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它在新疆的侵略权益，并力图把新疆完全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沙俄征调军队，以保护驻伊犁领事馆和俄商为借口，派兵占据伊犁宁远城。沙俄在迪化、伊犁、喀什等地设领事馆，英国在喀什建立了领事馆，俄英领事馆都有驻军特权，肆无忌惮地干涉我国内政，凌驾于新疆各级政府之上。在新疆大肆倾销其本国工业品，疯狂掠夺新疆的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并到处设立分支机构。他们霸占农田、水利和牧场，广置产业，发放高利贷，残酷剥削新疆各族人民，严重打击甚至摧毁了新疆的民族手工业，加剧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破产。俄英先后还在新疆开设邮局，俄国邮局每年在新疆所收的邮资高达10万卢布以上。沙俄控制的俄华道胜银行相继在喀什、伊犁、塔城、迪化等地建立了分行，随意发卢布，并逐渐成为新疆沿边市场上主要的流通货币，此时，英国也在南疆一些地区制造货币，并在喀什等地设立汇丰银行的分行，俄英银行很快击垮了新疆的钱庄业，控制了新疆的金融。俄、德、英、美、日等国的侵略分子窜到新疆，打着“探险”、“考古”、“考察”的旗号，盗窃掠夺了新疆大量的历史文物。帝国主义在奴役新疆人民的过程中，也把宗教作为侵略活动的工具。从1878年开始，法、英、俄、德、荷、瑞等国势力，相继在宁远（今伊宁市）、绥定（今霍城县）、迪化、玛纳斯、喀什、库车、莎车、塔城等地设立教堂，将《圣经》翻译为维吾尔、哈萨克文，由于新疆人民多信奉伊斯兰教，遂改为鼓吹大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疆各族劳动人民要承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及本民族封建主的多层次奴役和掠夺，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备受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二、辛亥革命在新疆的发展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规定，在新疆应设立同盟会分会，但由于各种困难，这个计划暂时没有实现。1908年，清政府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从湖北抽调一支新军，由曾经留学日本的第八镇军官杨赞绪带领到伊犁。当时湖北有些参加同盟会和日知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抱着现身祖国边疆革命事业的目的，加入了这支新军，其中较著名的有冯特明、冯大树、郝可全和李辅黄等人。革命党人在新疆进行活动，是从这些人到伊犁后开始的，冯特明等人在伊犁建立同盟会的组织，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的纲领，从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伊犁传播开来，他们以《伊犁白话报》为宣传工具，用来“领导舆论”，由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明担任主编，用汉、满、蒙、维四种文字出版。该报报导和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用此比较曲折的方式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启迪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变革思想。同时还报导内地消息，帮助各族人民了解全国形势的发展，从而加强了新疆人民与内地人民的思想联系。在发展组织方面，革命党人将重点放在运动新军上，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卓有成效，新军成为后来发动起义的主要力量。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这对新疆革命斗争的爆发起了催生的作用，两个月后，也就是同年12月28日，新疆在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刘先俊的领导下，“以左臂白布为记，旗用黄红等色”，约期起义，刘先俊、田昔年等联合哥老会在迪化首先举行起义。正当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的时候，内部出现了叛徒，不得不提前起义，在与清军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烈搏斗后，终因寡不敌众，革命党人被俘，惨遭杀害，起义未能成功，这就是新疆辛亥革命前期的迪化起义。迪化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烟火并没有消灭，它如同一声惊雷，响彻了天山南北，唤起了各族革命志士，为推动新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曾给伊犁的革命党人发来密电，电报说：“袁大化、升允、长庚、志锐等，谋拥宣统西迁；伊犁应迅速起义，响应武昌，以破彼偏安，而完成全民革命。”当时，伊犁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延期发动起义。不久志锐来到伊犁，志锐为了稳定他在伊犁的统治和维护宣统西迁做了一系列破坏革命之举，例如遣散湖北新军在当地招募的士兵，让其回家，志锐贪婪残暴，欺压百姓，到任后“未发饷，又纷纷裁撤，边地天寒，窘迫无计”。矛盾更加激化，加之在迪化起义的推动下，革命党人准备在伊犁进行起义。1912年1月7日晚8时，伊犁起义爆发了，“按照革命党人的部署，起义军分五路攻打惠远城，一路由冯特民、黄立中率领至南库，夺取枪支弹药；一路由李辅黄率领攻占东门，以便将城外的步、骑、工兵和义勇团迎入城内，配合城内各军作战；一路由冯大树率领攻占副都统署；一路由郝可权率领进攻将军署。