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将帅的要求，要镇定以深思，严正而条理，能恪守作战机密，能掌握“九地”之法，并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帅要了解自己的士兵，并且要能充分调动士兵们在战场上的冲杀精神，甚至把士兵置于死亡绝地，使士兵在无法避免的战争厮杀下，不战则死，战则可能不必死，从而激发士兵们为求生而拼死奋战的情绪。
公元前204年，韩信领兵同赵国作战。韩信兵少，处于劣势，他认为，要使士兵奋战而不溃散，必须置于危险绝境，于是，背水列阵，汉军死战，终于大败赵军。
公元前206年，项羽为了让部队死战，下令每人只带3天的干粮，砸烂锅灶，凿沉船只，士兵们果然不打算活着回去，于是大破秦军。
实际上，士兵的勇敢精神，从根本上说，是由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素质所决定的。为正义而战，为自己的民族而战，就会奋不顾身。而如果平时没有良好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仅仅靠“投之以险”去激发所谓的勇敢，则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失败的。孙子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众多士兵在战争中的主动作用，而是把他们当成愚兵，不光不让他们知道战争的意图和打法，还把他们当作被驱赶的群羊，赶过来，赶过去，把他们被动地推到没有退路的死地上去，强迫他们为统治阶级去卖命，这一点是应该批判的。
合于利而动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孙子兵法·九地篇》
“合于利而动”是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的用兵作战的指导原则。孙子说：“从前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使敌人前后部队无法相互策应，主力和小部队不能相互依靠，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援，上下不能相互照应，士卒溃散难以集中，交战阵形混乱不齐。对我有利就打，对我不利就停止行动。”
两军交战不能不言利，唯利而动是对战争目的及指导原则的集中概括。孙子十三篇，几乎篇篇讲利。《始计篇》中有：“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强调灵活用兵要凭借战场上有利条件。《作战篇》中有：“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强调利与害是对立统一的，知晓用兵之害，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用兵之利。《九变篇》中进一步重申“智者之虑必杂于害”，指出将帅用兵只有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才能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地形篇》中强调将帅的进退去留要以国家和君主利益为重，公而忘私，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军争篇》中总结道：“兵以诈立，以利动。”可见，孙子“合于利而动”的原则，在其兵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合于利而动”的谋略，首先强调将帅用兵作战，采用战术，制定方针，谋划战略要以现实的利害为依据。“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慎不可轻举也。”（《百战奇略·重战》）其次，“合于利而动”不是唯利是图，见利就争，见便宜就抢，否则，争抢到手的往往是诱饵，利会变成害。第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强调要兼顾利与不利两个方面，有利则动，则争，无利则止，则弃，动与争是为趋利，止与弃是为避害。“趋利避害”是将帅运用“合于利而动”谋略时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
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虽领域不同，但在运筹策划、运用谋略上却大致相同。政治斗争也是以利益为准则，以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高明的政治家“合于利而动”，往往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行动的准绳，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大局。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因保护和氏璧有功，又在秦王、赵王会面时使赵王免受秦王侮辱，回国后便被赵王封为上卿，这却引起了大将军廉颇的嫉妒和不满。他自恃有功，几次找碴，当面羞辱蔺相如，蔺相如都忍让了。蔺相如的下属打抱不平：“廉将军如此无礼，大人你为何一再受辱退让呢？”蔺相如说：“我和廉将军都是赵国的重臣，我们之间闹翻了，会使敌国有机可乘。为了赵国平安，我宁愿自己个人受点委屈。”后来，廉颇明白了真相，向蔺相如负荆请罪，这就是流誉至今的“将相和”的故事。蔺相如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以国家利益为重避免了赵国朝廷内部的分裂。
