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
继位之初，乾隆皇帝就显示出了他那无与伦比的政治天赋。
雍正猝亡，权力交替，国为之荡。正当众大臣忙乱不知所措的时候，乾隆皇帝却以新君的身份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做好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工作。关键时刻，他一点儿也不含糊，镇定自若。
承嗣帝位后，他立即布告天下，详述大行皇帝患病及死因。他清晰地认识到，必须要给天下人一个很好的解释，否则难安民心。
八月二十四日，他还未正式登基，便颁布了数道谕旨，晓谕内外大臣。谕旨内容大致有三项：其一，朕受皇考付托，凡皇考办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当敬谨继述；其二，诸王大臣均是深受重恩之人，各宜殚心竭力，辅朕不逮；其三，外省文武大臣，如果因皇考“龙驭上宾”，将本已上奏的本章“中途赶回，另行反改，或到京后撤回不进者，经朕查出，定行从重治罪”。这几道谕旨，雷厉风行，既安大臣之心，又立新君之威，可谓攻守兼备。这位25岁的嗣君，通过果敢刚毅的政治手段，很快稳住了宫内和宫外大局。因雍正猝死引起的混乱，在嗣君的控制之下，终于平息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的首要任务，便是处理政事。新登皇位的乾隆从雍正手中接过担子之后，甚至连一天也没有耽搁，便风风火火地忙碌起来。他白天料理先皇丧事，事无巨细，皆处理得井井有条；晚上则召见大臣处理政务，发布政令，即便是伤痛父逝之时也不例外。有些时候，他在雍正灵前哭过之后，还要退回上书房继续披阅奏章。他精力旺盛，休息几个时辰，五更时又要回到上书房继续工作。如此周旋，从不言苦。这可苦了鄂尔泰、张廷玉等一班老臣，因为他们要侍候君侧。几天下来，这几个老大臣便支撑不住了。其实何止是老大臣，就是乾隆的兄弟弘昼等人也觉得难以支撑。他们不是乾隆，自然没有乾隆超人的意志和耐力。好在乾隆能够变通，发觉他们体力不支后，便让他们轮流侍候，才没有再出岔子。乾隆的勤政作风，从即位之初，便显露出来。
作为一个想要大展拳脚的君主，仅仅勤政显然不够，还要有独到的思想和强硬的政治手腕。雍正皇帝生前很迷信，特别喜欢大臣们报告地方上发生祥瑞的事，例如天降甘露、地生灵芝、麒麟生、凤凰出，等等。每每听到这些报告，他都会龙颜大悦，以为这些祥瑞的事，都标志着国家在自己的统治下，政治清明、人民安乐。大臣们察言观色，知道他喜欢这些，便经常投其所好，捏造一些祥瑞之事奏报上来。反正这些虚无缥缈之事，真真假假无从对证，不怕会露出了底子，还能获得奖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雍正当政期间，“祥瑞”现象不断，花样层出不穷。
乾隆却知道，这些所谓的祥瑞，根本就是投机者捏造出来的。身为皇子的时候，他不能言，也不敢言，否则必然会引起雍正的反感。但是现在不同了，他要制止这种现象的再度出现。雍正死后不到一个月，他就降谕禁止大臣奏陈祥瑞：
兹朕缵绪之初，仔肩伊始，深巩未能继述万一，岂能遽召嘉详？唯当与中外诸臣以实政实心，保守承平大业，时深乾惕，日凛几康，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之饰说也。
这道谕旨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那些奏报祥瑞的行径，都是不务实的虚妄之说，所以中外大臣应当慎言慎行。他这几句话说得虽然客气，但内心深处却着实厌恶这些行为。他传谕各省文武长官，此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可陈奏”。这一做法，虽然违了雍正的意愿，但却显示出乾隆治国的决心。他要拿这些虚无之事开刀，以正朝堂之上的不实之风。
即位一月之后，乾隆又做了一件有违雍正之意的事。这件事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他所颁布的其他谕旨。是什么事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这要从雍正的为人说起。历史上的雍正，是清朝最为勤勉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十三载，但却一直兢兢业业，从不放松。可尽管如此，后人对他还是多有诟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冷酷无情。他的冷酷，多体现在对自己兄弟手足的态度上。
在雍正之前，虽然满洲皇族内部也多有纷争，但却少有撕破脸皮，直至兄弟手足相互残杀、相囚的地步。但是这些事，却一个不落地发生在雍正身上。雍正登基之后，随即展开了令人发指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他的手段总是过于残忍了一些。据史料显示，雍正上台以后，当初那些和他争夺帝位的兄弟都没有善果。大阿哥和二阿哥在雍正年间被囚禁至死；三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亦被终身囚禁。最惨的是八阿哥与九阿哥，他们两个人当年在争夺帝位时比较活跃，故而所受的惩罚也最重。他们俩被夺爵受审不说，还被强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受尽侮辱，最后被折磨至死。“阿其那”和“塞思黑”都是满语，意谓“猪”、“狗”。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这种手法确实是阴毒了些。
