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仍然不免要推理一下。如果东王杨秀清真的北上攻克了北京，推翻了满清帝国，太平天国能够统治天下吗？不能。张研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固然有多元化的走向，却殊途同归。太平天国不管是哪一位，如何领导北伐，在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作何种选择，其与天京事变相同的结局已经被注定了。”我要补充一句，除非杨秀清或者石达开等其他太平天国的领袖抛弃狂热的拜上帝教而转向知识分子能够支持和接受的其他理论。
第三，空想的经济、社会制度根本得不到实现，因此也就无法为太平天国的统治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
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个《天朝田亩制度》，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十六岁以上分全份，十五岁以下分半份。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二十五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五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一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这个制度具有很强的反封建性，侵犯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势必受到地主阶级的反抗。普通农民会支持这个制度吗？听到这个制度会很向往，但实施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除了口粮和用于再生产的种子以外全部收成都纳入“国库”。这样一来，多种不能多得，于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吃大锅饭。最后必然是大家都不愿多生产，从而导致“国库”无粮，整个制度难以为继。毫无疑问，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只能是一种空想。
最后事实证明，太平天国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根本无法执行，生产、生活都极为混乱。既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又得不到普通农民的支持。加上清军的进攻，导致天京城内的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到1854年夏已陷入“粮几尽”的窘迫境地。再加上，诸如男女分开居住、不允许有私人财产等更加不切实际的制度被强制推行，只能更失人心。
第四，太平天国的根本支柱是狂热的宗教，因此一旦对这个宗教的信仰出现问题，政权也就难以为继。
宗教领袖往往是道德楷模，他必须以身作则地严守宗教的教义。然而，天京事变用血的事实告诉人们，以洪秀全为首的这些太平天国领袖本身并不是这样的人。洪秀全早年曾一再告诫人们：“人自相残甚恻哀”，要求人们互相关爱。然而，他却亲手策划了天京事变的惨剧。当时就有民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依旧做长工。”也有记载为：“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统，依旧让咸丰。”这都说明当时百姓对拜上帝教的失望，宗教的狂热已开始冷却。
没有了狂热的宗教这个基本支点，太平天国政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腐化堕落的地方割据政权。高级将领们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下层官兵更是人心离散，“愈散漫不可制”。这样的政权虽然可以依旧盘踞一方，但已无法与满清一争天下了。
正如张研教授评论的：“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又存在了八年。这八年中，有重破江南、江北两大营的捷报，有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的探索，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令人扼腕的叹息，也有迭起的高潮。但天国的元气、信仰的灵魂——太平天国的支点，却永远丧失了，注定了天国大业无法从根本上振兴。”
1864年，湘军攻入天京，太平天国灭亡。三年后，与太平天国相呼应的北方捻军也在清军的围剿下失败。太平天国就这样将积聚起来的反抗力量消耗光了。人口从四亿多下降到两亿多，资源得到重新分配，阶级矛盾因而缓和下来。
六、向西方看齐
就在这同时，咸丰帝死了。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辛酉政变。
太平天国的灭亡和辛酉政变的发生这两件大事直接导致大清帝国的政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在上层，幼小的同治皇帝只是个傀儡，而真正掌权的是以两宫皇太后为首的后族和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族。在他们之下，是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地方豪强势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
面对危机四伏、内外交困的局面，这三股势力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求强。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同治中兴”，或者称之为洋务运动。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开始睁眼看世界，要求“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呼声当时并未受到重视。道光和咸丰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失守，极大地震撼了满清高层。英法联军的炮火把他们打醒了。作为战争亲历者的慈安、慈禧和奕深切地感受到了必须求强以巩固统治。而另一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看到了洋枪洋炮的作用，出于巩固自身实力的考虑，他们也要求用先进的装备武装自己的军队。
大家目标一致，行动起来自然就很方便了。一时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天文算学馆等新式学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大批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得以建立，并先后派出一百二十名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到1888年，北洋水师已初具规模，洋务运动达到了顶峰。
然而就在这时，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将洋务运动的巅峰之作北洋水师彻底摧毁，洋务运动失败了。何以如此？
从表面上看，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失败是有偶然因素的。如果当时李鸿章不是消极避战、积极寻求外交途径求和而是与日军决一死战，如果当时清政府拒绝和议而迁都再战，情况也许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在这偶然的背后却有着必然因素。
从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帝国政权结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股势力。其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其二，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其三，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豪强。在外部对日作战的同时，清帝国内部的这三股势力也在进行博弈。
从慈禧太后这方面来看，首先，控制欲极强的她要确保自己的政治权力。谁对她的威胁最大呢？其一是光绪皇帝。其二是以珍妃为首的新后族。这两者加上支持光绪皇帝的大臣，就构成了帝党。而帝党的主张恰恰是主战。慈禧太后打击帝党的一切活动，比如杖责珍妃、贬斥珍妃之兄志锐和珍妃之师文廷式，都会形成一个政治效果：即打击主战派。
其次，在确保自己政治权力的同时，她对富贵奢华的追求也很迫切。1894年正是她老人家六十大寿。日本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战争并非偶然，他们清楚地知道：“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日本人没有看错。就在甲午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她却在想着如何办好她的六十大寿。当时有人提出减少筹办庆典的费用来支持对日作战。慈禧太后愤怒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必令彼终身不欢！”她的这场生日Party，总共用了白银五百四十一万两，而当时户部给前线的军费只有两百五十万两。为了过好生日，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从光绪皇帝方面来看，他是不甘为亡国之君的人，是非常坚定的主战派。勇气可嘉，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其一，他是慈禧一手养大的，对于慈禧是既有感恩的一面，又有惧怕的一面。因此，他既想有一番作为，又无法与慈禧决裂。其二，政治经验不足，事到临头手足无措。当《马关条约》摆在光绪帝面前的时候，举国震动，封疆大吏纷纷上书反对，京中也有大量官员上书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慈禧称病，冠冕堂皇地说：“一切请皇帝下旨办理。”把皮球踢给了光绪。面对这种情况，光绪帝“徘徊不能决”，最终不敢逆慈禧之意，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显然，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是在这三股势力中政治能力最弱的一股。
从李鸿章这个方面来看，李鸿章之所以主和，一方面原因在于北洋水师和淮军是他的政治资本，他不愿拿自己的家底为大清帝国拼命。北洋水师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中央政府对这支海军并没有太大的支持。清廷规定的每年四百万两的经费就从来没有兑现过。相当多的经费来自于赞助。也就是李鸿章利用私人关系或者权力搞来的钱。从李鸿章的角度出发，无论战胜战败，只要北洋水师有损失，他都是失败者。当然，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消极避战就可以保住北洋水师，犯了致命错误，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