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中的特殊
由于西南的云、贵、川三省长期游离于南明历史舞台之外，“大后方”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在明朝各省中，西南几省比较特殊，主要是涉及行政建制的问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取“分封制”，对贵族一般都是封个爵位，圈块地出来，自己玩儿去吧。爹死了儿子继续玩，儿子死了孙子玩，于是形成大大小小的世袭诸侯。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并逐步推行“流官”制度。官员由中央任命，并规定任期，时间一到立马调任。除非这个地方太烂，没人想来，自己又没有背景，就只能继续“把牢底坐穿”。“流官”制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官员一般不在自己的故乡任职，谨防搞裙带关系。
从秦朝开始，“流官”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到了明朝，“流官”制度已经在全国全面推行。不过，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为主的西南地区比较特殊。除了与全国其他地方无异的“流官”以外，这几个省还保留了“土司”的行政建制。“土司”有三个特点，一是就地任职，二是世袭罔替，三是允许有自卫武装（称为“土兵”），实际上有点类似于家族式的“地方高度自治”。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雍正时期。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才正式寿终正寝。
客观地说，“土司”在明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一，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广大山区的社会管理还处于“部落式”的阶段，“土司”恰好适应这样的管理模式。
其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与内地差异较大，通过“土司”的“家族式”、“部落式”管理，有利于维护地方稳定。
在西南几省中，云南又是特殊中的特殊，因为这里除了地方土司以外，还设置有省一级的“大土司”，也就是电视剧《沐府风云》中的沐氏家族。
洪武时期，沐英率军平定云南，朱元璋考虑到云南地域与社会的特殊性，特事特办，特批沐英为西平侯（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子封黔国公，此后以黔国公袭爵），世代镇守云南。至南明时期，承袭爵位的沐氏子孙叫做沐天波。
这样一来，云南实际上是“一省两制”：既有全国通行的省、府（州）、县（卫）几级“流官”，又有部分地区设置“土司”，并接受世袭勋臣沐家的领导。
平地惊雷
张献忠流窜到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云南的神经高度紧张，各派势力也空前团结起来。黔国公沐天波、云南巡抚吴兆元、云南巡按吴文瀛整天忙得上窜下跳，调官军、“土兵”在云南、四川交界地区紧急布防。
所幸张献忠没有南下的意图，云南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令沐天波没有想到的是，张献忠没有入滇的兴趣，云南却平地起惊雷，阵脚自乱。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并先后攻占大姚、定远（今云南牟定）、姚安等地，气焰极其嚣张。负责领导土司的沐天波急调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率“土兵”围剿叛军。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吾必奎很快就被强摁下去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其他土司纷纷返回原籍时，参与平乱的蒙自土司沙定洲居然赖在省会云南府（与昆明府县同城）不走了！
沙定洲往日深受沐天波的信任，因此这种异常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沐天波的警觉。沐天波认为，沙土司不过是在山沟里待久了憋得慌，趁机向领导撒撒娇，赖在昆明享受几天再回去。
其实，沐天波只猜对了一半：沙定洲想在昆明享受不假，但他不是“暂住”，而是准备“落户”。
让沙定洲“落户”，沐天波怎么办？好办——滚蛋！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在昆明发动叛乱，猝不及防的沐天波在龙在田、禄永命的护送下向西逃往楚雄。悲催的是，沐天波的母亲和老婆来不及跑掉，在一座尼姑庵中自缢身亡。
沙定洲占领昆明后，立即派兵向西追击沐天波，非置其于死地不可，却遭到金仓兵备道杨畏知的截击。“土兵”不是官军的对手，只得败退，沐天波暂时在楚雄安顿下来。
随后，沙定洲一面派兵攻取云南各地，一面对云南的“流官”威逼利诱，迫其归附。沙定洲还胁迫云南巡抚吴兆元向隆武朝廷上疏，诬告沐天波谋反，并提议由自己代替沐家接管云南。（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
