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做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做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做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以“美元”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
我们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有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和改造我们所处世界的指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
马克思是非常高深的学者，但是马克思的著作所面对的，却是极其简单、平常的问题，下述即是一例：
人们辛勤劳动，如同蜘蛛在不知疲倦地织网、蜜蜂在忙碌着建筑蜂巢。那么，人类的劳动与忙碌的蜜蜂、不知疲倦的蜘蛛的活动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却并非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康德和马克思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与蜜蜂和蜘蛛不同，人类总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从事劳动，而且，他们还要使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符合一定的社会法则与社会价值标准。
因此，人类的劳动与蜘蛛、蜜蜂的活动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在创造自己的物质生活和谋生手段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和文明，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蜜蜂和蜘蛛只是生产，它们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再生产；而人类的劳动，则由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其中，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标准与法则。
上述这个观点，即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
最初把蜜蜂建筑蜂巢与人类的劳动加以比较的是康德。他说，蜂巢之所以不能叫作艺术品，就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和法则生产出来的，即它不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而只是蜜蜂“本能的创造”：
尽管人们喜欢把蜜蜂的产品（合规则地建造的蜂巢）称为一个艺术作品，但这样称谓毕竟只是由于与艺术作品的类比；也就是说，一旦想一想蜜蜂并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自己的任何理性思考之上，人们马上就说，这是它们的本性（本能）的一个产品，而它作为艺术则只应归于艺术的创造者。[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支配，即他们是在由“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标准”和“法则”的支配下进行劳动，而这就是织工的劳动与蜘蛛的活动的不同，是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建筑蜂巢的不同：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
人们所从事的是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却根据既定的社会标准，根据既定的社会法则和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对自己的劳动做出评价。人们劳动，他们挥汗如雨，不仅仅是为了换取口粮，还为了赢得“社会评价”，并以这种社会评价，来换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分配。只是他们总是忘了问一问：这个“社会标准”是由谁制定的？
于是，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从而就能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法则和价值判断准则呢？马克思以一个著名的断语来概括说：这就是“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下了如下著名的话：
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于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取得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成功。……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3]
如果套用马克思的断语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是价值的货币形式，而支配当今世界的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其实就是以“美元”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
按照商品二重性理论：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种二重性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价值体现的是抽象劳动。而马克思之外的经济学只是尽可能地把抽象劳动说得抽象，即“价值实体就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但实际上，所谓“人类抽象劳动”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所谓“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非就是以“英镑”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而在今天，就是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
换句话说，在今天，一切人类劳动都必须转化为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才能够被评价、被表述、被认知。当今人类的劳动成果，必须与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相适应——换取美元并与美国接轨。生产活动必须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相适应，这便是所谓“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当今天的中国感受到“美国标准”的束缚时，也许会自然地领悟马克思的话：“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4]
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发现，它以无比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而当试图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试图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走近马克思了，你也就离《资本论》第一卷不太遥远了，或者说，你就开始按照物质生产—社会再生产原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进行深刻的思考了。
沿着这样的思考方式，你就是在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中国与世界，而从今往后，你或许会被人“攻击”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今天，中国生产了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钢、一多半的水泥，中国的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电话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发达国家超市里70%的日用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2008年，按美元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而中上等收入国家为7878美元，高收入国家为39345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8613美元。[5]
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世界工厂”，3.75亿中国劳工（主要是农民工）作为支撑世界经济的群像，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但是，按照美元汇率计算和评价，中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穷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约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是以美元汇率来评价的；这就是因为那个作为普世价值、普遍标准的“美元汇率评价体系”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外在于挥汗如雨的中国劳动者的荒谬尺度。而在这个外在的、荒谬的价值尺度的支配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6]
实际上，比“美元汇率评价体系”更离谱（违背常识）的“观念”还多着呢。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是当今最具支配性的信用评价机构。它们将华尔街制造的垃圾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却将中国的金融机构、融资信用评为3B级。[7]于是，今天就出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3A级的欧盟反而陷入了信用危机，竟然需要信用等级很低的3B级的中国来救助——而前者还拒不承认后者的市场经济地位。
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其实是个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借以吓人”的“观念”罢了。但是，由于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被西方承认，按照《巴塞尔协议》[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为零，而中国国债的风险则为100％。换句话说就是，那种认为“美国国债是白条、两房债券是垃圾”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因为许多精英人士坚持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的理由，绝非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简单，即他们“不爱国”乃至是外国奸细，而是因为：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标准，中国国债的风险比美国的垃圾债券还高百倍呢！
当今世界所谓资本积累，就是积累美元和美国债券，而不是积累人民币，这种资本积累的形式，决定了我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消费，而是出口来换取美元和积累美国国债。今天的中国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说过的那些话，包括：“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9]“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10]“物质生产的领域”是怎样被“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支配？实体经济为什么会被虚拟经济支配？这都是因为：既定的社会价值尺度和法则支配着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生产领域，而发达国家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恰恰是通过占领人类社会再生产领域、垄断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方才实现了对于人类劳动的剥夺，完成了对于世界的统治。
因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并不是由市场那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决定或者轻易左右的，而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由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定者们决定的。
但是，某种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说：市场是理性的，消费者是理性的，因为他会“用钞票来投票”，这迫使社会生产那些能够“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产品，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一般观念。
而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一种学说只是达到了幼儿园的水平而已。就投资而言，当下世界所谓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指以“美元”形式为完成形态的资本的自由流动，因为当今世界，只有美元才是“世界货币”。就消费而言，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说的那种“抽象的消费者”也仅仅是一个观念而已，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社会。在现实社会中，消费和消费行为都是分裂的，富人是具有最大能力的消费者，但他们的消费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偏好”（虚荣心），即为了通过消费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劳斯莱斯、联排别墅不是社会的真实需求，但它们却反映了现实社会一小撮儿最具消费能力者的“品位”（商品社会中人们表达信仰的特殊方式）和价值尺度，而这就是商品“拜物教”，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逻辑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