对于手足能够如此，那么雍正对于其他宗室成员就更不会心软了。据清史料显示，雍正年间，爱新觉罗家族的很多宗室成员，或被夺去爵位，或被削籍离宗，或被贬为庶民，甚至是抄家流放，不计其数。最让人惊骇莫名的是，雍正皇帝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弘时也不放过，处死了事。在亲亲为上，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大的无奈和苦衷，他的做法都有些过了。正因为如此，他的行为引起了皇室，乃至天下人的不满。雍正在位时，虽然有很多人心生不满，但是却没有人敢表露出来。原因是，没有什么人能够承受得住雍正的雷霆手段。
很显然，乾隆也认为皇父雍正的行为有些过了。同时他也认识到，很多大臣同样不满意雍正的所作所为。那么，这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能够纠正雍正的这些错误，就能在心理上取得那些大臣们，甚至是天下人的支持？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在即位仅仅月余之后，他就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
阿其那、塞思黑存心悖乱，不孝不忠，获罪于我皇祖圣祖仁皇帝，我皇考即位之后，二人更心怀怨望，思乱宗社，是以皇考特降谕旨，削籍离宗。究之二人之罪，不止于此，此我皇考之至仁至厚之宽典也。但阿其那、塞思黑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圣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则将来子孙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办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俱奏。
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允禩、允禟等人虽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都已经死去，祸不及子孙，他们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都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当初之所以会把他们尽皆开除宗籍，是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的再三请求，而非出于先皇的本意。现在重提这件事，是希望诸位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能够妥善处理的方法来。
大臣们再傻，也能看出乾隆的意思：这是要翻案了。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这位新君的胆魄无不惊讶。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偏偏要站在先皇的对立面，对于一个刚刚即位为帝的人来说，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皇帝的旨意一下，大臣们自然知道该怎样去做。他们做做样子商议了一番，便建议皇帝恢复允禩、允禟等人子孙的宗室身份。很快，那些曾被雍正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而那些被囚禁于高墙之内的王公亦重见了天日。乾隆代父“还债”，更是给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孙拨付了一笔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雍正的那些兄弟们，多数已经死去，当然还有活着的。雍正一母同胞的兄弟十四阿哥允禵就还活着，只是被雍正囚禁了起来。乾隆也释放了允禵，并且赐给爵位，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让其安享晚年。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乾隆为了补偿这个十四叔，想把允禵被囚十三年的俸禄一一给还，但却遭了允禵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乾隆的种种作为向朝臣及天下人传递了一个信息：新君将会是一个宽厚待人的好皇帝。这些，更坚实了他的帝王基础。
温柔的手段
如果说大清王朝是一艘万吨巨船，那么乾隆的身份就很奇怪了。刚开始时他是旅客，忽然之间却又变成了掌舵人。没错，雍正在位的时候，他只能是一个“旅客”。
雍正发明了“密立储君”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也有弊。最优越的地方是，这种制度悄悄地确立了皇位继承人，让人知道有这回事，却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储君，有效地避免了因为夺位而产生的混乱。当然它的“弊”也不小，因为一直不能确定谁才是真正的储君，故而真正的“皇太子”也丧失了一定的处理政事机会。例如，康熙年间皇太子被废之前，就曾数次以“监国”的身份处理国事，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即位之前的弘历，显然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这艘“大船”上，他只能是旅客，是看客。