威加于敌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孙子兵法·九地篇》
“威加于敌”是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的一种威慑谋略，也是他倡导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用兵境界。
孙子说：“凡是霸王的军队，进攻大国就能使其军民因惧怕不敢集中起来抵抗；兵威加在敌人的头上，就能使它的盟国不能配合策应。因此，没有必要争着同天下诸侯结交，也不必在各诸侯国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施加于敌，就可以拔取敌人的城邑，毁灭敌人的国家。”
孙子在这里详尽论述了“威加于敌”谋略的作用和效果。“威加于敌”是把立威当作基本条件。立威首先是在心理上摧垮敌人的精神防线，使之兵乱军迷，屈服投降。
“威加于敌”从实行的条件看，必须要以强大的实力作后盾。这种实力不单纯指军事力量，也包括了政治、经济等综合国力。
“威加于敌”谋略运用得当，会取得“伐谋”、“伐交”的效果。所谓“伐谋”，即以威慑恐吓使敌国停止抵抗；所谓“伐交”，即使敌人的盟国因惧怕不敢履约形成同盟，从而达到“其城可拔，其国可隳”的目的。
“威加于敌”是以强大的实力对敌人施加威慑的力量，从而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公元前207年，刘邦夺占岈关就采用此法。岈关为兰阳与关中的交通要隘，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秦军有十万兵力守关，而刘邦只有二万人马。
若不顺利夺占此关，项羽就有抢先夺去关中的可能。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献计道：何不运用“威加于敌”之法，在岈关四周山上多张旗号，以迷惑守关秦军，扰乱敌心。再针对秦将贪婪特点，派郦食其携重金贿赂守关将领，不战而胜。
秦将见岈关四周山上皆是刘邦军的旗帜，内心惶恐，又贪恋钱财，终于不战而降。刘邦得以顺利引兵过关，西进咸阳。
践墨随敌
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孙子兵法·九地篇》
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了“践墨随敌”的作战原则。他说：“一旦发现敌方有可乘之机，就必须迅速乘机而入。首先夺占敌方的战略要点，而不与敌人约期而战。要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决定自己的作战行动。”
这是论述在与敌战前与战初如何行动。孙子认为，发现敌方一旦出现间隙时，第一是夺取战略要地，“先其所爱”，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动敌人；第二是不具体约定交战日期，“微与之期”，使敌不能“知战之日，知战之地”，处于紧张防守状态；而一旦与敌交战，则要“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践，本义是划除。墨，绳墨，木工划线用的绳墨。木工必先在木料上以墨绳划线，然后依此施工下料。此处以墨比作既定的作战计划，践，引申为履行，实行。“践墨随敌”意思是说，在实施作战计划时，随着敌情的变化而随时加以改变。
孙子一贯主张，高明的战争指挥者总是善于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在《虚实篇》中，他说“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九变篇》中，他又详细论述了如何随机应变，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等。在《九地篇》中他进一步总结道：“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生搬硬套兵书上的用兵原则，不用发展变化眼光分析判断具体情况，最后只能吃败仗。
孙子是从敌变我变的角度来阐述“践墨随敌”这一观点的，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了“我变敌变”。所以他在《九地篇》中进而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如隐蔽作战企图，示形于敌，调动对手，“易其事，革其谋”，“易其居，迂其途”；又如布势列阵也要如常山之蛇，灵活自如，善于策应，等等。其核心是强调灵活的指挥、多变的战术，反对迟疑坐困，墨守成规，避免丧失战机，陷于被动。
三国时期，魏国大将曹仁率兵数万攻打吴国的濡须，事先却扬言攻打羡溪，以此来调离濡须守将朱恒的主力部队。朱恒随即根据敌情改变作战计划，令部队避而不战，装着软弱无能，以诱曹仁就范。曹仁果然上当，被朱恒击败。朱恒以5000多兵力战胜数万之众的曹仁，就是成功运用了“践墨随敌”的计谋。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孙子兵法·九地篇》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是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的治军用兵谋略。帅，主帅。期，约定战场。孙子说：“主将对部属约定战期与部署作战任务，要像上屋抽梯一样，使其有进无退。主帅率军深入敌境，要像开弓射箭，使他一往无前。烧掉舟船，捣碎锅灶，以示死战的决心。对待士卒，要如同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又赶过来，使他们不知道究竟去哪个方向。”
