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朝的一段插曲过后，汉帝国重登历史舞台，最初的岁月，这个被后世史家称为“东汉”的王朝也曾有过一番振作，以光武帝的一场“救市”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只是好景倏忽过后，迎接这个帝国的却是长达多年的萎靡不振与自甘堕落。
宫廷中外戚与宦官掌权，红墙外地痞与士绅跋扈。皇帝成了摆设，以至重振朝纲的所谓有良知的官员与读书人的奋起一搏，也终究落得个“党锢之祸”的名头。法律与制度成为无人瞻仰的牌位，外戚与宦官角逐的根本，导致帝国成了权力游戏的舞台。民怨沸沸而良知与道德陨落，天下的读书人也只能放弃那些“幼稚”的想法，踩着儒学的肩膀，去迎合这个肮脏不堪的世道。
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因而东汉在大历史的背景下，只有粗糙的继承，没有细致的突破，导致无论是宫廷生活还是官僚政治都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因此，与其说东汉是刘氏一段新的开始，不如将其形容为装在旧瓶里的烂酒更为合适。它如同一根坏死的朽木，轻轻一碰就告崩裂。
公元25年的一场“救市”
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
——黄仁宇
所谓“国家破产”，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比如2008年9月，人口不到32万的冰岛主权债务达到1383亿美元，而GDP仅为193．7亿美元，冰岛宣布“国家破产”。
建议用比较专业的东西解释国家破产这个概念，替代此段。
如果以这个概念而言，王莽建立新朝后，汉室江山已不复存在，汉朝破产无疑。王莽已将其清算，准备以他的方式在新朝代的框架下进行资产重组。原先的皇族成了如今的平民，甚至是奴婢，这是谁都无法接受的，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不来一番暴风骤雨，汉室江山就无复兴的希望。汉高祖的后裔急切地需要一场“救市”行为来表现对列祖列宗的责任。
在刘家人实施这一抱负前，有诸多问题需要得到切实的解决。按照现在的话说，有两条金融大额已经走在他们的前列，准备大快朵颐眼前的这块肥肉。这几条大鳄分别是：来自湖北的绿林军，以王匡、王凤为首领；来自山东的赤眉军，以樊崇为首领。
樊崇的军队似乎更像一个家族企业，传统但有凝聚力，故而始终如一地以集团企业的面目出现。绿林军则更像独立法人的结合体，由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由目标改变而分道扬镳，而后以同样原因又团结在一起。公元22年，绿林军一部由王常、成丹率领，进入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部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
城头变幻大王旗，谁都想趁人心恍惚，局势不稳之机，大捞一把，也许会输得很惨，但也有可能将危机化为转机，增加自己的筹码，提升自己的身价。说起来，刘家人的救市目的也是如此，皇帝轮流座，今年到我家，有所不同的是，皇帝可以换着座，但天下必须是姓刘的。
事实上，刘家人也曾犹豫过干还是不干，这其中的原因，黄先生明确指出“王莽以居摄身份，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几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
刘家人即想得利，又不想冒风险，或许他们还不明白“风险越大受益越高”的道理，万一不成功，满门抄斩怎么办？万一我输了别人赢了怎么办？万一我侥幸取胜别人背后捅一刀怎么办？于是在左右踌躇间，出现了黄先生所言的“各家子弟都还避匿”的情况，直到刘秀出山，大家才决意“共襄盛举”，“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
让刘家人心甘情愿跟刘秀干，倒不是说他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看重他的为人，他宽容仁爱、重情重义的品格操守让族人相信，在“救市”过程中，这小子不会中饱私囊，更不会像非法集资者那样，给大家画一张饼，拿到钱后卷款潜逃。
此后的事，黄先生说“刘家兄弟在这次运动力起了领导作用”，但他也指出“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止他们二人”。与刘秀及他的胞兄刘演争夺“救市”领导权的是同宗族兄刘玄。刘玄是怎么一个人呢？简而言之，他是一个目标远大，资质平庸的“普通人”。
纵观他的履历，似乎充满了奇妙。他的弟弟被人所杀，本来想与家中宾客一起为弟弟报仇，结果宾客犯了其他事被捕，刘玄害怕对方招出内情，牵连自己，就逃出了家乡，吊儿郎当地入了绿林军。23年，刘玄升了职，当上了更始将军，将军位子还没坐热，绿林军因他为汉室宗亲，拥立他为皇帝，是为“更始帝”。称帝后，刘玄大封刘氏宗亲，大家都很高兴，投资终于有回报了，等天下一统后，回报会更多，于是忠心跟着刘玄走，他的声势与威望因此达到了顶点。