沙定洲担心隆武皇帝朱聿键看出破绽，又伪造大学士王锡衮（云南禄丰人，至昆明时遭沙定洲软禁）的印信，向隆武朝廷提供伪证。
由于距离太遥远，再加上自己又是“泥菩萨过河”，朱聿键没能力也没兴趣明察秋毫。隆武朝廷同意了沙定洲的无理要求，并发出“扫除沐天波”的谕旨。后来，事情的真相终于辗转传到福州，被忽悠的朱聿键深感鞭长莫及，实在是无可奈何，索性“置而不问”。
从此，除了沐天波控制着楚雄以西地区，云南大部已成为沙定洲的天下。
半路杀出个孙可望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沐天波终于盼来了“救星”——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
孙可望，陕西米脂人，“屌丝”出身（一无赖子），早年跟随张献忠造反，因“狡黠善伺人意”，深得张献忠的喜爱，收其为“义子”，又封平东将军。除了孙可望以外，张献忠还收有安西将军李定国、定北将军艾能奇、抚南将军刘文秀三名“义子”。
崇祯十二年（1639年），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再次反水，率部入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隆武二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吴三桂率大军经陕西入川，清剿大西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率部转移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但与大顺军不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位“义子”兼悍将很快便达成了共识：要想度过难关，必须加强领导。大家一致推举年长的孙可望为“盟主”，与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组成一个“领导集体”，率领危难中的大西军残部突出重围。（议推可望为主，凡事听其号令。）
新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产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
由于豪格、吴三桂的攻势太猛，继续待在四川无异于送死，孙可望决定挥师向南，撤往南明辖区内兵力薄弱的贵州。
孙可望率四万残部从西充南下，经重庆府时遭遇南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凭借人多势众，孙可望率部冲杀南明军队防线，击毙主将曾英，顺利渡过长江天险。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稍有喘息时机的孙可望在綦江集结部队，开始对大西军进行整顿。
这都什么时候了，逃跑还嫌腿短，哪有闲工夫整顿？
——其实不然，越是危难时刻，整顿越是必要。
大西军冲出了重围，但依然面临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去哪里发展？怎么发展？
去哪里发展的问题，孙可望在掌权之初便已经解决了，答案是地处四川南面的贵州。现时的问题是怎么发展，具体地说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先说“举旗”问题，大西政权的旗号到底还要不要？
张献忠弃守成都率部转战时，曾给孙可望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既然有张献忠的遗嘱，“举旗”问题应该有答案：取消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合作。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顺军残部投靠何腾蛟的遭遇，我们是见识过的。南明政权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始终视大顺军、大西军为“流贼”和“仇敌”。
合作？谈何容易！
尽管南明政权中不乏堵胤锡这样的开明政治家，但主流思想依然是“平寇抗清”。
“我本将心向明月”，朝廷却要代表明月消灭我。“归明”的道路，目前还走不通，大西政权的旗号有必要再打下去（不然只有打白旗了），但可以伺机灵活处理。
再说“路线”问题，主要是指治民政策方面。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争议颇多，清朝编撰的史料又多有污蔑、夸张之辞，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张头上扣。不过，大西政权偏于严酷、残暴的统治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百姓遭遇的劫难也是耸人听闻的。大西军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孙可望认为必须改弦更张，采取亲民的政策，注意笼络民心。
最后是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不难，张献忠的“政治遗嘱”说得很清楚——“毋为不义”。说得直白一点，所谓“不义”就是向清军投降。所以，大西军不能投降，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投降！
