软力量建设方面会变得极其困难，其国际影响力也会受到诸多制约。现在，很多国家只是把中国认同为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这种认同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实际上，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上和世界体系整合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