孙子认为用兵如“登高去梯”，不给退路，逼其就范；且兵如放箭，只要用来射杀敌人，并不指望其回头；用兵如牧羊，只应听从主帅的指挥，主人的鞭子就是方向。毫无疑问，孙子这一治军带兵谋略，带有明显的愚兵色彩，它把士兵仅仅当作战争的工具，蔑视他们的人格与生命，是不足取的。
然而，当我们剥去“登高去梯”愚兵的外壳后，却发现这一计谋有合理性的一面。因为战场上两军交锋，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将士兵置于绝地，出于求生的本能，必然会激发他们拼死冲杀的决心，这就是为什么兵家使用“登高去梯”屡获成功的根本原因。第二，面对强敌或险恶的处境，为了鼓舞士气，稳定军心，适当采用一些愚兵之策也是必要的。第三，从严守机密，确保万无一失的角度来讲，对重大的军事行动可以对士兵隐瞒真情。孙子说：“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之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意思是说，要能蒙蔽士卒的视听，使他们对于军事行动一无所知；改变作战部署，变更实施方案，使他们无法知道我的真实意图；变换营地，迂回进军，使人们无法估测我行动的目标。
另外，“登高去梯”之策，不仅可用于自己军队内部以激励士气；也可用于对付敌军，以绝其退路。对内，将士兵置于死地，只应激发他们殊死搏杀，而不应断其援应；对外，断敌军退路，逼其就范，要防止其困兽犹斗，狗急跳墙，这是在运用“登高去梯”谋略应把握的关键所在。
“登高去梯”原意为送人上楼后，却把梯子搬走，使人无法下来，比喻诱使人上前而断其退路。在军事上指引诱敌人前来取利，待其深入，采用迂回包围，迫其就范。或在带兵作战中，有意把自己的军队置于死地，以激励其拼死搏杀，对自己的士兵使用“登高去梯”之计，古今中外有许多成功的战例。如秦末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大败秦军；楚汉井陉之战，韩信背水设阵击败赵军。今再举一例：
公元417年，东晋大将王镇恶奉命攻打长安，与后秦军作战。他率领东晋水军从黄河入渭水，到达指定战域后，命令士兵弃船登岸，并有意将渡船让湍急的水流漂走。士卒见之满腹狐疑，惊慌不安。王镇恶对士兵们道：“我们现在已经离家万里，船只、衣物、粮食也全部被河水冲走，已无退路，只有拼死作战方能求得生机。”晋军上下明白了王镇恶的用意，作战时人人奋勇杀敌，勇往直前，后秦军终于抵挡不住晋军凶猛攻势，败下阵来，晋军攻陷长安。
王镇恶的“登高去梯”谋略与前人的破釜沉舟故事如出一辙，都是把自己的军队陷之死地，造成有进无退，决一死战的态势。当然，这样做危险性很大，若非万不得已，不宜采用此策。
除了自绝退路之外，更多地是采用蒙骗的招数，使士兵蒙在鼓里，糊里糊涂地“登高”而被“去梯”。
并敌一向
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孙子兵法·九地篇》
“并敌一向”是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谋略。并，合并，集中；一向，某一方向。孙子说：“指挥作战，在于假装顺应敌人的意图，乘机把兵力集中对付敌人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点，千里奔袭，擒杀其将，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
要做到“并敌一向”，孙子强调兵家要善于捕捉战机，选择主攻方向。捕捉战机，就是要及时发现敌方的弱点，然后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战略突袭。《十一家注孙子》杜牧云：“若已见其隙有可攻之势，则须并兵专力，明向敌人。虽千里之远，亦可擒其将也。”选准敌方间隙的薄弱之处，就要果断用兵，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孙子“并敌一向”的思想，被中外兵家所重视。《淮南子·兵略训》云：“夫五指之更弹，不如倦手之一侄；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意谓五个指头更替击打，不如握紧拳头的一击；一万人更替进攻，不如一百人一起进攻，论述了集中优势兵力的道理。《百战奇法·合战》云：“凡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兵分屯数处，敌若以众攻我，当合军以击之。法曰：‘聚不聚为孤旅。’”意思是说，兵力分散力量就弱，兵力集中力量强大，这是用兵的一般原则。在防御战中，对于以优势兵力向我进攻之敌，也应当合军（集中兵力）去迎击它。兵力应当集中而不集中，就成为孤立的军队了。此论阐述了集中兵力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手段。拿破仑说：“进攻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点，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而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拿破仑在这里论述了进攻战的原则，一是兵力集中，二是火力用在“一点”，三是破坏敌人“稳定性”，再各个击破。毛泽东也说：“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可见，无论兵力多寡，是进攻还是防御，“并敌一向”，集中兵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作战原则，是实现在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根本手段。
“并敌一向”原则，强调把兵力集中使用于对敌人的一点或一个方面，就可以势如破竹，千里杀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