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关键的是，对科学技术进行资助和垄断，以使得科学技术与无产阶级的劳动相脱离，这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剥夺工人的有意识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战略”，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所有权，资产阶级就可以迫使工人接受更为不合理的劳动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彻底被动的地位。一项发明可以代替许多工人的劳动，而被资本家垄断的技术发明不再帮助工人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并给技术工人带来好处和收益。恰恰相反，它现在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发明与工人对立起来了，被资本家雇用的工程师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了，工人被迫与新发明竞争。这样一来，包括先进机器、仪器在内的新技术的发明，就不再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有效利用自然力以创造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负担、制造社会贫困的手段。
马克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40]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41]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这不仅是为了贬低手艺、打击并消灭有文化的劳动者。当发明成为职业，当技术成为神秘的并为专家所垄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就表现为知识与劳动的分离，表现为工人与工程师的对立。而随着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管理科学”，知识就分化为“管理者的知识”与“劳动者的知识”，社会就分化为“有知识的管理者”与“无知的劳动者”——现代社会的等级制，正是建立在知识的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同时还指出，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完全就是为了抵制工人的罢工及提高工资的要求，只要有了新机器和新发明作为工人劳动的替代，就可以抵消工人罢工的力量，因此，所有那些机器和技术创新“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42]——“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43]。而资本家对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利用，必然使其求助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并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从而使科学成为致富的手段并促使搞科学的人互相竞争，这便使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也成为资本家的同伙，而同工人和劳动相对立。
资产阶级的胜利在于：它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各阶级以及社会各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44]
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资本家不仅仅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而且还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科学”，资本不创造科学，但却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正是通过“占有科学”，资本家使得工人被异化为机器，使他们的劳动与知识彻底分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变得“一无所有”：
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45]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家占有、吞并和盗取的关键时刻。从长时段的欧洲历史来看，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传统走向分裂解体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劳动被“异化”和片面化的时代，是马克思所谓“物质生产的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开始走向对立的时代。
从那个时代开始，资产阶级逐步垄断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无产阶级则两手空空，被驱逐进阴暗的物质生产领域。从那个时代开始，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和劳动者分离了，包括蒸汽机在内的无产阶级曾经拥有的一切辉煌的发明，都反过来成为剥夺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从那个时代开始，欧洲的能工巧匠消失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历史上遁去了，无产阶级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宝贵遗产，以唯物主义为标志的新文明传统——思辨体现为行动、头脑被手的试验所证实这个创造性劳动的伟大传统，已经开始失落了。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然哲学战胜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时代，但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的基本情况则是：资产阶级以其形而上学战胜了朴素的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挫折，乃是与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作为“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失败；是与他们的科学文化创造成果被盗取密切联系着的；是与资产阶级全面占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以那个领域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密切联系着的；是与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裂和对立联系着的。它势必表现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生产者与社会法则制定者的对抗，而这就是现代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心壮志是：再造一个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的无产阶级，即有知识的无产阶级、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听任无产阶级沦为物质劳动的工具。
“马克思的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马克思这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这样，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资产阶级与形而上学
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克思
在很多人看来，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无产阶级则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持这种看法的人，要么是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彻底洗脑，要么就是对真实的欧洲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杰出知识分子，会把资产阶级看作最没文化的阶级，会把资产阶级文化视为落后文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变种，视为一种现代迷信。
正像占有和盗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一样，资产阶级只是占有和盗取了“别人的科学”。如果说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它继承和发扬的就是欧洲腐朽的宗教迷信和神学文化，即使那些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是把神学和迷信换成了“形而上学”这种貌似新颖的表述而已，但在本质上，神学与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本质。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希腊哲学分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自然哲学，它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原子；另一个是形而上学（直译为“物理学之外”），它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把世界数量化”，马克思后来说，把“价值”数量化，进而货币化，这就是资本化。所以，他方才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一种形而上学。
正如上帝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那样，资本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资本家只是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信用”，而这就是信贷制度——投资放债制度的基础。资本也并不是财富，恰恰相反，资本要消灭一切现实世界里的财富，为的就是将其转变为投资——“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资本把一切有形的财富转化为投资，即把“对财富的许诺”，转化为“有待实现的财富”，就此而言，资本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而对于投资或者投机失败，即“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许诺”会在现实中落空这个残酷的问题，资本投资家的回答倒是极其简单而且天真有趣：相信你的想象，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的投机——“相信上帝与你同在”。而这又使得“信用”再次回到了“虔信”。
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实质是“理性化”，所谓理性化，是指社会的运行与合法性，是建立在计算和严密的推理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则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这其实都是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活动自行增殖这个简单的神话的基础上。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活动建立在资本无限积累和增殖这个想象的基础上，所以“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就只是一种表现而已。而所谓“一切经济危机都是信心的危机”这句十分简单的话，却深刻地点明了问题要害：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现代迷信。而这里的“信心”，就是对资本永恒积累的信心。
理性信仰，是现代社会的信仰，我们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其实是建立在“信用”这个“想象的沙滩”之上，而并非建立在真实世界里的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并非建立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清醒评估的基础上。现代唯物主义的使命不过是把信仰归于想象，而把观察和试验归于科学——最早提出这一历史任务的，是英国一位由于被控贪污受贿而赋闲在家的大法官，他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这位大法官于王阳明（1472—1529）去世30余年后出生，于明朝灭亡（1644年）之前18年去世——他65岁的时候因在严寒中做实验患上感冒而死。培根的一生，恰好经历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西方实力走势的大转变——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
培根指出，世上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依赖“想象力”，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知识就是如此。实际上，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想象无非是人们头脑中概念与范畴的推演。另外一种知识依赖“理解力”。所谓理解力，来自对于现实事物的观察、试验和归纳，它不能依赖头脑的“冒测”，不能依赖“概念”，而是依赖现实中手的劳作、眼睛的观察，只有当头脑被手的劳作所证实，当事实纠正了“人心的冒测”时，真正的知识才能形成。这种真正的知识，就是批判。
培根指出，神学和经院哲学长于语言论辩，这是因为：语言乃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上的结构，而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转变，依赖的只能是想象力。培根所谓想象力，与“形象思维”无关，相反，它是指抽象力。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中面对的是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树，但是“树”这个概念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要理解“树”这个概念，我们只能依赖想象力。而培根指出：妄图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去解释现实，这本身就是虚妄。
因此，培根对于经院哲学的批判不是与之辩论，而是指出想象力与理解力是不同的，即人们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事物，与在现实中通过试验和观察理解一个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培根把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称为“人心的冒测”，是“独断论”；他把自己确立的新的认识方式称为“对自然的解释”。培根认为，前者仅仅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已，并不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46]培根表示，对于“真理”，应该求助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必须杜绝那些无谓的“党争”[47]，而经院哲学和神学一样，无非是靠动员人的联想和想象去制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因此，它必然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化的：
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象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困缚理解力；而这类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48]
在培根看来，文艺复兴也是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的，人文学者身上还带着教士的影子，他们争来争去，争的无非还是些抽象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49]；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