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官僚们大量侵吞国家财富。官僚们在从老百姓手里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将目光盯到了皇帝和国库，以各种方式贪污公款成为一种常态。最初皇帝们对贪污行为是严厉打击的，但后来都无一例外的大大放松处罚。比如，北宋初年贪污满五贯（约合人民币一千元）就要处死；到宋真宗时，不杀头了，改为发配充军；到北宋末年，甚至已经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为什么执法会逐渐放宽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大于法，皇帝可以法外开恩，总有经不住三姑六舅们求情的时候。结果，一旦开了先例，那就绝不可能刹住车，只能日渐宽松。于是贪污的官员越来越多，贪污数量越来越大，到最后就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第三，官僚队伍内部拉帮结派，以权谋官。结果一方面导致大量官员不合格，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再多说。另一个方面，在中国古典官僚制下由于关系、背景之类的因素在官僚们的录用、升迁过程中影响巨大，因此官员们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必须“跟对人”。这就造成，当官员们对于政务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极其容易出现截然对立的几派，形成党争。他们争的内容五花八门，小到皇帝如何称呼自己的生父（明朝的大礼议），大到对外是战是和。由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个派系的成员之间通常互相帮扶、谋取官位。而对于非自己派系的官员，则尽力排挤。一派当权，反对派必然是尽数被贬逐，甚至被杀害。比如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杀岳飞。一些不愿卷入党争的官员，往往也是几面不讨好。比如苏轼，无论新旧两党谁当政，都不用他。党争既导致一大批有能力的官员无法得到重用，又导致政府内部动荡不安，政策没有持续性。
总而言之，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不称职，腐败越来越严重，工作效率当然也就越来越低下。于是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下降和无力应对各类危机等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四、宿命的根源
中华帝制本身的缺陷只是帝国宿命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源。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建立皇帝制度和古典官僚制度？
很多人认为是皇权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比如魏特夫就说东方专制主义是内陆地理和大规模治水需要集中权力所造成的。再如易中天先生也说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只能说明人们需要皇帝。有这么一个最高仲裁者在，至少让人觉得公平和公正还有希望，让人觉得阳光和雨露总有一天会从天而降，刀兵盗匪之类的无妄之灾则可以幸免。”在他们看来，皇权是应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皇权这个无限权力是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而主动赋予或者默许给皇帝的。
当然不能否认皇权的出现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由民众赋予政府首领绝对权力却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国家出现之后到近代以前，中国根本没有出现过类似议会的组织，君主权力怎么可能由人民赋予？
关于皇权的来源，官方的说法是皇权来源于天，西方称之为“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他是天命的代言人。于是，我们经常能够在史书上看到那些开国皇帝们在出生之时就有种种异象。然而，这些神神怪怪的东西，我们现代人是不会相信的。那么古人都相信吗？也不尽然。早在两千年前，一个普通农民就喊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皇权到底从哪儿来呢？就在那些熟读百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们还在子曰诗云里寻找答案的时候，一个大老粗一语中的。这个人，不是什么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政治家，甚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根本算不上个人物。他名叫安重荣，是五代时的一个军阀，他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谁的拳头厉害，谁就能当皇帝。
皇帝的资本在于他所控制的兵马，也就是他所控制的国家机器。秦始皇之所以成为皇帝，从广度上来讲，他控制的国家机器打败了其他六国的国家机器，进而他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控制了整个天下；从深度上来讲，是他控制的国家机器压制了平民百姓的反抗，将其统治范围内所有的平民百姓、全部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到管理的范围之中。如果有别的力量能够对抗他的政府，他的权力就不是无限，他也就不能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皇帝。
所以，皇权来源于国家机器，皇权是国家机器权力的集中体现。当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强大到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与之抗衡的时候，皇权就产生了。皇权并不先于帝国而存在，先有能够统治整个社会的帝国政府，而后政府首脑的权力才能被称之为皇权。一旦出现了足以统治一切的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脑就必然成为皇帝。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华帝国的政府可以强大到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与之抗衡？答案有两个方面。从国家机器内部来讲，中国古典官僚制度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强化了政府的力量。从国家机器外部来讲，当时不具备实现民主的物质条件，民众力量极其分散，因此无法形成制约政府的力量。可见，当我们的祖先们创造出中国古典官僚制度的时候，建立皇帝制度就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建立中国古典官僚制度？
一言以蔽之，为了公共利益。
第一，为了防止游牧民族入侵。
国家机器或者军队的建立最初的原因都在于防止外敌入侵。与欧洲、中东不同，东亚游牧经济区与农耕区之间没有天然的界限，距离很近，因此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经常为了争夺土地等资源发生冲突。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一直是中原各政权的心腹大患。犬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权一次又一次地入侵中原。为了对抗游牧民族，中原政权不得不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比如秦国就是在与犬戎的斗争中建国并逐渐强大起来的。
