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要找解脱的方法，不然就会疯掉，上帝再次展现了他的神奇。寝室的兄弟李福鹏也二次来京，他是某家汽车配件销售公司的驻京主任。整个办事处其实就他一人，但是公司授予他临机专断之权利。知道他在北京，每周末我去找他谈心。李福鹏住在北京昌平县，每次路过国际影星刘X庆的别墅山庄，我们都禁不住点评。2000年，那里的洋楼也就千把块钱，比起现在动辄就四、五万元一平方的房价并不算贵。但对我来说，当时房屋的总价也是天文数字。在李兄弟那里，我寂寥的心得到暂时的平抚。
李福鹏能进这家公司成为北京办事处主任，实际上是王颖洁（大学时的女朋友，后来成为她老婆）的舅舅帮忙。张颖如的舅舅听说我和李福鹏的关系，再加上李福鹏对我的大肆吹捧，他舅舅希望我能成为他们公司的一员，我有些心动，但是我的毕业证在天地恒公司手上，我中途离职，担心拿不回毕业证。
我给周董事长电话再三要求，我想回深圳。周老板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安排沈总处理。沈总也满口应承，当得让我等三个月，因为公司需要培养新人来京替换我。时间就是个奇妙的东东，深圳三个月的时光就如白驹过隙，北京的三个月仿佛度日如年。
终于在2001年5月，我踏上了回往深圳的列车。在车上我暗下决心，这次回鹏城，我一定脚踏实地的工作，彻底改变蒋经理对我的看法，在蒋经理联姻端主管眼中，我是个玩世不恭，吊儿当当的老油条。
5月的深圳烈日当空，下了火车，不敢停留，直奔工厂。不知道是心急，走的太快，还是那双在北京买的新皮鞋质量太差，右鞋脱胶，张着大口。我只得随便在路边捡了根绳子胡乱的缠在脚上，马不停蹄的向工厂赶去。蒋经理对我的回来没有什么好感，只是老板的行政安排，谁也不能违背。
深圳的维修部依旧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喇叭里放着音乐，大家在嘻嘻哈哈中工作。下班的铃声还没有敲响，很多人已经收拾好桌面，准备百米冲刺到工厂食堂饱餐一顿。这和我数月前，独自每天傍晚在冰天雪地的北京郊外踩着三轮车，逐一到不同的货运公司的露天代办点送货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台17寸CRT显示器，居然还是两个人嬉笑怒骂的抬着走。我在北京，每次显示器到货，我一人要将几百台显示器在库房码好。北京公司库房面积有限，17寸的显示器要码5层，15寸的显示器要堆7层。在这些高大的积木面前，我的身躯显得是多么渺小。仓库也长年累月没有人打扫，也没有办法打扫，因为堆满了货，地上的灰尘有几毫米的厚。每次干完活，吐出的痰全是黑色。这些本不是我的工作范畴，但是山高皇帝远，北京的徐海海一手遮天，我能不按照他的旨意照办么？我也不是个怕吃苦的人，如果徐经理能一视同仁的对待我，我也不会离开北京。徐海海不是个理性的人，平时就喜欢咆哮，对我更是左右不顺眼。他这样的性格也许做敢冲敢闯的业务员是比较适合，但作为领导还有很多地方要成长。我当然也不能向周德海董事长告他的状，即使说了，又有什么用呢？老板会相信我么？和徐海海这样的栋梁之材相比，我连个公司这座大厦的螺丝钉都不算。
能回深圳总部，我觉得是老板给我第二次重生的机会，我决心干出成绩。各地寄回总部坏的显示器已经堆积如山。我问新来公司的维修工程师，“火烧眉毛，他们咋能如此悠闲自得，一点不着急维修？”他们的答复让我愕然，“翘着屁股修完了，以后要是闲一点，公司岂不是觉得我们多余么？每天只要修一两台显示器就对得起工资了。”这些人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他们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但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工作态度。每天中午，大家休息，我也没有停下手中的活。下班之后，别人都吃过晚饭，回办公室打游戏，我还在孜孜不倦的工作着，我每天差不多要修好8台显示器。经过两月的努力，仓库已经没有什么坏件库存了。蒋经理对我另眼相看，很多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该休息了。”蒋经理还特意安排将我的宿舍调离工厂居住区，重新回到全国环境示范小区------松坪山生活区，我住的是套房中2人的单间，那些不急不慢干活的老油条虽然也生活在小区中，他们住在套房中的4人单间里。
而这时公司计算机板卡的维修瓶颈日益突出。以前公司只做销售，板卡的制造、维修都是交给外协厂来做，为了降低成本，公司决定自己来分享这块蛋糕。公司新进的维修人员对板卡线路的维修都能搞定，唯独BGA这块的处理是他们的短板。负责BGA重新植焊的工作是刚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本科生胡正军，他的学历在工厂这边是鹤立鸡群。我也听人说过，胡正军自命清高，傲气十足。他高人一等的心态我能理解，但却不以为然。反正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井水不凡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