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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立陶宛奇遇记(2)


  独立后的立陶宛,不遗余力地凝聚海内外同胞的向心力。他们虽然需要调适的方面还很多,但人人对前途充满了希望。这种精神反映在国民身上,使我们看到的老百姓,几乎个个都流露着单纯向上、乐观奋斗的好质量。

  以我们的坏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时,绝大多数的人就会开始拼命追求物质享受,导致精神生活枯竭、人际关系疏离,人性的珍贵质量开始流失。到那时,可爱的立陶宛人是否有能力抵挡这种宿命?

  立陶宛摄影协会

  第二天早上10点,裘姬达接我们去立陶宛摄影协会与大家见面。这里的摄影协会影响力非常大,全国摄影家无论功力强弱,几乎都是协会成员。几位被公认为当今最好的立陶宛摄影家,都是该协会的重要干部或各地分会负责人。这种优秀艺术家也是好行政人员的例子,在全世界并不多见。

  车子抵达位于老城区维尔纽斯大学后方的一栋老楼房时,四方形的院落里,已有七八位先生、女士在等着我们了。其中有两张熟悉面孔,我看过照片,是《摄影家》杂志《立陶宛专号》所介绍的其中两位摄影家:史特西·兹维格兹达(Stasys Zvirgzdas)及罗穆亚尔达斯·波哲斯基(Romualdas Pozerskis)。

  前者是现任会长,后者则是专程开车来带我们去考纳斯的。兹维格兹达以高超的暗房技术将古文明与末世纪影像组合在一个画面中,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感慨。如今看到他时表情凝重,颇能体会他的忧时忧国。“在《摄影家》刊登的作品,是我在俄共统治时期完成的。”听他这么说,让我更明白了那些照片令人郁闷的原因。波哲斯基与他刚好相反,总是神采奕奕、乐观开朗。他在《摄影家》所发表的“最后的家”系列,充满了对养老院同胞的关怀。

  才跟大伙儿一一握完手,寒暄几句,我们就被带到会长办公室,因为《维尔纽斯日报》的记者已经等候多时了。年纪五十多岁、微胖、满头银发的记者显然来头不小,大剌剌地坐在兹维格兹达的办公桌上,面前摊着纸、笔,手里握着迷你录音机。我们才坐下,他就把录音键一按,单刀直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

  接下来的问题让我明白,我们的来访是件相当稀罕的事。这里亚洲人很少来,中国人来开摄影展更是头一遭。也因为如此,他的问题除了在摄影及文化交流方面打转外,也很想借由我们的口中了解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谈着谈着,他突然冒出一句:“你们有办法像这样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一定很富有啰?”

  “在台湾我们一点都算不上是有钱人,能这样旅行的人太多了!”

  采访结束后,兹维格兹达拿了许多的会员作品给我们看,并赠送了一些纪念品。中午时分,大家在会议室边围着大桌子闲聊,边享用梅丽塔准备的茶水、点心。

  “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的聚会地点!”我由衷地表示。一人接腔,众人立即大笑!听过翻译,我们也不由得笑了。无巧不成书,立陶宛摄影协会的总会与考纳斯分会,地点在很早以前都是妓女户隔壁。

  下午由波哲斯基、维吉妮亚夫妻招待我们。从我们下飞机开始,这些热情的朋友就把每天的节目都安排好了。由于协会成员平常各有职业,所有行政工作、访客接待均由大家义务分摊,他们彼此非常团结,感情很好。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这样被全天候地照顾着,深感当地人的好客,实在是跟我们中国人很像!

  在国家独立之前,立陶宛摄影协会的组织非常大,当地教会将整栋大楼免费借给他们当行政中心。纵使教会现已将大半产业出租给外国企业办公,协会依然颇具规模,除了办公室、教室,尚有一个小小图书馆、一间迷你器材供应中心。在几分钟的路程外,还有一栋由独栋古楼改成的摄影艺廊。我的摄影展巡回也将会在此举行。

  离开协会后,波哲斯基夫妻带我们去老街溜达。整座老城保存得相当完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94年列为人类文明遗产。

  老城区有很多教堂,一些重要的古建筑被改成美术馆或博物馆,比较著名的除了大教堂广场,还有建于13世纪的维尔纽斯城堡博物馆、16世纪所建的要塞“黎明之门”以及在苏联时期,曾经囚禁、审问过成千上万国民的“KGB博物馆”。在此博物馆担任导游与讲解员的,多为当年的人犯。