忽然间，他由“旅客”变成了“掌舵人”。这个转变实在太大了，大得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好在他心理素质不错，没有闹得个手忙脚乱。但是这个时候，他分明感到，自己有些势单力薄了。他知道任何一个君王，都必须有一个可靠的班底，这是政治资本。他还知道，倘若想要更快、更好地驾驶这艘巨船，就必须争取更多的官僚集团对自己效忠。
那么应该怎样去做？
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打出了一张极漂亮的牌。雍正逝世，满朝文武都在看着新君乾隆，想要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他，终究也没有让大臣们失望。他温文尔雅，宽厚待人，显然与老皇帝大不相同。雍正在位时，君与臣之间，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的多疑和严苛，使大臣们都得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谁都知道，在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面前，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会万劫不复。大臣们诚惶诚恐，雍正也总是喜欢以恶意去忖度大臣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君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当然，这种恶劣关系只能存在于各人心中，表面上君臣之间依然融洽。但是，这至少造成了一种恶果：大臣们只是被迫臣服在雍正脚下，而非真正地心服口服，更毋庸说推心置腹了。
可是乾隆却不同，从一开始，他的作为就让人心生温暖。可以说，即位之初乾隆颁布的那些谕令，使他的形象一下子在诸大臣心中鲜明起来。大家开始感觉到，新皇帝将会是一个好相处的皇帝。
但是大臣们还是不大放心，尤其是那些老臣们，更是有些害怕。他们在害怕什么？害怕被取而代之。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总会想方设法罢黜一批旧臣，启用一批新人，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新皇帝会不会这样做？谁也不知道，所以满朝文武大臣都在忐忑中翘首等待。
随后，他们放心了。乾隆显然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皇父时期留下的国家重臣，对那些高位老臣尤为尊重。他不仅借雍正之名，使鄂尔泰、张廷玉等老臣成为辅政大臣，更是尊称他们为“先生”而非“卿”。“先生”为师，“卿”为臣，一个小小的称呼之别，道出了新皇的敬重之意。老臣们又岂能听不出来？这使得那些老臣心怀感激，更加卖力工作。
说到底，乾隆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新手。他虽然有学识、有抱负、有头脑，但却欠缺经验。而那些老臣们，则个个经验老到。乾隆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常常虚心向他们请教。有时他出宫办事，便放心地把国事交由那些老臣处理。他的抚恤和信任，赢得了老大臣们的效忠。
另一个争取官僚集团效忠的策略，就是“宽”。这一点，他与皇父雍正背道而驰，有些靠近祖父康熙。雍正的驭臣策略是“以严立威，以威服人”，他认为只能用严苛的手段，才能让大臣们不敢怀有二心。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戴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乾隆即位之初，便开始宽大待下，每每能够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他用“从宽得众”的驭臣之道，争取到了很多大臣的效忠。
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为贻误军机被雍正判处死刑，囚于牢中。经过调查，乾隆发现他们罪不至死，便释放了他们。再比如，查嗣庭、汪景祺等人因为同情文字狱要犯，被雍正处决，他们的家人也被流放充军。乾隆亲自下旨，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
雍正去世时，还有一批因被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的获罪官员。雍正刑罚太严，使得那些获罪官员多因无力承担罚款而流离失所。乾隆即位不久，便颁发谕旨免除了一些人的罚款，并明令禁止不许株连亲友。在即位后的三个月里，他陆续免除了六十九名官员的欠款。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并谕令：“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奏给还。”从诸多清史料统计来看，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多名。
毫无疑问，乾隆以“宽”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这为他的施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乾隆无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明白新君即位赢得人心有多重要，更明白要想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让大臣们马上得到眼前的利益。事实上，他所颁发的每一道政令，都能从大臣利益的角度考虑。
