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筑稳定与否，一看建筑结构，二看建筑材料本身。中华帝国大厦的建筑材料就是皇帝和官僚。当这两者都不合格时，再好的政权结构也阻止不了帝国的崩塌。况且，大明帝国的政权结构本来也不算好。
一、丐帮弟子当皇帝
大明帝国的建立者名叫朱元璋。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听过他的大名。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数他出身最差。不用比那些篡权上台的皇帝，如晋朝司马氏、隋朝杨氏，单比同样是农民起义起家的刘邦，朱元璋就大大不如。汉高祖当年好歹也是乡镇干部。朱元璋不但是穷人家的孩子，而且由于瘟疫，家破人亡，没办法出家当了和尚。后来连庙里也开不出工资，只好做云游僧，四处要饭吃，成了丐帮弟子（而且肯定是污衣派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贱得不能再低贱的人，在元末的农民起义中成长为起义军的杰出领袖，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明帝国。
一个政权能不能一统天下，至少有两方面因素，自己和对手。
我们先看朱元璋自己这方面。
首先，朱元璋本人是有才能的。自从他二十五岁加盟郭子兴的红巾军后，逐渐凭借军功当上了中层干部。公元1354年，他带着一小帮亲信，独自到定远发展，很快发展到数万人。这就是大明帝国的原始班底。后来他在斗争中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奠定了大明帝国的基业。谈到这个策略时，很多人往往容易偏向“缓称王”这一条。这一条的确很重要，他避免了朱元璋在弱小的时候就成为众矢之的。但这只是策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前面的“筑墙”和“积粮”。通过实行这两条策略，朱元璋迅速地将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从掠夺性的政权转变为了建设性的政权。这类工作，在乱世中能成大业的人都做过。比如曹操的屯田。不做这一工作，必然灭亡，比如唐末的黄巢。
光有能力还不够，运气也是朱元璋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一是在他自己势力蒸蒸日上的时候，公元1355年，他的顶头上司（他的干岳丈）郭子兴死了。不久之后，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也战死了。这样一来，朱元璋就名正言顺地被提升为大元帅，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从这个时候开始朱元璋正式成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二是他的根据地在今天南京一带。这地方实在太好了。表面上看来四面受敌，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但是，当时各路起义军共同的敌人是元军，其主力在北方。元军和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之间战争不断。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刘福通与察罕帖木儿、孛鲁帖木儿、李思齐等率领的元军主力（确切地说应该是拥元派地主武装）在中原一带激战，结果两败俱伤。唯独朱元璋躲在这三支势力的背后，元军打不着，其他起义军也顾不上和他打。同时，南方较弱小的元军正好供朱元璋扩张势力。
从朱元璋的对手来说，他们由于各种原因都没能完成一统天下的任务。
起义军这边最强的刘福通是一心要灭元的。他令三路大军北伐，可谓倾其全力对元帝国进行攻击。但是，很可惜，这个时候元帝国的实力还很强，还有很多地主武装支持元帝国。结果，虽然北伐动摇了元帝国的根基，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刘福通被元帝国给灭掉了。
刘福通没能统一天下，算是起义军中比较可惜、值得同情的。其他几个起义军，则基本上是自取灭亡了。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从掠夺性政权转变为建设性政权，所以不得人心。朱元璋后来说：“当时群雄皆纵令其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这话说得很在道理。此外，他们还有各自的问题。
徐寿辉这边，内讧太厉害。陈友谅就是政变上台的，他上台以后，表面上实力虽强，但是上下离心。当然打不过朱元璋了。张士诚这边，从骨子里就没想过统一天下，只想着割据一方。这种胸无大志的人，迟早要被收拾。等朱元璋干掉了陈友谅，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反元群雄中也不都是陈友谅、张士诚这样的人，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领袖人物叫明玉珍。此人原本是徐寿辉的部下，率兵西征，占据了四川。后来陈友谅杀死徐寿辉，明玉珍立即与陈友谅分道扬镳，建立了夏政权。明玉珍治理四川，搞得还是不错的。但可惜死得太早，死时才三十八岁。他死以后，儿子太小掌控不了大局，结果内讧不断。等到朱元璋把中原搞定了，也就只好投降了。
元帝国这边最初是有一个领导核心脱脱的，但是被元顺帝给罢免了，结果导致元帝国中央军的溃败。中央军溃败之后，元帝国之所以还能支持十好几年，主要是因为有一批拥元派地主武装。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察罕帖木儿父子。
察罕帖木儿出身探马赤军户，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组织义兵，对抗起义军。由于他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他指挥的这支武装发展成当时规模最大、对农民军镇压最有力的地方武装力量。察罕帖木儿本人因此而跻身行省长官，成为握有重兵的军阀。他是元末脱脱之后支撑元帝国政府统治、镇压起义军的主力。但是，这个非常厉害的军阀却在一次意外事件中遇刺身亡。
他的儿子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确切地说是外甥，过继过来的）继承了他的势力。扩廓帖木儿也不是泛泛之辈，但是他的政治才能不如朱元璋。他没有处理好与元帝国中央政府、其他军阀的关系，没能团结其他拥元派的力量，尽快镇压起义军，反而在元帝国内部不断挑起冲突，与李思齐等其他拥元派军阀自相残杀，消耗了自身的实力。
注意，扩廓帖木儿和朱元璋不同，不能进行统一战争。朱元璋灭陈友谅、张士诚那是不同政权之间的战争，而李思齐等人同属政府军，扩廓帖木儿进攻他们不但师出无名，而且让元顺帝很揪心。扩廓帖木儿的势力越大，元顺帝越担心他擅权。这样一来，扩廓帖木儿讨伐其他军阀，是内外受敌、两线作战，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很相似，而扩廓帖木儿又没有当时的曹操势力大。
比如，当他调军队进攻李思齐的时候，他手下就有一些将领认为：“我为官军，扩廓为总兵，用我敌南军犹云可也。今者却闻檄我行粮，星驰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结果不听调遣，发动兵变，反对扩廓帖木儿。元顺帝也借这个机会下诏罢免扩廓帖木儿的军权，削弱扩廓帖木儿的实力。
结果几年的军阀混战下来，扩廓帖木儿没能占到什么便宜，自身实力反而受了损失。到朱元璋搞定了张士诚、陈友谅，开始大举北伐之时，扩廓帖木儿从实力上讲已处在下风，战败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公元1371年，明军将扩廓帖木儿的势力完全逐出中原，彻底统一了天下。一个从基层起来的、深知基层人民疾苦的人，一个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没有地方豪门大族支持的人，如何建立自己的帝国呢？为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朱元璋绞尽脑汁出了这么几招。
