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元帝国建立起来了。这个帝国的政权结构基本上是个三角形。居上的，是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的蒙古贵族集团。居下的有两个集团，一是汉人官僚集团，二是色目官僚集团。这两个居下的官僚集团，如果不看其民族，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军事将领。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政权结构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情况却远不是如此。
为什么呢？
其一，民族矛盾。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可能没有民族矛盾。不同民族之间，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自然会有很多隔阂和矛盾。如何解决民族矛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元帝国里，由于忽必烈采取的民族政策，是制造民族差别、民族歧视，不但没有缓和民族矛盾，反面把民族矛盾复杂化了。
虽然此时民族矛盾的矛头不直接指向蒙古族和皇族，但矛盾却在积累。最初可能只是汉人内部以及汉人与色目人的矛盾，但到后来，就发展成为汉人对包括蒙古在内的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排斥。民族矛盾伴随着整个元帝国的始终，直至最终和阶级矛盾一起爆发将它毁灭。打个比方，如果说民族矛盾是一把悬在元帝国头顶的利剑，那么忽必烈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让这把剑不要落下来，甚至是不要落在自己头上，而不是将这把剑拿开。如何把剑拿开，对于忽必烈而言，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在整个蒙古贵族集团内部，对于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一直是莫衷一是。有对儒家文化特别崇尚的，比如真金；也有要杀光五大姓汉人的伯颜。在这两派的争夺中，民族政策摇摆不定，民族矛盾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缓解。因此，这就给元帝国的统治埋下了一个重大的隐患：元帝国的政权结构中的三个集团可能因为民族矛盾而分道扬镳，从而导致帝国的崩溃。
其二，皇位的继承存在巨大隐患。
老皇帝去世或逊位与新皇帝继任这一时期是任何一个帝国最动荡的时期。元帝国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基本上是皇帝一死，元帝国内部就要大干一场，小则宫廷政变，大则内战。
究其原因，一方面蒙古贵族没有宗法制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孝的观念，蒙古族对皇帝遗诏也不重视。在汉人政权里，一般来说早早地就立嫡长子为太子，或者立别的儿子为太子，有的时候也立兄弟为皇太弟。不管怎么说，皇帝是由儿子、孙子或者兄弟来继承。没有其他特殊情况，别的皇族成员不可能继承皇位。同时，汉人由于孝道的关系，对遗嘱是非常重视的。《论语》有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不遵遗嘱，就是不孝。普通人的遗嘱就有很强的约束力，更不用说皇帝的遗诏了。
但在蒙古族内部可就不一样了。元帝国政权在皇位继承方面遗留了很多原始社会选举部落首领的遗风。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是前任提名，然后经民主推选才能继任。这个继任者不限于前任的子孙，其他部落成员也有机会。
所以，到了元帝国里边，首先是皇帝的遗诏只能算是提名，而不是决定。其他王公贵族有否决权。由于不一定是皇帝的儿子和极亲密的亲属才能当皇帝，所以皇族的所有成员都能参与到皇位的争夺中去。
咱还不提忽必烈之前的那些争斗，就从忽必烈建立元帝国之后算起。比如前面讲的那个不服忽必烈的海都，他是蒙哥和忽必烈的侄子。再比如元成宗死后，他的堂弟阿难达就跳出来与成宗的儿子海山争皇位。更为突出的例子是泰定帝死后，大臣燕铁木尔不拥戴泰定帝的儿子太子阿剌吉八，而去拥立元武宗海山的儿子（海山的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他弟弟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后来由于政变才推举海山的堂兄弟继任皇位，即泰定帝）。结果导致了一场内战。大家瞧这皇位继承乱成什么样子了，几乎就是看皇族中哪个人手上的实力大，哪个就当皇帝。
皇位继承的隐患，直接导致蒙古贵族集团内部也极不稳定，内讧频繁。
其三，经济问题。
前面的两个问题，都还只能算隐患，经济问题则是实实在在的危机。在元帝国内部，有大量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居于政权的顶层。这些人基本上没有生产经营的本领，但是生活上又追求高消费。要养活这样一批人，得用钱。元帝国从建立开始，就一直在打仗。无论是对外侵略还是内战，反正没怎么消停过。打仗得花钱。此外与这个庞大的帝国相适应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也需要财力的支持。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一点：钱从哪儿来？
元帝国从一建立就出现了财政危机。对此，元帝国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他们的办法是壮大国有经济和整顿财税体系。比如将盐、茶、商、酒、醋等都收为官卖或者增加课税。再比如，对各地账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欠交的税赋。另一种声音来自汉人儒士，主张轻徭薄役，不与民争利，节减开支，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节用派。
这两种声音，谁对呢？
从历史事实来看，阿合马等理财派主政期间，国家财政状况比较好，但民怨很大，腐败横行。可见，阿合马等人的做法，就是加紧对老百姓的搜刮和掠夺以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以国有或者官营经济来挤压私营经济的正常发展，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激化阶级矛盾、阻碍生产力发展。
节用派当政期间，国家财政出现很大问题。比如，阿合马被杀之后，和礼霍孙主政期间的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每年发行的交钞高达三百万锭，是阿合马主政期间的七八倍。这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说理财派的做法是饮鸩止渴，那么节用派的办法则是直接让元帝国活活渴死。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元帝国的主人蒙古贵族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创造价值，比如大量的财富用来做佛事而不是投入到生产领域；第二，元帝国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极其激烈，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行政效率低下而贪腐横行。面对这样的无底洞，理财派想把它填满，不可能；节用派想让它变小，更不可能。只能任由这个黑洞将元帝国一点点吞噬。