  冥想殿堂

  时间不够,每处名胜只能匆匆一瞥,倒是午后的一场大雨,让我们留在维尔纽斯大学的时间较长。这所创立于1579年的学府,外貌精致典雅,建筑年代在巴洛克风兴起之前,因此细部装饰并未过度烦琐,整体呈现出肃穆质朴之美。暑假期间未见教授、学子,但一踏进校园,便能感受到一股浓厚的书卷气。

  “学校放假,可是所属书店仍然营业,这是你们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波哲斯基大力推荐,我们也就欣然前往。店面位于四方院的一隅,外表平常,可一推门进去,就会立刻被震住!屋顶低矮,天花板呈弧形,于各方位联结着一个个拱形门,划分出不同的书籍陈列区。空间并不大,可是所有天花板、拱门、柱子上都铺满了缤纷夺目的精细壁画。起先还以为这是古时候的藏宝窖,细细观察,才发觉壁画都是近代所作,因为在众多圣经或神话人物当中,穿插着现代西服打扮的绅士肖像。

  “他们是维尔纽斯大学创校以来最具声望、最有贡献的教授,而壁画全是出自该校学生之手。”波哲斯基这么一说,我们恍然大悟。学府尊师重道、缅怀师恩之风,已在这家书店表露无遗,令人观之动容!

  书店只提供人文、艺术、社会及政经类读本,无论是平放或立摆的书,在宗教壁画的笼罩之下,均显得格外神圣,提醒着读者,每一本书都是智慧的结晶,涵藏着无数真理与启示。

  到任何国家,只要时间许可,我都会逛逛当地知名的老书店。到目前为止,这所大学的书店的确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虽是书店,但更像是冥思的殿堂,重新唤起人们肩负道德伦常、知识传承的责任感。

  传奇人物苏卡斯

  雨停了,该去考纳斯了。波哲斯基说,上路之前,要先去拜访摄影协会的创办人、前任会长安塔纳斯·苏卡斯(Antanas Sutkus)。“他是受所有人尊敬的大家长,一手凝聚、组织了全国的摄影人士。在担任会长的二十几年里,他不知营救过多少摄影家的性命财产。此外,他还是一位极优秀的摄影家。”

  “这么重要的摄影家,当初你们为何没建议将他包括在《立陶宛专号》内?”

  “有啊!”波哲斯基无奈地表示,“马奇加斯卡跟他起码催过十次稿,他每次都说好,可是始终没交。近几年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情绪这样低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也是因为这样,才不得不辞去会长职务。”

  这席话让我对苏卡斯的好奇心大增,一路上都在猜测他是个怎样的人。车子驶往郊外,在一处老旧住宅区内停下。波哲斯基招呼我们下车:“这是他的工作室,家在城里。”

  那是一所五层公寓的顶楼,楼梯一路都是灰扑扑的,看来不常打理。门一开,只见屋里堆满了照片档案盒,层层相叠,毫无空隙,让人喘不过气来。剩下的空间极其狭窄,只够摆张小茶几与几张椅子。56岁的苏卡斯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戴着墨镜,咬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喷出团团浓烟。逆光下的前会长,与我们所见过的他的同胞都不一样,粗犷、霸气,不像摄影家,倒似革命领袖。

  “啊--好怀念的烟味!”波哲斯基深深吸了一口气,“以前在协会办公室,闻到这个味道,就晓得会长到了!”

  苏卡斯站起来跟我握手。我为《立陶宛专号》未能将他的作品纳入表示遗憾,他却很干脆地回答:“那是我的错!”

  喝过茶,我急着想看他的作品,年轻的苏卡斯夫人也就欣然捧出一大摞、百来张的20cm×24cm大照片。空间太小,我只好蹲下来,在脚跟前一一翻看这些照片。

  对命运的质疑与控诉

  “哇!”我不由自主地喊出来。苏卡斯的作品实在是太好、太有力了!事实上,有好几张影像都曾在一些重要摄影刊物上看过。他所拍的那幅光头学生肖像,经常被用作出版品的封面:脖子结着领巾,眼神空洞,表情极不快乐,深刻反映了按快门时的苏联儿童的处境。我从不知这幅作品的创作者不是俄国人,而是立陶宛人,而这位摄影家此刻就坐在我面前!

  苏卡斯的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作品多半是120相机所摄的正方形构图,主题最多的是小孩,但他表现的并非是童稚、纯真,而是借由儿童影射极权制度下被扭曲的平民生活。照片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眼神都像一把刀,深深划进观者的心窝里。那是对命运的质疑与控诉,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毫无疑问,苏卡斯是当今世上的重量级大师!然而,他虽然在共产主义国家赫赫有名,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名气却远不及一些西方大国的二三流摄影师,就连我费心完成的《立陶宛专号》也把他给漏掉了!看完这组作品,我觉得对他极为抱歉,也自认这本专号没有成功。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提议在《摄影家》杂志的未来一期中隆重介绍苏卡斯的作品,而他也很慷慨地表示:“要什么照片随你挑!”