第一，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
最初，明帝国的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代的旧制。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代实行的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民政、军政和司法职责。这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从而防止了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的可能。
没过几年，朱元璋从诛杀丞相胡惟庸入手，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并提高六部的品秩。这等于是皇帝兼任丞相。
朱元璋同时还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军队的调动权在皇帝那儿，有战事时，要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通过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才能奉命出征。皇帝又兼任了太尉。
又过了两年，朱元璋把负责警卫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让他们负责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各类威胁帝国统治的罪行，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官吏。这下子皇帝又把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给兼任了。
第二，加强法制，严惩贪官。
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想要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所以，他亲自主持立法工作。在立法的时候，朱元璋贯彻了对腐败的高压政策。
从古至今，世界上所有的政权，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政权反腐败像朱元璋执政时期的明帝国这么严酷的。这与朱元璋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自己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这“怒之”的结果就是：“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
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一律枭首示众，绝不姑息。相当于“严打”总结的《大诰》更厉害，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可不是空话。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下手非常狠。
比如，洪武十八年，御史告发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命令审刑司拷讯，结果牵涉出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发现他们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米两千四百余万石。于是，赵瑁等皆弃市，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被捕入狱数者多达万人，株连之人遍天下，中产以上民家被抄杀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郭桓案。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朱元璋还不避贵戚，执法如山。比如，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朱元璋大义灭亲，将他赐死。再比如，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也被治罪。
第三，抑制豪强，发展自耕农经济和国有经济。
与严刑惩治官吏腐败相应的是对地方豪强的抑制。早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就公布了公侯《铁榜》九条，严惩公侯之家侵占官民田地财产、接受投献和隐蔽粮差等不法活动。后来这个精神又写入了《大明律》。比如，《大明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商贾私盐，禁止豪强“中纳钱粮，请买盐引勘合，侵夺民利”。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时候法律规定是一回事，执法又是一回事。但在朱元璋这里，执法甚至比法律规定还严。朱元璋经常找个由头就对地方豪强打压一通。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胡蓝党狱。胡蓝党狱是明初两个非常重要的案件。“胡”指的是胡惟庸，“蓝”指的是蓝玉。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有人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胡惟庸死后，朱元璋为扩大打击范围，株连杀戮者达三万余人，前后延续达十年之久。因此案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一公二十一侯。这就是胡惟庸案。
蓝玉案发生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当时，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案件牵涉到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
胡蓝党狱有朱元璋诛杀功臣宿将的因素，但是如果是单纯地诛杀功臣，也用不着杀那么大几万人。在朱元璋亲自写的《御制稽古定制序》中，他写道：“我朝文武官员有不遵礼法，既享厚禄，犹且贪心不已，往往令子弟、奴仆、家人坐贾行商，侵夺民利。甚至出外中盐，倚恃官威，挟制所司，搀越资次，坏法多端。”这才是大举株连的真正原因。
此外，朱元璋还经常运用一些较为温和的打击豪强的措施。比如强令地方豪强迁徙于京师等地，让他们出钱修筑京城等。这个虽然比较温和，但也是够厉害的。贝琼就在《沧州一曲志》中记述了华亭巨富邵文博因迁徙凤阳，两年之间家破人亡的事，说当时富户“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徒，无一存者”。
在对豪强进行打压的同时，朱元璋着力发展自耕农经济和国有经济。朱元璋不但承认农民在元末战争中取得的土地，而且将一部分土地作为民田分授。据《新安名族志》记载：竦川汪氏诸子就“各受田三十六亩”。周忱也曾谈到太仓地区“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政府不但给老百姓授田，而且还鼓励老百姓开荒。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1368-1380），全国新开垦土地一百八十多万顷。
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对豪强的打击，明初富户所占的比例很小。据洪武三十年的统计资料，当时全国占有土地超过七顷的大地主仅占总户数的百分之零点一五。
除了自耕农经济以外，明帝国还有大量官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