綦江整顿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对于危难中的大西军，乃至对全国的抗清形势，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豪格穷追猛打，孙可望迅速从綦江南下，抵达四川遵义府（今属贵州），一路上“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綦江整顿初见成效。
随后，孙可望率大西军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一举攻克省会贵阳，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逃往定番州（今贵州惠水）。二月十二日，艾能奇率部攻克定番，南明在贵州的官方势力被摧毁。
在明朝时期，贵州地盘并不大，今天的遵义、毕节、威宁等地当时都属于四川管辖，而且南明在贵州的兵力极其薄弱。孙可望占领贵阳，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贵州。
更重要的是，豪格一路追到遵义，连乌江都没过，直接“班师凯旋”了。——孙可望不是在贵阳吗，怎么能“凯旋”呢？
不是豪格不想继续打，而是没法打。——四川多年战乱，再加上张献忠胡搞，经济生产破坏相当严重，清军的后勤补给极其困难，总不能让几万大军饿着肚子打仗吧？
豪格撤回北京，吴三桂撤到陕西汉中，留下王遵坦、李国英俩人镇守四川，孙可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
正当孙可望准备立足贵州、谋求发展时，西面的云南来了一个人，让孙可望改变了初衷。
这个人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派来的使者。崇祯时期，龙在田的“土兵”曾被朝廷调到湖北襄阳、郧阳一带“剿贼”。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招安”后，与龙在田来往密切。如今云南陷入混乱，龙在田得知大西军南下贵州，自然想到派人来搬救兵。
使者向孙可望介绍了云南近年来的情况，从吾必奎叛乱到沙定洲叛乱，云南实际上已经陷入内乱之中，迫切需要大西军出手相助。
孙可望得知云南的情形，敏锐地感觉到大西军可以在云南建立更加稳固的根据地。云南地域广阔，位置偏远，比狭小的贵州要好得多。
打定主意之后，孙可望一面派间谍进入云南探查，并四处散布假消息，声称沐天波夫人焦氏的家族武装不日将入滇复仇，一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出师前的准备。
由于孙可望打着“焦氏复仇武装”的旗号，云南人信以为真，“延颈望之”。从贵阳开赴云南，大西军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云贵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二十五日，孙可望率大西军攻克平彝（今云南富源），进入云南境内。跟作战经验丰富的大西军相比，云南的“土兵”充其量就是“民团”，孙可望一路势如破竹，二十九日便进抵曲靖府，俘获已归附沙定洲的云南巡按御史罗国献。
攻克曲靖，昆明的东大门洞开，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折向滇南，直捣沙定洲的老巢阿迷州（今云南开远），一下子干掉沙定洲调来的一千多援军。
归功于间谍的虚假宣传，云南人深信孙可望的部队是焦氏的家族武装。“三人言虎”，再加上孙可望放着眼前的昆明不打，却轻车熟路地打阿迷州（其实是龙在田派人做的向导），让沙定洲也对这支大军的“焦氏家族武装”的身份深信不疑。
沙定洲认定对方确实是来复仇的，而且熟悉云南的地皮，否则怎么可能一进门就打阿迷州。既然来者不善，沙定洲决定暂避锋芒、走为上计。四月十八日，沙定洲弃守昆明，逃回蒙自。
大学士王锡衮被准备逃跑的沙定洲剁了，“识时务”的吴兆元保住了老命，继续留在昆明，准备迎接新主子。但是，嗅觉灵敏的吴兆元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到云南平乱的不是什么“焦氏家族武装”，而是几年前自己跟着沐天波千防万防的大西军！
真是防不胜防，大西军竟然趁乱入滇。
醒悟之后，吴兆元头都大了：龙在田，你个王八蛋，这不是招虎赶狼吗？
吴兆元想“剿贼”，但苦于手下无兵，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四月二十四日，孙可望率大西军经宜良进入昆明。
兵不血刃占据昆明，孙可望开始推行新策略：平叛、剿顽。
——平叛，当然是消灭盘踞在蒙自的沙定洲势力。这是必须的，不然咱大老远到云南干吗来了？
——剿顽，目标是暂避在楚雄以西的沐天波、杨畏知势力。这就有点无耻了，人家龙在田是请你来平乱的，不是请你来添乱的，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孙可望管不了这么多，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待这儿了！云南以前是谁的我不管，反正我是从沙定洲手上夺来的，那就是属于我的战利品。你想咋地？你敢咋地？
龙在田自食其果，吴兆元有苦难言，云南在一夜之间被大西军砸了场子。
五月二十二日，李定国率部占领临安府（今云南建水），准备清剿沙定洲盘踞的蒙自。偏偏事不凑巧，虽然吴兆元、龙在田不敢动，却不乏胆子肥的，昆阳知州冷阳春、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武装政变，直逼驻守昆明的孙可望。李定国赶紧撤回昆明，于六月二十三日将其平定。