烈火着锦，似乎很热闹，但这恰恰说明刘玄的平庸，在大事未定之下，就赶大集似地称帝封赏，虽说是“被逼上台”，但如果脑子还算灵光的话，他也应该判断时局而后动。这就好像还没摸清金融危机的产生本质，就贸然下重拳，试图瞬间扭转乾坤，结果却让国际金融炒家抓住了要害，使其更进一步威胁乃至破坏金融秩序。
刘玄日后因嫉妒而杀刘演，更暴露他绝非成大事之人，不过是个政治投机客罢了。相较而言，刘秀则让人们看到了救市成功的希望。黄先生指出，刘演死后，“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
1998年8月，金融大鳄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1个月的苦斗，使金融大鳄们损失惨重，香港金融市场的秩序得以稳定。
特区政府采取的是先稳后攻的战略，千年前刘秀使的手段显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实力而论，刘秀当时还不是刘玄的对手，而当日的局势，也是错综复杂。黄仁宇先生指出“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
刘秀没有趟这浑水，黄先生说刘秀“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份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先稳后攻的方针贯穿了刘秀“救汉室于倾颓”的整个过程。要知道，23年，刘秀还没有自己的根据地。
刘秀一路北上，来到邯郸。王朗在此称帝已有年月，兵强马壮，不易正面对抗，于是便有了黄先生为我们描述的如下情节——
“（刘秀）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朗。”黄先生认为，这是“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就在刘秀于中国北方“广积粮、勤练兵、交友情、观世态”的时候，更始帝刘玄又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本来所谓“救市”，匡扶汉家社稷，需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储备雄厚资金与国际炒家一决雌雄”。然而刘玄却在25年2月将被人拥立为帝的同宗，也是黄先生所论“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的刘婴杀死，尽丧人心，而刘秀则在众人的推举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
公元36年，刘秀命大司马吴汉举兵攻破成都，尽灭公孙氏，汉室江山由此真正从“破产”阶段转入“重建”时代。刘秀不仅救了自己的家国，也让自己的人生成功地跃升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或许就是“救市”所能给予他的最丰厚的回报。
宫廷里两个阴暗的“物种”：外戚与宦官
东汉的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不是若观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凑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外买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黄仁宇
让我们想想，如今一个8岁的孩童会在忙些什么？不是在上各种辅导班，就是在去辅导班的路上。小小的年纪，重重的书包，看起来不是很开心。汉朝的一个8岁孩童也很不开心，他倒不是为了繁重的学业和无休无止，不管有用没用都得硬着头皮去的辅导班——倘若仅仅如此，这个8岁的孩童未必不是幸福的。但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汉王朝的皇帝，质帝刘缵。站在这个位置，他的烦恼就显得格外深刻。
刘缵虽然年少，但是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以皇族疏宗入继大统，完全是大将军梁冀出于“主上年幼，擅权朝廷”的私心操办而成。刘缵不过是傀儡罢了。梁冀出身豪门大户，先祖曾为刘秀恢复汉家社稷立下过汗马功劳，黄仁宇先生说“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将军”到梁冀时，妹妹又成了汉顺帝的皇后。
梁家对权力是有特殊嗜好的，它的存在不仅能让自身地位保值，更能让它升值。权力是升降梯，更是直升机。梁冀对这一官场显规则看得更为透彻，没有比权力更为实际的东西。他卖官鬻爵，以旁门左道丰满着自己的私家府邸。唐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写道“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论刘缵时的政局，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天下已非刘家所有，梁冀实为君王。刘缵小小的年纪，却有极大的危机感。手无缚鸡之力，也没个人可以掏心窝子说说话，或是出出主意，宫中的宦官更是靠不住。他应该知道前几年宦官发动的“夺宫之变”。