虽然有学者指出，乾隆后期朝政的腐败，正是因为乾隆过于柔仁的性格和宽仁的施政纲领。但毋庸置疑，也正是因为宽仁，使乾隆稳稳当当地迈出了统治大清王朝的第一步。
经过雍正十三年的风霜之治，大清朝在高压统治之下，已然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乱的念头。这个时候，清廷需要用宽松一些的政策，舒缓人们的神经。
事实上，宽仁政策的确效果明显。暴雨过后，突然风和日丽，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心情舒畅。《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绢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从百姓对乾隆的拥护程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皇帝赢取人心的策略多么成功。他要的，就是四海归心。
不止是官僚拥护，百姓爱戴，就连外国使臣也对新君乾隆赞不绝口。当时，有许多外国使臣进京朝贺，一位朝鲜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故无忧。”另一位使臣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这两位朝鲜使臣的话，至今收录于《朝鲜李朝实录》中，由此可见乾隆仁政的影响之深。
无论如何，即位之初，乾隆就打了一场漂亮仗。他不仅在人们心中树立了贤君的形象，更赢得了官僚集团和百姓的支持。大清朝中最后一个盛世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
聪明的抓权方式
说到底，皇帝的威严以及政令的有效颁布，都需要用权力来维持。权力，是捍卫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工具。自古以来，无论贤君抑或是庸君，都知道要把权力紧紧抓在手中。乾隆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紧紧抓住权力。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大权在握岂非理所当然？理虽如此，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不乏大权旁落的皇帝。一旦真正的权力落入旁人之手，那么皇帝的威严势必会荡然无存，颁布的政令也很难有效实施。乾隆的曾祖父顺治、祖父康熙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在即位之初都因为没有抓住权力，从而不得不受制于人。
乾隆当然不想重蹈祖辈覆辙，事实上，他也比曾祖和祖父多了一些资本。顺治和康熙，都是幼龄登基，在处理国事上不得不依赖他人。但是乾隆不同，他25岁时登基，已然具备了牢抓权力的资本。
当然了，25岁只是代表他早已成年，不再是什么也不懂的孩童。至于怎样牢抓权力，这还要依人的智慧而定。乾隆是个聪明人，为了牢牢抓住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采取了几项加强皇权的措施。具体是：在行政上，他采取了秘密奏折制度，恢复了军机处；在舆论上，他抓住百姓迷信的心理，把自己神化为罗汉；在人事上，他在宽仁的大前提下，严厉地处理了一些前朝不服新政的官吏。三管齐下，他慢慢地把权力牢牢抓在了手中。
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帝们，无不尊崇“朝纲独揽”，乾隆也不例外。整个国家机器就好比一个金字塔，任何一个皇帝都愿意高坐顶端，俯瞰全局。但问题是，大清王朝是泱泱大国，百姓既多，国土又广，各级官吏自然也是多不胜数。有道是“鞭长莫及”，这些都对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以一人之力领导全国官吏，更是难上加难。那么，他这位势必要久居深宫的皇帝，又如何能够通晓庶务、明察官吏呢？
像大多数皇帝一样，他也施行了“广布耳目，收取信息”的策略。既然需要管理的人多，那么他就多给自己安插了一些“眼睛”和“耳朵”，自然能够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过，在前人广布眼线的基础之上，他又把这种策略加以改进，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他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实行密折制度，使信息能够充分流通，以便更好地监督与控制官吏；第二，恢复军机处，让它能够更有效地为自己服务。
为什么要实行密折制度？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信息的保密。过去传递信息，除了口口相传外，就只能依靠文字传递了，这使得信息内容很容易外泄。乾隆开始想尽办法，把信息的保密工作做到最好。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他又实施了几项措施。首先，他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是用汉文，这就有效地限制了认知群体。其次，他下了谕旨，严禁任何人将皇帝的批语泄露出去。皇帝批过的奏折毕竟还要给大臣们看，而大臣们喜欢议论的批语，有时候则会成为泄密点。最后，他在大臣们送奏折时，加入了一点儿自己的“发明创造”。很简单，他在奏折外面加了一个匣子，就是递奏折时需要将其放入匣子之中，而匣子则只有递奏折的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等于给奏折加了一道保密装置，传递奏折的人固然要小心翼翼，护送奏折的人也要诚惶诚恐，这样一来，泄密的概率自然大大减小。