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不一定需要古典官僚制度。比如西方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都没有如此完善的行政体系。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同样有城邦的国家。这些国家要么战胜，要么投降或灭亡。战争具有决战性质。因此，没有官僚体系的支持，只要在特定的时间集中武装力量，通过一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罗马帝国们就可以完全征服对手，从而解除来自外部的威胁。反观中华帝国，游牧民族可以从西到陇西、东到辽东的漫长战线上发动攻击，一旦胜利就大肆抢掠，而失败之后，则远远地退到农耕文明无法控制的漠北。于是，中华帝国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解除其威胁，而必须构筑长期且稳定的防线进行日常的防御。这就必须依托于庞大而严密的官僚体系，长期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
第二，为了平息战乱与纷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争”就成为当时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个时期的评论，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墨子指出由于战争“百姓死者，不可胜数”。可见那个时期的混乱是怎样为人厌恶。
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一方面要求大家都“不争”，同时希望统治者“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从而使人民不争斗、民心不乱。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指出“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从“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出发，于是就希望所有人都孝悌，引导他们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对于君主，他们则希望他们“仁”。墨子则断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做贱，诈必欺愚。几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于是，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兼爱”，让人们都互相爱护。
这些思想家解决争和乱的办法基本上是依靠群众，让大家都不争、都孝悌、都爱别人，但是事实证明，做不到。于是，有一些思想家开始将希望投向政府，希望由政府来用强制力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法家思想。他们认为战乱与纷争的根源在于没有确定“分”。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如何定“分”呢？法家的方案是由政府建立赏罚制度即“法”来规定人们的行为。韩非子就说：“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
战国末期，博采百家之长的大儒荀子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他的办法是用“礼”（非世袭的等级制度）来统一天下。荀子这里的礼，强调的是等级制度的“分”，通过分使得“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通过这个分解决“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的问题。
要注意在荀子这里，等级不是固定的和世袭的。荀子认为：“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大夫。”不但如此，他还强调“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所宜”。这显然就是后世所一直沿用的非世袭的官僚体系。
最后讲到中华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这里，他说得更清楚：“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所以，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政府，将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伸展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可见，中国古典官僚制度是几代思想家、政治家们为了平息纷争、安定天下而冥思苦想出的智慧结晶。
第三，为了防范和减轻水灾等自然灾害对生产的破坏。
马克思说过：“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修建公共工程的职能。”在这些公共工程的职能中，防灾减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国是一个历来就多灾害的国家，尤其是水灾，几乎始终与中华文明相伴随。柏杨先生曾这样说过：“凡是河流，几乎都具备若干利益，如航行、渔产、灌溉。只有黄河，对它两岸的居民，帮助很少而伤害很大。它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像一条喜怒无常的巨龙，翻滚奔腾，专门制造可怕的灾难。从纪元前23世纪到纪元后20世纪初叶，四千余年间，便有过一千五百余次的小决口和七次大决口及八次大改道（包括一次人为改道）。黄河每一次改道，都是一场恐怖的屠杀。而仅次于改道灾难的小型泛滥，也每次都造成人畜的可怕伤亡。所以黄河也是世界上吞没生命财产最多的一条河流。”水灾所侵犯的是公共利益，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面对这种威胁。
面对这样一条凶恶的母亲河，中华民族的先辈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上古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夏代少康命令商候冥治河。后来到商代又出现了为躲避水灾而多次迁都的事。到了春秋时期，黄河流域水灾依然频繁。当时所有政权都陆续修建河堤来对抗水灾。《汉书·沟恤志》讲得十分清楚：“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奎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犯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后世历代都兴建大量防洪、灌溉工程。
兴修这些工程，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工程量大、工程难度也大。工程量大，因此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这就要求政府控制更多的人和财物；工程难度大，所以需要工程技术人才。于是，就不能以世袭、分封的方式建立松散的政府体系，而必须选贤、用能。虽然魏特夫将东方专制主义产生归因于所谓“灌溉农业”或者“治水农业”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府正是在与水患搏斗的过程中不断强大起来的。
防止游牧民族入侵、平息战乱与纷争、防范和减轻水灾等自然灾害对生产的破坏，都不但符合君主的利益也符合公众的利益。设计古典官僚制度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保证君主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