这四路起义军战斗都比较顺利，实现了革命党人预定的计划。唯有李梦彪，邓宝珊等率领的进攻北库的起义军，遇到新满营的负隅顽抗，久攻不下。革命党人最终决定，利用卸任伊犁将军广福和新任伊犁将军志锐之间的矛盾，由杨赞绪登门邀请广福出面调停，经广福调停，新满盈停止抵抗，交出了北库”。至此，伊犁起义宣告胜利，在伊犁成立了新伊大都督府，宣告了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它受到的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伊犁起义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功绩在于推翻了清朝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新疆的侵略势力，大大推动了全新疆的革命运动。
此外，在伊犁起义的影响下，南疆的哥老会在焉耆、库车、轮台、阿克苏、喀什等地响应伊犁起义，大搞官戕，反对袁大化。哥老会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为口号，在新疆迅速发展起来，天山南北上自文武官吏，下至工商农学及其他，无不有哥老会之同志。哥老会在新疆“开山立堂”，在伊犁有新民山堂，迪化有迪龙山堂。哥老会在南疆的官戕事件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喀什，喀什道尹袁鸿祐一贯残暴，欺压人民，反对革命，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罪行累累，喀什哥老会在1911年5月7日深夜，将袁鸿祐夫妇及其爪牙一并戕杀；1912年4月23日在焉耆将焉耆反动知府张选戕杀；在阿克苏、库车、轮台一带，哥老会首领谭长毅相继戕杀了各地知府，他在库车设立码头，和阿克苏等地连成一片，成了哥老会的重要根据地。
迪化、伊犁爆发的各族人民的起义，特别是伊犁爆发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在伊犁的统治，促进了新疆巡抚袁大化的垮台，也促进了伊犁锡伯等各族人民和哈密、吐鲁番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同时南疆哥老会的官戕运动，为以后结束清政府在新疆的封建专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新疆各族人民对辛亥革命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三、新疆辛亥革命对新疆近代化的影响
在辛亥革命前，新疆已出现些现代化的事物，据《新疆图志》所载资料，清朝末年，南疆地毡年产17000余条，毛毡年产78000余条等等，出现了伊犁、喀什、迪化等商业城市。1884年新疆改设行省后，取消了清朝前期以军府治理南北疆的弊端，废除了各城的封建伯克，代之以府、州、县。在农业上兴修农田水利，据《新疆图志》所记载，28个县在建省不久，共新修和整修干渠944条，支渠2333条，灌溉面积也扩大了，1905年后新开垦的土地达42万余亩。在工业方面，为了抵制洋货，新疆建省后出现了一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主要是采矿冶炼铸造业。1885年，首任巡抚刘锦堂创办“宝新局”，从事冶炼制造，1930年，潘效苏复建“宝新公司”，派人到俄国、德国、意大利考察工艺，先后创办石油、石蜡、肥皂、强碱、电灯等企业，1911年从俄国购买机器，开采独山子油矿。同时，还出现了官办的商业企业，如伊犁将军长庚创办“皮毛公司”，随后又开设“伊塔茶务有限公司”，但被沙俄指责违背条约，“妨碍俄商生计”，终于夭折。在资本主义与“洋务”的刺激和影响下，新疆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出现，如伊犁玉巴山依皮革厂。新疆开省之初，商业也还是盛极一时的，仅关内在新疆的八大商帮，每年货物贸易总额就达两三百两白银。
在辛亥革命后，新疆进入了以杨增新为首的军阀统治时期，但辛亥革命对新疆近代化发展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伊犁起义后不久成立的新伊大都督府颁布了废除苛捐告示，宣布了清朝政府“近代假立宪之虚名”，除正税外，又以各种花样制定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勒索一概废除。这些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也获得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对剪发和改革服装业做出了重要指示，但因财政上的苦难，遂宣布不易操之过急；制定了《敝告各军士六言谕》通告军民官兵遵守纪律，买卖公平，保护外人，万勿掳掠，切戒奸淫，莫贪烟酒；更难能可贵的是都督府根据伊犁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提出各民族之间，不应以不同民族为界限，而应共同享有民族平等待遇，加强民族团结；都督府还反复声明，它“是国民委任去行政的”，为此要求设立议会，并代表群众向政府提出意见和要求，改革旧的政治，还要使人民享有政治权利；参议院还制定了《广征人民请愿书约章十条》，欢迎各族群众随时向政府上书请愿，提出批评意见；又提出改革封建的审判法，强调人人都有遵守法令的义务，这些的确有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气氛。辛亥革命对新疆近代化影响，总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政治制度的变迁上