乾隆性子缜密，他做好了臣子们的保密工作，也做起了自己的保密工作。对于秘密奏折的批阅，他从不假他人之手，甚至不需要用近侍帮忙。收到秘密奏折后，他总是亲自拆阅，然后再行批阅。有时候，遇到一些事关重大的密折，他就多花费一些力气，把密折的内容记在心里，然后烧毁原折，这样就能做到万无一失了。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废止了大清沿用已久的奏本文书制度，而改用密折汇报的形式。官员们如果有机密的事情要汇报，需要先以密折的形式呈上去，在获知皇帝的真正意图之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可想而知，这个时候的请奏，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掩掩外人的耳目。请奏的真实内容，皇帝早已了然于胸，甚至做了批示。这种密折汇报的形式，就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使乾隆牢牢抓住了权力。
为了紧抓权力，乾隆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恢复军机处。
乾隆二年（1737），乾隆颁下谕旨，裁撤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事务处，恢复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代官署名，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泄露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缜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出现之后便被皇帝紧抓不放，而且其职权也愈来愈大。
乾隆即位之初，并没有意识到军机处的重要性，而是将其当作是前朝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是很快，他就凭借敏锐的政治头脑，意识到了军机处的重要性。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前朝的政治积弊，并不是因为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于亲王和权臣把持政务要职。换句话说，这个职能部门并没有什么不妥，前朝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是在那些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身上。于是，他又重新恢复了军机处。当然，此时的军机处职能更大，制度也更健全。
军机处的前身是处理紧急军务之用，那么又如何能够帮助乾隆掌握权力呢？其实军机处，更像是皇帝的秘书。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可是首先他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无论多么聪明睿智、勤于政务，他的精力总是有限。可是天下庶事繁多，而他又想把天下事尽皆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是不是有些太难了？他一个人忙得过来吗？自然忙不过来，于是他需要依靠“秘书”代自己处理政事。
能够进入军机处的大臣，在忠诚度上都得到了乾隆的认可。他们紧跟皇帝之后，做的是贯彻皇帝旨意、出谋划策以及文字工作，有些类似于今天的高级秘书。军机大臣的重要性，体现在与皇帝的“亲近度”上，在密折问题上，他们同皇帝走得很近。但是论到实权，他们却根本无法与那些朝廷重臣相比了。尤其是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军机大臣们更是没有话语权，能够拍板拿主意的，只有皇帝一人而已。军机大臣所做的，就是把皇帝的决定移录到纸上，仅此而已。当然了，他们也可以提出一些实质性的建议，但那些建议仅供皇帝参考之用，根本左右不了局势。
虽然如此，但军机处的作用还是毋庸置疑。军机大臣们虽然左右不了局势，但却可以影响皇帝的决定。因此，乾隆在挑选军机大臣的时候，非常慎重。他定下了一个挑选军机大臣的标准，那就是不任用皇族，但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任用皇族，是出于皇族内部容易出现窥伺权力的考虑。而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则是为了保证满人在清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
为了使军机大臣更忠于自己，乾隆对他们格外恩宠。他曾颁下过一道谕旨，规定凡军机大臣者，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意思就是说，军机大臣可以随意提拔亲信而不被人指责以权谋私。仅此一项，就可以看出乾隆对于军机大臣是多么重视。