  之后,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辛苦的访问录音。内人将我的提问翻译成英文,苏卡斯夫人再将英文翻译成立陶宛文。苏卡斯回答时,顺序再反过来。从彼此对话可知,我俩对摄影的信念非常接近,在性情方面也有相通之处。他摘掉了墨镜,不再遮掩的眼神,明白显示他是条血性汉子。

  “苏联时期,立陶宛的物质极度匮乏。可是,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在你镜头下的同胞都让人感到一股坚韧的生命力,带着一种高贵气质与不可侵犯的尊严。现在国家自由了,人民生活也改变了,你从前最擅长捕捉的立陶宛灵魂,现在依旧存在吗?”

  他心急地等到冗长、辗转的翻译完成后,脸色整个凝重起来,说:“没有了!立陶宛的精神和灵魂只留在照片里。一切都变了,什么都不一样了……”

  “那,今后你要拍什么呢?”

  “只想拍空房子,再也不拍人了!”

  这句话由他嘴里说出来,让人格外心痛!因为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以肖像手法来表现立陶宛人的处境。这几年的变迁,显然使他对人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

  感慨万千地离开苏卡斯的工作室,手上提着他托付给我的五十张原作以及他最近出版的十册展览目录。我小心携带着这些立陶宛的灵魂,决定尽快将它们好好呈现在《摄影家》杂志上,并将展览目录推荐给有联系的各国摄影机构。也唯有如此,才能为这位了不起的摄影家略尽心意。

  不曾被攻克的堡垒

  立陶宛拥有汽车的人很少,即使有,也多半是原来生产的老车。波哲斯基显然特别有办法,开的居然是西德进口车。

  “你还挺资本主义的嘛!”我们跟他打趣。他笑嘻嘻地表示:“头些年大家还在揣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生活。有天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最近景况好,想多赚点钱,每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9点还不能休息。累得半死时,突然恍然大悟,原来现在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活啊!”

  汽车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上奔驰,前后左右鲜见来车,十分钟能遇上一两部车就挺让人兴奋了!对我们来说,车流量这么小的高速公路,还真是奇特。相信老波夫妇也难以想象台湾高速公路时时车水马龙、日日严重塞车的景况。

  “这样一路到考纳斯,景观太没变化,不如改走小路,绕到特拉凯(Trakai)看看!”老波建议。特拉凯在600年前曾是立陶宛大公国首都,如今是卡莱特人(Karaites)的聚落。他们是立陶宛最小的族群,现存人口不及200人,属土耳其族,奉行类似犹太教的宗教。祖先于14世纪被立陶宛大公从克里米亚带来助战,之后便世世代代于此定居。

  抵达特拉凯已是傍晚7点多,逛了一圈,没遇到卡莱特人,倒是在嘉维斯湖(Galves)旁逗留了好一会儿。湖中小岛有座14世纪的红砖城堡,如今被改成特拉凯博物馆,专展史前时期以及立陶宛大公国的遗物。

  四周一片宁静,脚下湖水清澈见底,几只白鹅无声滑行。光线依旧明亮,只是天边多了一抹夕阳,把绿树之间的城堡映得红艳艳的。一切美得让人不相信是真的,这般场景,我们只在广告片上看过,老波他们却是司空见惯。此趟旅途特别长,离开台北已将近一个月,立陶宛是最后一站,也是最能让我们放松的一站,放松到让人开始想家。

  “该上路啰,考纳斯在等你们呢!”老波轻轻催促,临上车时,他骄傲地指着湖心的红砖城堡告诉我们:“历史显示,无论敌人多么强大,这座城堡从来不曾被攻克过!”

  现实中的立陶宛自古以来就经常被强邻侵占,然而,立陶宛精神就像人民心中的红砖堡垒,从来也没被攻克过。遥想被讥为“贪婪之岛”的台湾,大家依旧有相信的事吗?有多少人的内心依旧矗立着精神堡垒?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晚上9点多抵达立陶宛第二大城考纳斯,天色终于暗了,上旅馆前,老波先开车绕了一圈,让我们熟悉环境。

  75年前,当首都和第一大城维尔纽斯被波兰占领时,考纳斯曾是临时首都。直到如今,在许多立陶宛人的心目中,考纳斯依旧是比维尔纽斯更纯粹的立陶宛城市,因为此地居民有87%是立陶宛人,而首都只有53%是立陶宛人(其余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