李定国向南进剿时，刘文秀也统兵从昆明北上，经富民夺取武定、禄劝等地，又向西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对沐天波、杨畏知的北面构成威胁。
八月，孙可望亲自率军西征，在禄丰击溃云南官军，活捉杨畏知。
杨畏知是陕西宝鸡人，跟孙可望算是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可望想跟杨畏知好好谈谈。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谈话一举扭转了全国的抗清形势，并因此载入史册。
意义很重大，但谈话本身却很简单。
孙可望对杨畏知说：我率军入滇是来剿贼的，也希望跟你们合作抗清。（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
这话的真实性明显有水分，要换作何腾蛟、瞿式耜，恐怕早骂起来了：你说你是来剿贼的，那你打我干什么？合作？合作个屁！
幸运的是，杨畏知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所谓的“流贼”并没有偏见。既然对方主动提出来合作，自己又成了俎上之肉，为什么还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死搬教条活受罪呢？
合作没问题，但该讲的原则还是要讲的。杨畏知向孙可望提出了“约法三章”：“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
后两条没问题，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这么干了。第一条看似不可能实现，但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如今时机成熟，可以答应这个条件。
双方成交！
孙、杨盟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当前，为混乱中的云南翻开了新的篇章，更在于几年之后，为“逃跑帝”朱由榔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让濒临覆灭的永历政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当然，此时的孙可望、杨畏知还想不到这么远。
杨畏知实际上代表了沐天波，因此孙、杨达成盟约，促成了云南“大佬”沐天波接受孙可望的领导。九月，刘元秀率军进抵永昌（今云南保山），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原则，与据守滇西的沐天波达成和解协议。
混乱多年的云南，终于尘埃落定。
建设抗清根据地
孙可望出身卑微，多年来追随张献忠出生入死。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深受张献忠器重的孙可望直接参与了政权的日常管理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经验。
事实证明，孙可望虽然大老粗一个，但他不仅是名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名治世能臣。
出于建设“抗清根据地”的需要，孙可望开始施展拳脚，大刀阔斧治理云南。
——政权建设方面。
虽然没有得到永历朝廷的正式承认，但孙可望履行“不得仍用伪西年号”的承诺，采取“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的方针，为将来与永历政权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有了这个基本原则，沐天波以及云南官员的安置就比较顺畅了。沐天波的爵位保留，名义上继续领导汉族“土司”，杨畏知、王应龙等前明官员均得到委任。
搭好了架子，孙可望开始整顿吏治，总方针是在綦江整顿时定下的亲民政策。
要想将云南建设成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就必须争取民心。要想争取民心，就必须确保官吏勤政为民。
在这个过程中，被委任为“工部尚书”兼“巡按”的王应龙起到了突出作用。他领导“纪委”（巡按衙门）长年累月巡察各地，惩治贪腐，为百姓伸冤鸣冤，民望极高。
值得一提的是，孙可望还有一项超乎寻常的政策“许地方头人起诉”。说直白一点，热烈欢迎底层“屁民”的“有组织上访”，既不拦截也不关押，甚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一时间，贪官惊慌失措，百姓欢欣鼓舞。
——军事方面。
和平解决滇西以后，云南大部已在孙可望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沙定洲还控制着阿迷州、蒙自，同样顽固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控制着东川（今云南会泽）。
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孙可望派艾能奇率军征伐盘踞东川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但是，能征善战的抚南将军艾能奇却在阴沟里翻了船。大军距东川三十里时，遭遇土司埋伏，艾能奇中毒箭意外身亡。孙可望痛失一员猛将，另派精兵讨伐，总算拿下了东川。