确实应该重视，军机大臣位高而权不重，言轻而责任重，真正构成了皇权的核心力量。为了更牢固地独握大权，乾隆还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六名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越轨的现象发生了。
尽管如此，乾隆还是不太放心，他把军机处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军机处权力的象征是大印，而大印是死物，很容易被图谋不轨之人所用。乾隆为了消除这个可能，管理大印极为严格，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他还规定只能由15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消除一切泄密的可能。
通过一系列措施，乾隆把军机处牢牢控制在手里。而通过军机处，他则牢牢掌握了权力。但是，他想要独揽大权，这些措施似乎还有些不足。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并把权力集中于军机处，由自己亲自领导。军机处权力的扩大，等于皇帝手中的权力也在扩大。随着军机处权力的越来越大，前朝最重要的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内阁都形同虚设。乾隆颁发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而下面的奏折可以直接递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转呈皇帝。
军机处的恢复及职能范围的扩大，使国家权力如同百川汇海，最后都悄悄流入乾隆手中。当然，从另一个侧面看，军机处往返于乾隆与大臣之间，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而言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的恢复，为乾隆独揽朝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从而使得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当然，权力是集中在乾隆手中。
堂堂天子化罗汉
乾隆不赞成皇父雍正迷信。即位之初，他把雍正生前宠信的僧人赶出了皇宫，以儆效尤。但是，他却懂得利用百姓的迷信心理为自己造势。
儒经《尚书》中说，天神改变了他对自己的长子、大国商国君主的任命。从周代开始，社会的最高统治者都被称为“天子”。所谓天子，自然就是天神的儿子，这当然是统治者统治百姓的一种手段。乾隆别出心裁，把自己神化为罗汉。他宣传自己是金身罗汉转世，是上天派到世间来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志。他是罗汉转世，那么他的命令也就成佛祖的命令了。这种转化，使他在百姓心中的威望更高，更有震慑力。
在乾隆之前，大清王朝的皇室成员中有不少崇信佛教之人。乾隆的皇父雍正是一个，不过他虽然笃信佛教，但却还分得清信仰与现实的区别。他从没有因为信佛而心慈手软，大行仁政。乾隆的祖父康熙对佛教也很有兴趣，六下江南期间，但凡名山大寺，他总要去烧香拜佛，有时还会书赐匾额。乾隆的曾祖顺治笃信佛教，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琇、木陈忞和溪森等禅师入内廷说法。后来因为笃信佛教，他差点儿舍弃皇位遁入空门。由此可见，大清王朝的那些皇帝们，大多都礼信佛教。
乾隆也信佛。不过对于佛教，他没有雍正信得那么切，也没有康熙信得那么真，更没有顺治信得那么虔诚，但毫无疑问，他比那些祖辈们更会利用佛教，他比他们更懂得用百姓信佛的心理控制百姓。
在百姓心中，他不仅是皇帝，更是金身罗汉转世。
佛教认为，人修行后可达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罗汉，达到了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烦恼，不用再入轮回道进行生死轮回。另外，在意译上罗汉还有三层解释：一说可以帮助人除去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二说可以接受天地间人天供养；三说可以帮人不再受轮回之苦。而这些解释，正是乾隆宣传自己是罗汉转世的目的所在。既然他是罗汉转世，那么就有帮助人们除去生活中一切烦恼，帮助人们不再受轮回之苦的能力。他有吗？如果他是金身罗汉转世，那么他就有。人们一旦相信这些，自然会顶礼膜拜。
据佛经记载，罗汉原有十六位，都是释迦牟尼的得道弟子。后来，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十八罗汉，又补上了两位。关于这两位后补的罗汉，说法不一。一说是著《法住记》的庆友和尚与译经和尚玄奘。前蜀张玄和五代僧人画家贯休分别画了十八罗汉图，宋代时苏东坡分别为上述的画赋诗题赞。他认为，后补的两尊罗汉，一是“庆友尊者”，即《法住记》的作者；二是“宾头罗汉”，即第一尊罗汉的异名。还有人说，这两尊罗汉应该是迦叶与布袋和尚。
到宋代、元代以后，十八罗汉之说已广泛流行于民间，连中国古典神魔小说《西游记》中也出现了“十八罗汉斗悟空”的故事。不过，宋代志磐撰《佛祖统计》认为，宾头尊者为重复充数；庆友尊者是《法住记》作者，故都应该排除在外。《佛祖统计》指出，以正当身份受佛祖嘱咐的最后两位罗汉应该是迦叶尊者和君徒钵叹尊者。
