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确实有着他的独特的想法，有着不同于那些安于现状的工友们的野心，当他那种有些不切实际的野心不被身边的工友们所理解时，他总是默默地用古人的一句话安慰自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执著于梦想，虽然还还在苦苦地追梦的路上，但有了属于自己的梦想，生活也就没那么空虚了，工作才更有激情了。他心里清楚自己是一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军人，抛过头颅洒过热血，生死离别的场面都经历了很多，在安静的晚上，那种悲壮的场面经常就像放电影似的浮现在他的脑海，也给了他莫大的动力继续好好活下去，时时刻刻在鞭策着他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才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战友们，生在多灾多难的年代，经历了5年的军旅生涯，他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困难没经历过，什么挫折没磨砺过，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但不甘心一辈子都跟在唐老板的背后混口饭吃，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打一辈子的苦工，不甘心一辈子都被别人叫着“农民工”，他相信“工字不出头”，要改变现状，就要自己也当老板，去拿些项目自己单干。在他脑海中，总是时不时地闪现着在部队里看过影响了中国三代人的那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句关于生命的名言—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句给了他无限斗志无限震撼的生命名言，让他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上，都能够立场坚定地坚守着自己的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和信仰，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心里默默地念着这句名言，驱逐着物质的贫乏所引起的彷徨不安，充实着精神的内涵，让他在最困难最无助且身无分文的时候，也不至于颓废、堕落、沉沦，而是依然昂首挺胸地生活着，依然乐观积极地坦然面对贫穷的生活带给他的磨难。
因为有了想法，有了梦想，王军也就一步一步地计划着如何去实现自己还那么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不靠谱的梦想。他发了工钱，经常拿出一小部分的钱请那些工友们去外面的胖子大排档那里，炒几个可以下酒的小菜，打一两斤酒精度不算太高的白米酒，就几个粗汉卷起袖子卷起裤腿，悠悠地或翘起二郎腿，或抽吸着水烟筒，有说有笑地坐在摆在路边的大排档的椅子上，一边猜着拳，一边爽快地喝点小酒。一餐下来，也花不了几个钱，经常聚在一起，可以拉近和那些工友们的距离，培养好和他们胜于工友关系的铁哥们般的情谊，到时如果自己拿到什么项目的时候，就可以游说他们过来跟他干活，反正跟谁干都是一样的干都是一样的活，工钱也绝不会少给他们的，有了这份不同寻常的情谊，他们就愿意死心塌地跟着你干活甚至卖命，毕竟“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能给他们归宿感的老板是少之又少的，也绝不像唐老板那样气势凌人，不把那些工人当人看。他们怎么说也是对于打桩比较娴熟的工人了，且经验比较丰富，招来即用，不用再去培训，不用花时间去适应了，这也是他们的优点所在，所以他也就很尊重这些地位跟他一样卑微的工友们，很乐意跟他们打成一片，真诚地称兄道弟，有难一起扛，有苦一起吃，有乐一起享，有钱一起赚，能互相共赢的买卖才能做得恒久，大家都有钱赚的生意才能做得越来越大，从这点上分析，王军的脑瓜子还是蛮好用的，挺能活学活用的，善于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总结问题，有这样超于平常人的思维和思考模式，他的腾黄发财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正如一名经济学家所说“如果将全世界的财富平均分配给每一位世界公民，让每位世界公民都拥有了一样的财富，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大部分的财富又会流入少部分有经济头脑的人的腰包里。”，物质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的贫穷和不思进取、不思改变，物质上的贫穷都是暂时的，毕竟富也不能富过三代，但如果能吃苦能付出善于思考，有一颗不贫穷的脑袋，富起来也并不是多难的事。王军总是这样安慰着自己，安慰着自己的寒酸，安慰着自己还落魄的心灵，让自己可以振作起来，让自己不要坠入怨天尤人的消极情绪中，让自己可以保持清醒理智的思维去做好每一件事。
王军跟在唐老板的屁股后面阿谀奉承也有一年多了，对于唐老板喜欢到哪家饭店吃饭，喜欢吃什么菜，喜欢喝什么酒，喜欢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喜欢什么娱乐消遣，他都一清二楚，快成了唐老板肚子里的一条蛔虫了，已经看透了唐老板迂回曲折的肠道的每一处褶皱，他也总是琢磨着唐老板说出口的每一句话，琢磨着是否话中有话，仔细地研究着唐老板的每一种已成为惯性的行为，思考着每一种行为可能带来的好处与坏处，他有时像研究敌人那样研究唐老板的一言一行，有时又像研究孙子兵法那样研究他的喜怒哀乐以及兴趣爱好，这种思维模式，是滚爬摸打了5年的军旅生涯，所留给他的宝贵经验，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作为一名军人，都需要细心、耐心地去琢磨着你的敌人，摸清了敌人的弱点，才能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知己知彼，才能所向披靡。王军的细心、忠诚也颇得唐老板的欣赏，不但能替唐老板喝几杯烈酒，还能说出他想说的话，办了他想办的事，善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招待不同身份的人会点不同的菜，既能见机行事，也能该出手时就出手，总是不显山露水地展示着自我和展示个人的魅力。唐老板就喜欢像他这种性格的年轻人，他也成了唐老板手中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車，能跑能冲能杀，能挺身而出，能舍身护将。