七月，李定国、刘文秀南征阿迷州、蒙自，将负隅顽抗的沙定洲团团围困。
云南本来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沙定洲固守的蒙自就更惨了，别说什么粮食储备，吃了上顿能有下顿就很不错了。
这么一个状态，哪里经得住围。不过十几天的时间，缺吃少喝的沙定洲饿得前胸贴后背，扶着墙出来了：我投降，给口吃的成不？
十月，酒足饭饱的沙定洲在昆明被处死。
云南安定了，孙可望又在边境设防，“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在云南内地，孙可望加紧招募新兵，开展军事训练，严肃军纪，做好抗清斗争准备。据史料记载，孙可望当时“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抗清队伍。
——经济方面。
建设“抗清基地”，光有军队不行，士兵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
云南属于高原山区，可耕种的土地不多，生产关系和耕作方式又比较原始，因此粮食产量不高。再加上几年的战乱，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很难支撑几十万大军的粮食补给。
考虑到云南的底子太薄，孙可望结合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主要采取的政策包括：
其一，重新划分土地，同时照顾地主、农民的利益，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条政策看似不起眼，但作为农民起义军，能如此顾全大局，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二，保护民间贸易，铸造铜钱，取代原始的贝币。云南是产铜的，但全被朝廷拖走了，再加上地处偏远，百姓普遍使用极其原始的贝币。铜钱的使用，为工商业的繁荣和云南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赋税，这在全国是最轻的。如此低的税率，怎么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孙可望还有办法——井盐官营。云南出产井盐，孙可望建立了专门的盐税司进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万两以上，再加上赋税和铜矿的收入，足够了！（当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镇的算法。）
——社会管理方面。
云南民族众多，而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比较封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争取云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民心。
因此，孙可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装自治”的现状。孙可望对少数民族没有偏见，主张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还带头刻印佛经。另外，孙可望还扬长避短，发挥“土兵”的优势，组建山地兵、象阵等特殊兵种。
孙可望虽是一介武夫，但拿枪杆子的人并非全是藐视拿笔杆子的。在孙可望看来，抗清事业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云南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决定“开科取试”，发掘人才，并尊崇孔子，以此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偏远贫弱的云南堪称“世外挑源”，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永历三年（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永历政权治下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归功于大西军，归功于孙可望等人！
你不配！
短短几年时间，云南成了天下大乱中的“世外桃源”，应该承认孙可望功不可没。但是，云南的繁荣，也让孙可望渐渐忘乎所以，与李定国、刘文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便意外阵亡。李自成好歹还有儿子（但也没什么用），可张献忠在弃守成都之前，早把老婆、儿子一起给剁了。
老板死了，“富二代”也被他爹干掉了，几万大西军还在，到底听谁的？情况危急，大西军将领来不及多想，儿子没了还有“义子”，咱们听“义子”的。
麻烦的是，张献忠收“义子”居然也搞“批发”，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个都是，这可咋办？前面说过，大西军将领最后拥立孙可望为“盟主”。
不过，“盟主”不等于“老板”，充其量是个“召集人”。战乱时期，大家忙着跑路，顾不上搞权力斗争。一旦平定下来，孙可望便暗中“偷换概念”，从“盟主”摇身一变，做云南的“土皇帝”。