对于这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乾隆并不买账。清朝的《秘殿珠林续编》中，乾隆题颂最后两位罗汉，分别是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并由章嘉活佛所考定。虽然乾隆和章嘉活佛渊源颇深，但能够对后补罗汉提出不同意见，至少说明了他对佛教经典的认识之深。由此可见，乾隆将自己神化为金身罗汉转世，并非全是出于迷信百姓。
事实上，到了后来，他认为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了罗汉的程度。他曾说过：“圣心与佛心无二别”，他是以“圣心”修成罗汉的。他自认虽然不敢与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相比，但也修行出了一定的成就，不为世间一切所惑。严格来说，他的这种想法有些自大，但却并不过分。作为一代贤君，他确实修行出了一定的成就。
乾隆十年（1745），他在《寄题独乐寺诗》中说：“丈六金身应好在，春风过后偶相思。”什么意思呢？他认为罗汉金身可以长久存在，可以永远受人们的供养，叫人思念。那么，他既然把自己神化为罗汉，是不是应该也留下金身？
这种想法使他怦然心动。
于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兴建罗汉堂时，他下令把自己挤入罗汉中。
于是，碧云寺罗汉堂中的第四百四十四尊罗汉便变了样。第四百四十四尊罗汉名为“破邪见尊者”，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正直慈和，好静善思，道行也很大。养正在《五百罗汉谱》中说：“第四百四十四破邪见尊者，正面而坐，右脚高架，双手交叉置于腹前，方面大耳，体形丰硕健壮，神态从容高贵，宁静思索貌。”那么，碧云寺罗汉堂中这尊罗汉变成什么样了呢？虽然还是名为“破邪见尊者”，但脚不高架，双手置于腿上，胸前护心镜上的两条龙在飞腾。这分明就是乾隆，他真的让自己“金身留世”了。
抛开私心不说，乾隆有意神化自己，甚至让自己“金身留世”，还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可想而知，当他以皇帝兼罗汉的身份深入人心之后，全国臣民又岂能不对他顶礼膜拜呢？神化自己，正是乾隆的高明之处。
宽严并济
甫一即位，乾隆就以“宽”和“仁”赢得了全国臣民的欢心。在臣民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仁君。
但是，他明白凡事过犹不及的道理。他的父亲雍正治国过严，有“暴”的倾向。他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却也明白，过于柔仁就会变成懦弱和无能了。他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形出现，否则如何管理国家？
即位之后，他对皇父的治国策略做了调整，提出了“宽严相济”的主张。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他认为，治理天下应该取“中”，也就是说有宽也要有严，宽严并济，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
可以说，乾隆的治国纲领是以“宽”和“仁”为主线，以“严”为辅线的。他翻旧案，释放了还在囚牢中的叔叔，使那些被雍正开除宗籍的皇室子孙恢复身份；他释放了一批获罪官员，更是免除了很多人的欠款，使他们不再受流离之苦；他颁布政令，采取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怎样看，他都是一位以宽仁治国的贤君。
雍正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六日，他下令将贵州苗疆用兵视为“紧急之事”。
雍正末年，贵州地方苗变。由于当地官兵剿抚不力，应变欠妥，以致变乱扩大。无奈之际，清廷派出钦差大臣，赶到贵州统筹全局。但是，钦差大臣张照行事乖张，不懂军事，而且气量狭小。他“挟诈怀私，扰乱军乱”，结果使得变乱更是难以收拾。天高皇帝远，雍正管不着，便有了“弃绝苗疆”的念头。
雍正死前，乾隆一直在以皇子的身份负责苗疆军事事务。他对于这件事的内情，知之甚清。他虽然不赞成“弃绝苗疆”，但却不敢违背雍正的意思。直至登基之后，他便“违反”父意，开始想办法解决苗疆之乱了。他知道，动乱一天不能平复，百姓就得继续受苦。
对于苗疆之乱，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认为，过去对苗疆用兵之所以会失利，除了文武不和、剿抚未定之外，主要是兵力没有集中攻苗，以致效果极差。计议已定，他任命张广泗为经略，让他拥有政军大权，率领六省支援官兵，直奔苗寨。乾隆元年（1736）六月，清军平定了贵州的苗变。
战争不是乾隆的目的，之所以出兵平苗，是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能够过上太平日子。贵州苗变平定之后，他免赋设屯，尊重苗俗，安定苗区，对待苗民施行了极为优厚的民族政策。结果，苗民生活是越来越好，自然也都遵纪守法。
即便是发兵平乱，乾隆还是不忘施行宽仁政策。他奉行儒家思想，决心以仁治国，以宽揽权。但是，他并非一味宽仁，对于那些胆敢反对新政的官员，他也能够严厉处理。
乾隆即位以后，户部尚书史贻直多次上书，陈述河南垦荒的危害。他说：“河南一带，因垦荒导致民不聊生，百姓卖儿卖女，就是为了应付国家的劳役。”乾隆听说后大为动容，遂下旨指责雍正苛严政治的积极执行者田文镜。他说：“河南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意思是说，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政策为主，实行高压管理。下属官员们，秉承了田文镜严苛的施政作风，使得当地百姓深受其苦。乾隆这几句话，尽显儒家仁政思想，官员们大多都能够揣摩圣意，改变施政作风。