除了这三个大问题，还有一个并非全是人为的问题。黄河发脾气了。
黄河从忽必烈时期就开始泛滥。从金末到元初这段时间，由于战乱黄河堤防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再加上黄河本身水的含沙量大，淤积严重，导致黄河河道混乱。既然没有固定的入海之路，黄河水就只好自己找路子，至于冲不冲坏房屋、田地那可不在黄河水的考虑范围之内。据统计，从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开始，到公元1351年贾鲁治河引起农民大起义为止，八十年间黄河大规模的泛滥就有十五次之多，而小的水灾那更是年年都有。
在这四大问题的交织之下，元帝国步履蹒跚地走了八十年，终于在公元1351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
四、悲剧英雄
这次大起义的导火索是变钞和开河。元末明初流传的一首散曲这样写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这反映出当时人将红巾军起义的根源看做是开河变钞。
所谓变钞，就是印新钞票。由于当时元帝国中央财政已到崩溃的边缘，所以不得不以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其结果是物价暴涨，甚至出现了“米价贵似珠”的情况。
所谓开河，就是治理黄河。公元1351年，工部尚书贾鲁调集各地民工十五万人，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结果在治河的过程中，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正应了当时民间流传的一句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当时有意造反的刘福通等人布的局。这个局布得很好，效果非常明显。当年，农民起义就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了。
由元帝国丞相脱脱主持的变钞和开河直接导致了元帝国的灭亡。
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此认定脱脱是毁掉元帝国的罪人呢？不能。开河变钞是由脱脱主持的，但是脱脱不但不是上面那首元曲里说的“奸佞”，相反，他是支撑元帝国的最后一根柱石。
脱脱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且主编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因此得到了贤相的美名。但是，由于官场内部的斗争被迫下台。
几年之后，脱脱第二次出任宰相，此时元帝国已是大厦将倾了。前面所提到了四个问题，除了第二个以外，另外三个已经完全爆发了出来。由于在民族问题上脱脱在蒙古集团中是比较温和的，能够得到汉人集团的认可，所以他上台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个：一是财政危机，没钱；二是黄河泛滥，既破坏生产，又影响社会安定。要解决这后一个问题，就必须治河。治河又需要钱。政府腐败横行、王公贵胄们奢华糜烂，这些脱脱一时间也没办法改变。于是就只能印钞票应急。
说句良心话，当时任何一个人站在脱脱的位置恐怕都没办法找出更好的办法。他的办法，可以说是一剂猛药，如果元帝国能撑过去，也许就还能有复兴的希望；如果他不去做这些事，那元帝国就只能等死。所以，脱脱明知道变钞和开河要冒非常大的政治风险，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也许他相信自己能让元帝国挺过这一关。
脱脱下完猛药之后，元帝国支持住了吗？还就差点儿支持住了。面对汹涌而至的红巾起义军，脱脱率大军予以血腥的镇压。在镇压的过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激化了。但脱脱管不了这么多，先把起义压下去再说，高压政策也是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一个办法。当然，前提是你能压得住。
在镇压起义方面，脱脱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公元1352年8月，脱脱亲率大军进攻被起义军占领的徐州，将当时势力很大的芝麻李击败，然后进行了大屠杀，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
与此同时，脱脱一方面在北方实行军事屯垦，搞得有声有色，发展了生产，稳定了后方；另一方面大力扶持以察罕帖木儿父子、李思齐等为代表的地主武装对红巾军进行镇压。结果，到公元1352年下半年，红巾军的声势转入低潮，甚至有被镇压下去的趋势。
这个时候，起义军这边来了一支生力军。公元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泰州一带起义，势力逐渐壮大，第二年建了国号大周。眼看着起义军又卷土重来，脱脱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再次率大军南征。公元1354年11月，大破张士诚，将其包围在高邮城内。当时的情形是张士诚等人已无计可施，想守，守不住，想投降又怕投降也保不住命。
然而，就在这时，元顺帝莫名其妙地听信谗言，罢免了脱脱。元顺帝这个举动，只能用“自杀”来形容。据史料记载，当时元军将士听说脱脱被免职，都放声痛哭。有个叫哈剌答的将领竟然说：“丞相若去，我辈必死，与其死于敌人之手，莫若死在丞相之前。”说罢，自杀了。
脱脱一离职，百万元军不战自溃，有的竟然直接投降了红巾军。元军的主力就这么没了。所以，后来史学家们都将高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作为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民起义军卷土重来，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高潮。
脱脱被罢免不久就被害死，元帝国则从此江河日下。虽然其中有察罕帖木儿父子等地方武装相当有力地镇压了起义军，但是这些人是地方豪强、地方军阀，大概可以类似于东汉黄巾大起义时曹操、孙坚这样的人。所以，即使最终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元帝国也不可能统治下去了。
大约十年之后，元帝国的官员们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哀叹道：“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对于脱脱，白寿彝先生评价道：“用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衡量，脱脱不失为善于治国的忠臣，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他虽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但终究不能挽救垂死没落的封建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徒劳的。”这话说得在理。正是因此，我个人认为脱脱是一个悲剧英雄。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政权、皇帝）而殚精竭虑；而他自己的国家（政权、皇帝）却抛弃了他，选择了灭亡。岂不悲夫！
元帝国就这样垮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