李定国、刘文秀显然不服气：无论是当年做将军，还是后来自己封王，咱们都平起平坐，只是方位不同（平东、安西、定北、抚南），凭什么你就高人一等？当我们俩不存在？
孙可望渐渐发现，摁住云南不容易，想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两个知根知底的“老搭档”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云南一片歌舞升平，但统治层的矛盾陷入了僵局，三个人都有掌握大权的资格，总不能搞“轮值主席”吧？孙可望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不能迅速破解这个危局，等到手下的将领“选边站队”，云南极有可能不战自乱。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初跟他订立盟约的是杨畏知、沐天波，这俩人不过是前明的地方官员，并不代表朱由榔的意见。孙可望盘踞云南，永历朝廷并没有表态承认，那么云南到底是哪一家的地盘？
笑话！这也是难题？没人承认，咱乐得自己做主！——真是这样的话，孙可望的麻烦更大。俗话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姓朱的人另立中央都要被“群起而攻之”，更别说孙可望了，这不是欠揍吗？如果遇上一个爱管闲事的前明遗老，完全可能以“剿逆”的名义，串通李定国、刘文秀把孙可望给办了！
麻烦太多，关系太复杂，看上去千头万绪，其实想破解这个僵局也并非难事。孙可望需要的，不过是永历朝廷给个名分，而且高于李定国、刘文秀。
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理所当然地领导李定国、刘文秀，他们想造反也缺乏舆论支持。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治理云南，还能向四川、贵州等地招揽同盟军。
一纸“委任状”，所有难题全盘搞定！想到这一点，孙可望不禁豁然开朗。
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孙可望派杨畏知、“户部侍郎”龚彝前往肇庆，联络永历朝廷，并为自己请封“秦王”，为李定国、刘文秀请封侯爵。事关重大，孙可望对这两位前明官员不怎么放心，又派心腹潘世荣、焦光启一同前往。
对于永历朝廷而言，一纸“空文”换取云南一省，还有几十万的抗清队伍。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简直是千载难逢！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笔本应实现“双赢”的完美交易，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肇庆引发了轩然大波！
四月初六，杨畏知、龚彝抵达肇庆，将孙可望的请封书递了上去，引起朝堂一片哗然！与往日的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不同，此次朝议，群臣的意见高度一致：你不配！
客观地说，孙可望的嘴张得太大，“破格”破得实在是太离谱。
其一，在明朝，给活着的异姓封王没有先例。
二百多年来，明朝的异姓王屈指可数，绝大部分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而且全都是死后追封的。
其二，“一字王”与“二字王”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封王的惯例，“一字王”一般封给直系皇亲的，如福王、桂王等，还有朱元璋的老外公和老岳父（俩人早在朱元璋做皇帝前就挂了）。旁系皇亲只能是“二字王”，如靖江王、郧西王等。追封开国元勋也都是“二字王”，如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
其三，在明朝的“一字王”中，“秦王”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明朝的第一任“秦王”是朱元璋的第二子朱樉，受封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明太祖所封二十四亲王中居长。“秦王”就藩西安，一直传到第十四任的朱存枢，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后来下落不明。秦王不仅是明朝的亲王之首，而且传袭时间仅次于靖江王，达到二百七十三年之久。
难怪举朝震惊，这哪里是“请封”？直接让朱由榔给你孙可望腾位置得了，何必这么委婉？
请封之争
尽管群臣一致反对，表面上的理由也都是这种“破格”实在太离谱，暗中其实是“魑魅魍魉，各样心肠”。根据大臣所处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中央系”、“广东系”、“贵州系”，其他人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比如忠贞营的高一功也以“不公平”为由提出反对，纯属跟着瞎起哄。
——“中央系”以大学士瞿式耜、严起恒、文安之为代表。
相对而言，这一类官员提出反对，目的比较单纯。他们秉承儒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观点，认为“祖制”的权威关乎政权的合法性，绝不可破格，更别说如此离谱的破格了。
另外，对“流贼”出身的孙可望有“阶级成见”，也是他们的一贯作风。给穿马甲的“流贼”封王？没睡醒吧？
——“广东系”以李元胤、金堡、袁彭年为代表。