河南巡抚王士俊认为，朝廷所谓的新政，其实就是推翻旧有的施政策略，以新充好。他并没有按照乾隆的旨意办事，督促州县开垦依然非常严厉。为此，乾隆把他调到四川任巡抚。
王士俊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贵州平越（今福泉）牛场渚浒人。他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考中举人，康熙六十年（1721）赴京会试，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任检讨。雍正元年（1723），他被雍正看中，到河南任许州知州，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雍正年间，他以耿直闻名天下。
被调往四川后，王士俊不服，于是便上疏指斥时政。他说：“最近的一些奏折，都意图翻前朝的案，甚至有传言说，只需要将世宗皇帝（雍正）时候的事情翻案就是好的奏折。如果这个言论传到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几句话说得很严重，所涉及的面极广，暗指乾隆即位之后实行的一些新政。乾隆即位之后，实行新政，以宽仁治国，确实翻了一些前朝旧案。王士俊的胆子的确很大，他以指责群臣翻驳前案为名，影射新君，甚至暗指乾隆翻案实为不孝。
实际上，王士俊是一个好官，但是他的思想却有些过于守旧了。他完全否定了乾隆以宽代严、革除弊政的施政理念。更要命的是，王士俊为官耿直，而且久享盛誉，他的言论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不加制止，让他的言论流传开来，那么新政不仅难以继续实施，乾隆也会成为“不法祖德”的不孝子，支持新政的大臣们也会变成“趋炎附势之徒”。王士俊还是一个耿直的好官，只是他看问题的眼光过于狭隘了。
乾隆看到王士俊的密奏，十分震怒。他马上在奏折上严批申饬，将奏折发于大臣们传阅。随后，他在养心殿召见王士俊，将其痛骂一顿，称其言论是“欺君悖理”。乾隆对大臣们说：“新政的施政方针与前朝并无二致，祖父、父亲与我的想法，原本就没有丝毫的差别。之所以要翻一些旧案，是因为任何政策实行久了，都会产生一些弊端，造成一些错误。因此，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有效性，这是自然规律。但是这个王士俊，分明在指责我别有用心，他到底是什么居心呢？”
这一段话，显示了乾隆内心的愤怒。他确实应该愤怒，违反祖制，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即便再宽容，也不能容忍这种指责。他是真的发怒了，准备严惩处王士俊。在大清律法里，王士俊的确构成了犯上之罪，仅这一条，他就有被斩首的资格。
不过，乾隆始终是一个宽仁的贤君，他免了王士俊的死罪，将其驱逐返籍为民。
尽管乾隆一心推行新政，但朝廷中的阻力还是很大，像王士俊一样反对新政的官员还有很多。他们已经习惯了雍正时期的严政，一时间很难更改过来。甘肃巡抚许容反对新政，也视乾隆的谕令为无物。
甘肃发生旱灾，庄稼歉收，乾隆闻之立即下令赈恤灾民。这本是件好事，但事情从许容身上往下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许容恪守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合是古时的计量单位，一斗为十升；一升为十合。按每升一点五公斤计算，那么一合就约重一百五十克。大口人家，每日仅有三合救济口粮，确实有些太少了。乾隆知道后，十分不满，下谕说：“宽政莫先于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为国踊跃捐粮。现在遇到粮食歉收，国家应该加恩赈恤，怎么如此刻薄呢？你做事有些太过斤斤计较了。”他实在无法重罚许容，因为其是按照雍正旧规在办事，只是略加警示，希望其能以百姓为重。
然而，许容并没有按照乾隆的谕示办事。当然，他并不是故意抗旨不遵，而是认为自己做得没有错。
这又是一个顽固的守旧大臣！
乾隆恼火了，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横亘在新政的路上。于是，他决定严惩许容。他先是降旨痛斥了许容，然后又暗示大学士查郎阿弹劾许容隐匿灾情，祸害灾民。在过去，暗示大臣进行弹劾，是皇帝惯用的伎俩。借着这个由头，乾隆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并交由刑部治罪。他虽然并没有处死许容，但却凭借着雷霆手段，重重地警告了满朝文武——谁再敢抗旨不遵，阻碍新政，将绝不容情。
乾隆说，对那些“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此则拂人性、逆人情者”，要严以查办。这几句话，显示出他宽仁施政的决心。在他的坚持下，朝廷中一大批官员因“严刻”而被处置。
事实上，乾隆以严厉手段处置那些反对新政的官员，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独揽大权。通过这一系列的严厉惩处，前朝大多数官僚越来越惧怕他，再也没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当那些顽固守旧的大臣们被肃整之后，他对手中权力的运用，便越来越顺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