辛亥革命前，新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王公贵族的双重统治下，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的思想在新疆传播开来，兴起的民主共和是一个进步的潮流，这种政治制度的变迁首先表现在以杨增新为首的结合了民国中央政府的民主共和理念，在前清行政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了近代新疆地方行政体制，革命中，清朝旧的体制被摧毁。新疆成立新疆省议会，确立代议制，完善了前清所设咨议局功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在新疆的封建统治，以道德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运转机制逐渐让步给以宪法为依托的近代法制运转机制。例如杨增新在执政时期的司法改进，他拒绝内地的遣送流犯，禁止非刑，遇案共罚，在司法教育方面的改进等等。其次还表现为辛亥革命促进了新疆近代行政区域化管理的确立。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后，决定在新疆设道、厅、州、县4级，随即全省设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伊塔四个道，下辖10个府、3个州、23个县或分县，但阿尔泰地区仍不属于新疆，辛亥革命后，行政区域改革为省、道、县三级制，阿勒泰也于1919年划归新疆，这样，伊、塔、阿3区统一于新疆，因而奠定了现代新疆行政区化的雏形。
（二）在边疆意识与主权意识的产生上
新疆建省前，新疆人民就饱受着外敌入侵带来的灾难，如中亚浩罕国阿古柏挟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对新疆的蹂躏；《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边疆44平方公里土地。辛亥革命的爆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扩张。杨增新主政的新疆都督府逐步实现了全疆的统一，阿勒泰也划归新疆，并且积极与俄英进行交涉，为新疆争取应有的权益。辛亥革命中，由于“强邻逼处”的险境，旧官僚和革命党人乃至地方民绅都认识到内乱可能会“贻人渔利”，因此引发了一场各种政治力量积极参与的博弈，这可被认为是近代边疆意识和主权意识在新疆社会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三）在经济上
辛亥革命前，新疆在农业、工商业上饱受帝国主义的剥削，使新疆的经济陷入困境。辛亥革命后，由于新疆的统一，主权意识的兴起，开始保护新疆经济的发展，不允许帝国主义再在新疆进行侵略，近代工业化的足迹早已慢慢地开始逐层深透，打破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角色格局，提倡实学、倡导实业均体现了近代化意识。在实业方面，一是开发新绥汽车交通；二是改进新疆矿产冶炼技术；三是创办畜牧场；四是开渠垦荒；五是开办新式工业。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畜牧业得到迅猛的发展，创办了部分工矿企业，为新疆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对外贸易方面，通过条约的签订，废除了沙俄时代俄商所享有的免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通商税率按照新疆税章办理，华俄商人一律平等纳税，到1923年，新苏贸易总额达到1800多万卢布，新疆出超140多万卢布。
（四）在民族政策上
辛亥革命时期，新疆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准备革命，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各级政权、巩固革命政权的斗争过程中，注意到了新疆多民族杂居的特点，激励争取维吾尔、回等少数民族人民参加革命提出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保证了伊犁起义的胜利，促进了革命在全疆各地的深入发展。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新伊大都督府所制定的较为科学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总结各族人民在近代历史上斗争经验之基础上提出的民族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斗争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新篇章。它统一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思想，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此外，制定的民族政策中，关于民族平等、清楚陈规陋习，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施。它不但使人们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而且对以后领导各民族人民进行新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为新疆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总之，辛亥革命后，新疆进入以杨增新为首的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后新疆近代化的历程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它既受到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的制约，也受新疆地区本身的民族、宗教、交通状况的影响；既有其自身近代化因子积淀薄弱的制约，也受到新疆地方民众及其实际领导者的现代化认识水平的制约。
“首动”与“首应”论湖南与辛亥革命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