在他们看来，封孙可望什么爵位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招揽实力雄厚的孙可望，“广东系”对永历朝廷的控制力必然会减弱。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孙可望封“秦王”，而且反对册封任何爵位，要求朝廷不跟孙可望发生任何关系。金堡也不嫌手酸，七次向朱由榔上疏，力陈“可望贼也，不可以封”。
——“贵州系”也就是皮熊、王祥两个人。
孙可望率军进入云南后，皮熊趁机“收复”贵阳，王祥则盘踞四川南部的遵义。天高皇帝远，两人悠哉游哉做起了土霸王。
他们担心，一旦孙可望得到永历朝廷的承认，势必会有恃无恐地扩张到贵州、遵义一带，自己的逍遥日子将宣告终结。因此，皮熊、王祥不希望做“牺牲品”，他们跟“广东系”一样，反对永历朝廷跟孙可望扯上关系，强调“可望容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唯一有些妥协态度的是翰林院编修钱秉镫。他认为，孙可望请封，正是瓦解大西军的大好时机。永历朝廷可以通过封爵，借机离间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令其阵脚自乱、不攻自破，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什么玩意儿啊？一丘之貉！
杨畏知虽然是孙可望派来的使者，但作为前明官员，内心还是向着永历朝廷的。听到大臣如此群情激奋，杨畏知也讲了几句实在话：孙可望主动请封，那是给你朝廷面子。他要是来硬的，你们哪一个扛得住？（可望固盗之渠也，曏者屠毒海内，庙社凌夷，今一旦投诚向义，岂朝廷威德所能制。）
杨畏知认为，朝廷以“虚名”，换孙可望的忠心，这也是时势需要、迫不得已。如今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捏着“祖制”不放。“祖制”能当饭吃还是能退敌？（夫法有因革，势有变通。今土宇非昔，百务俱隳，而独于区区封议，必欲执旧法以绳之邪？）
老杨言辞恳切，但各怀鬼胎的大臣们依然不为所动。由于封王的阻力太大，杨畏知又不希望朝廷跟孙可望闹僵，决定退而求其次，为孙可望请封公爵，为李东国、刘文秀请封侯爵。好歹让孙可望达到了“高人一等”的目的，回去也能有个交代。
虽然还是有人一如既往地反对，但价格还算公道，也有先例可循（刘承胤、李成栋、陈邦傅都封过“公爵”），阻力明显小很多。
最后，朱由榔一锤定音：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为列侯，委派大理寺卿赵昱与杨畏知、龚彝一同入滇宣诏。
“请封”之事看似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有一个人觉得不对劲。
谁呢？
从湖南败退下来的堵胤锡！
根据多年与“流贼”打交道的经验，堵胤锡预感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孙可望进入云南以后，已经自己给自己封了王（平东王），此时向永历“请封”，不过是给个面子，再讨个名分。你给与不给，他那顶王帽就在那里，不高不低。
如今杨畏知出个馊主意，永历朝廷照准，甩了一顶“景国公”的帽子过去。孙可望摘“平东王”的帽子容易，脸往哪儿搁？这不是逼着孙可望翻脸不认人吗？
为了挽回事态，堵胤锡以“送行”的名义，先稳住潘世荣、焦光启两位孙可望的心腹，接着紧急向朱由榔上密疏，坦陈其中的利害关系。
堵胤锡建议，既然群臣认为“秦王”的封号太离谱，那就退一步，封个“二字王”也行，否则这事没法了结。万一孙可望狗急跳墙，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
堵胤锡发话，朱由榔多少还是听得进去的，当即作了批示，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诏令一出，举朝又是一片哗然，对准堵胤锡一顿炮轰。其中，“广东系”的金堡最为卖力，当面指责堵胤锡：“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前面说过，堵胤锡替何腾蛟背了黑锅，愤然从肇庆出走，最后死在浔州，其实跟这件事也有直接的关系。
饱受攻讦的堵胤锡不计个人得失，极力挽回了“请封”可能引发的危机。但永历朝廷的乱局积重难返，实在不是一两位杰出的政治家能够改变得了的。
堵胤锡尽力了，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为孙可望封了王，可事情偏偏坏在陈邦傅这个十足的混蛋身上。
浑蛋！陈邦傅！
孙可望请封“秦王”，朝堂一片反对之声，驻守南宁的陈邦傅却举双手赞成。
奇怪了，这跟陈邦傅有什么关系？他是独具慧眼，还是想哗众取宠？——都不对！陈邦傅真实的想法，是玩一出“西风压倒东风”的把戏。
从永历二年（1648年）九月起，陈邦傅就在跟徐彪争夺南宁，处于下风的陈邦傅想到了流落在两广境内的忠贞营。在李锦、高一功的帮助下，徐彪渐渐被摁了下去。
陈邦傅如愿以偿控制了南宁，但很快就预感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请神容易送神难。忠贞营决定秉承“帮人帮到底”的“雷锋精神”，受人之请、终人之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两广虽大却无家可归，索性赖在南宁不走了。
陈邦傅抑郁了：搞什么飞机？摁下一个爷，怎么又冒出两个爷？