因为不断地接触，所以了解，因为了解，所以信任，唐老板与王军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磨合出来的，唐老板现在就让王军主要负责监管工地和监督工友们的工作以及工程的进展，还经常带着他四处应酬，吃喝玩乐，过年过节时，还让他带着厚厚的信封或昂贵的礼物去拜访一些达官显贵。这送礼送多了，也让王军摸出了门路来，所谓“盗亦有道”，送礼也有送礼的门道，你不能大摇大摆地把礼物亲自送到人家的办公室去，一般也不轻易送到家里去，而是跟那些达官显贵相约一个隐蔽的场所，悄悄地把该送的东西奉送给他，悄悄地说一句：“这是唐老板送给XX的一份薄礼，请笑纳。”对方半推半就地收下东西后，他便匆匆而别，从不久留，有时候，还在无人的洗手间或车库里，无声无息地把礼送了，出其不意，投其所好，没有送不出的礼，也没有不吃荤的猫，只是要严格地把握好时机，也不要留下不必要的手尾。唐老板总是跟他说：“看得见的是烟、酒、茶、首饰、腕表、时尚产品、艺术品、冬虫夏草、辽参、黄花梨、沉香，看不见的是感情、善意、信任、帮助、荣誉、职位……好礼品是表情达意的好工具。”王军也深有感触：这是一队全民参与的送礼大军：男女老幼，概莫能免。中国人常说，礼品即人品。送父母、送亲戚、送领导、送客户。中国人最看重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源将在这一季被归纳集中、提炼升华，并最终以礼品形式呈现。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国传统的人伦、亲族关系，通过一次次物物赠予交换回礼或凝聚，或离散；任何不相关的两人，经由礼物交换，可同处一酒桌推杯换盏，亦可为同一目的齐心协力。这也是一道漫长的产业链：中国人每年在礼品上花多少钱？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这是一个跨行业、错综复杂而又相对隐蔽的市场。王军有时有些不惑地问唐老板：“年年都送那么多的信封和礼品出去，能有多少回报？”唐老板眯着眼睛说：“王军，这你就不懂了，礼品当然也不会白给。礼品暗示了一套权利与义务的体系，收到礼物的一方不用说出来就知道：收取礼物在巩固双方关系的同时，意味着自己应当在将来某些时候作出回报。而中国式礼品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一种非市场性交换，参与的双方具备“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的默认特点。中国式礼尚往来的潜规则：礼品、赠品和宴请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而接受礼物的一方随之产生一种人情上的“负债”，即俗称“人情债”。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人家肯收你的礼品，就会在关键时刻助你一臂之力的。再说，在一个改革刚起步、潜规则横行、监管形同虚设的社会中，“你送礼，我办事”成了社会运行的默认模式。你想与众不同—不送礼？等待你的或许是社会系统的反震，办点事比登天还难。”王军若有所悟地说：“看来，在中国特色的人情社会中，关系、人情和面子成为了中国式人伦构建的三个主轴，而“礼”则是其中的核心；看来，想搞懂当代中国人，只需搞懂两个字即可：一曰局，二曰礼。局是场合，礼是利益，无礼不成局，有局方献礼。两个字交织出的是“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后，什么事都好办，什么项目都能信手拈来。”唐老板吐了一阵云雾，笑着说：“你的悟性还蛮高嘛，进步也很快呀。”王军边搔着后脑勺边谦虚地说：“这都是跟唐老板学的，跟在唐老板身边，总有学不完的东西，我也进步得才快。”王军不由得也想起了一句老百姓的口头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朴素明了的言语透露着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现实哲理，揭穿了现实的赤裸裸的残酷和无奈，也许，无论是古人也好，现代人也罢，谁都经不起金闪闪的金银财宝的诱惑，谁都抵挡不住花花绿绿的钞票的温柔陷阱，陷进去了，谁也别想逃出来，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地狱沉沦，难以自拔也，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没有人会嫌钱多，花花绿绿的钞票也是送礼的上上品，花花绿绿的钞票是收买人心的最好工具，比任何坚船利炮的威力更大，这是无形的糖衣炮弹，真正地俘虏了身体和灵魂不需要流血不需要硝烟不需要刑讯逼供的武器，花花绿绿的钞票也是巩固合作和维持关系的最好纽带，因为有了钞票，你就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头衔、尊严、豪车豪宅、香酒美人、光宗耀祖、跟屁虫、奢侈浪漫，有了钞票，你就能呼风唤雨，你就能让鬼推磨；但花花绿绿的钞票，也会把你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把你推进永远黑暗的另一个世界。也许，无论是家财万贯的唐老板，还是贫穷如洗的王军，都心知肚明—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永远的金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