125年3月，汉安帝刘祜驾崩，皇后阎姬因无子，而废刘祜独子济阴王刘保为庶人，找了个年幼的皇族子刘懿皇帝。自己则垂帘听政，执掌国柄。几个兄弟官封显秩，后被位列侯爵，子侄在7、8岁的年纪就被封为黄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整个家族由此鸡犬升天。刘懿做了200多天的皇帝就死了，曹腾、孙程等19个掌事宦官发动宫廷政变，迎立刘保为帝，软禁阎太后，不久死去，阎氏一族从此跌落万丈深渊，不复为人所知。
宦官驱外戚，迎皇嗣，客观来说，也算是“义举”，但其“以上犯下”“以私权破坏上层”却让人不禁胆寒。事实上，其实质，无非是大强盗赶走小强盗，自己坐地分赃。汉家社稷依旧危如累卵。由于自己的帝位是宦官拥立得来，即位后的刘保索性让宦官统领大权，他则落个耳不见心不烦。至此，宦官专横，汉室江山充斥着一股末世的腐朽气息。
在刘缵看来，宦官是地雷，稍有不慎就会血肉横飞，而梁冀则是捆在身上的手雷，即使自己小心翼翼，安安顺顺，也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他或许听说过前任皇帝刘炳的命运。汉顺帝刘保死后，梁冀的妹妹从皇后升格到了太后，梁氏一族更为显横。梁冀立2岁的顺帝之子刘炳为帝，自己则为汉室的实际领导人，为所欲为，以自己的嚣张与腐朽成全了自己恶毒的名声。1年不到，刘炳追随先帝而去，梁冀更是将天下看成自己私家的藏品。
刘缵的内心很纠结，他打不过梁冀，那就过过嘴瘾，让梁冀丢丢脸。于是在一次会议上，刘缵当着大臣的面，骂梁冀为“跋扈将军”，结果“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刘懿年幼而亡，刘炳3岁死，刘缵9岁死，这是刘家的悲剧，更是汉室的哀曲。古人常将“主少而崩”与“主少母壮”看成是亡国之象。黄仁宇先生已经为我们指出这其中的“败亡先兆”——
“东汉的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不是若观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凑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外买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结合外戚的操纵。”
权利的对弈并没有因幼帝的死去而终止，事实上，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了东汉覆灭。在这一过程中，外戚与宦官始终是不二的赢家。立15岁的刘志为帝正是赢家继续其不败业绩的表现。但是这一会，梁冀选错了对象。
外戚与宦官能成一体，无非利益相依，汉桓帝刘志欲灭梁冀，势必要让宦官们看到预期的高回报率。这番的情景，黄仁宇先生为我们描述：“159年，他与宦官商量，派禁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邸，‘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
若论起来，宦官们这回是冒了极大的投资风险。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而桓帝刘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一旦有所闪失，谋人不成反被其所害，那就太不划算了。好在，瞎猫在关键时刻碰见了死耗子。据说，将梁冀家产全部拍卖后，朝廷得到了30余亿钱，这笔数字抵得上百姓年税租的一半。
此次政变的主事宦官，分别是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事后，刘志兑现自己的承诺，封5人为侯。刘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确实做得不错，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身上流着高祖刘邦的血。后人谓“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刘志也可作如此理解。但是崇祯的弱点在于刚愎自信，而刘志的弱点则在于过于天真。
刘志以为搬开头上的利剑，就能够恢复皇权，做一个真正的皇帝，但现实却是，5个封侯的宦官持荡贼之功，于上骄横欺瞒，目无君父，于下勒索抢劫，民不聊生。刘志是出了虎口又入了狼窝，从外戚的傀儡变成了宦官的傀儡。黄先生指出“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始终没有实现”。
刘志欲图振作，整肃宦官、改革政治，这一番“雄心”又牵出几段身死的惨剧。这恐怕也是这个有点性格，但无手腕的皇帝未曾想到的。当然，此类感叹无非是身为后人的读史者发点无关痛痒的牢骚，事后诸葛亮大概谁都可以做，只是身置其中，又有谁能看清平静海面下的汹涌波涛。所谓“不能把握于万全”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