在永历政权的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忠贞营，就凭陈邦傅的身板，连徐彪都揍不过，更别说跟忠贞营对着干了，想死也不必找这么惨的死法。
撵不走又打不赢，怎么办？陈邦傅看中了孙可望。
首先，孙可望实力雄厚，忠贞营不是对手。
其次，孙可望占着云南这么大的地盘，对南宁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因此，借孙可望拱走忠贞营，确实是一条妙计！
接下来的问题是：孙可望又不是你陈邦傅的干爹，凭什么替你撑腰？
——但凡有欲望，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杨畏知、龚彝等人是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从昆明启程，前往肇庆“请封”的，但孙可望做“秦王”的想法，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让准备“行贿”的陈邦傅发现了机会。
这年正月，陈邦傅派胡执恭带着伪造的“秦王”敕书和大印，前往昆明面见孙可望。胡执恭抵达昆明时，杨畏知等人还在前往肇庆的路上。
永历朝廷的“请封之争”尚未开始，孙可望便已经拿到了“秦王”的敕书和大印。陈邦博这娄子捅得也太大了！
尽管陈邦傅的“假证”做得足以乱真，但孙可望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按行程计算，老杨应该还没抵达肇庆。敕书这么快就来了，杨畏知是神行太保，还是朱由榔未卜先知？
——既然同意“请封”，老杨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
孙可望不傻，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错就错”。究其根源，除了“秦王”的诱惑力太大以外，在孙可望看来，永历朝廷应该不会傻到拒绝做这笔“双赢”的生意。
于是，孙可望正儿八经地接下了敕书和大印，并遍告全滇，放假三日，以示庆祝。
不久，前往肇庆的杨畏知、龚彝回来了，带来的是永历朝廷正式颁发的敕书和大印，不过不是“秦王”，而是“平辽王”。
孙可望心知肚明，却故意装傻充愣。杨畏知率先揭发，说胡执恭的“秦王”敕印是假的。胡执恭此前已经接到陈邦傅传来的消息，但没有提及堵胤锡密奏请封之事。面对杨畏知的责难，胡执恭也不示弱，说我带的敕印确实是假的，你手上的也不真，朝廷明明册封的是“景国公”，哪儿冒出来的什么“平辽王”？
先是“秦王”，现在又是“平辽王”，背后居然还有一个“景国公”，昆明舆论一片哗然！
孙可望想到了胡执恭的敕印是假的，也清楚杨畏知带回来的是真家伙，却万万没有想到，永历朝廷准备甩给自己的帽子居然是区区“景国公”！孙可望怒了：到底是打发叫花子，还是把我当猴耍？
如今，全云南都知道自己得到“秦王”的册封，假也放了，酒也喝了，最后竟然是整错了，孙可望这回丢人丢大了！
乌龙球是永历朝廷踢出来的，孙可望懒得理这些烂账，当场将杨畏知、胡执恭羁押入狱。被“戏弄”的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又派人带着“秦王”、“平辽王”的敕印，一齐交回肇庆。——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孙可望的使者一到，永历朝廷又炸开了锅。金堡一如既往地反对任何名分的封爵，瞿式耜也冒了出来，揪住书信中的一些“不敬之辞”大作文章，说孙可望贼性不改。倒是马吉翔比较“务实”，提议封孙可望为“澂江王”。马吉翔的话，朱由榔一向照准，但使者不敢接招。——谁愿去送谁去送，我还没活够呢！
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在“秦”字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字，封“二字王”。这个方案比较靠谱一点，但还是难以达成共识。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请封”的事情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解铃还须系铃人，争论因孙可望而起，他觉得继续这样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派“御史”瞿鸣丰入朝，抛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原宝，但求上加敕书一道”。
也就是说，朝廷只需要出一道“秦王”的敕书，孙可望还是使用“平辽王”的大印。孙可望有了“秦王”的敕书，对云南有个交代，不至于太丢人；永历朝廷不发大印，可以认为孙可望就是“平辽王”。
“一王各表”，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操蛋分子陈邦傅一阵瞎搅和，“秦王”的册封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王各表”，也是比较务实的办法，孙可望还是很有诚意了结这场纷争的。
但是，严起恒、杨鼎和（时任兵部尚书）等人的态度极其顽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不仅如此，朝廷还册封贵州军阀皮熊为匡国公，川南军阀王祥为忠国公，要求两人“严防滇寇”，既给孙可望难堪，也是向云南摊牌。
永历朝廷翻脸，孙可望也不示弱：不给是吧？老子还不要了！咱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