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矛盾，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在农业社会，一般情况下人口不怎么流动，但是在魏晋时期，人口流动相当厉害，是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时期。这一迁徙，矛盾就来了。这是人之常情，就是在现在也有类似的矛盾。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而且有的国家这种矛盾比中国还厉害。原因很简单，一个地方，资源就那么多，外地人和本地人一起来分享，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少了。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或者说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情况还好，一旦资源紧张了，矛盾一下子就尖锐起来了。现在也是一样，失业率一高，什么外来移民问题、非法劳工问题马上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议会上的热点话题。
魏晋的时候，大量少数民族向中原迁徙，结果在西方、北方一些地区造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再加上历史原因，民族矛盾很严重。怎么应对这个问题，西晋政府拿不出办法来。也有一些人想了一些办法，如江统提出“徙戎论”，认为“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提出对于胡人“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也就是想办法把少数民族驱逐回他们原来的地盘上去。这种看法，我们也不说他对不对、能不能实行，反正是没有实行。
此外，还有流民与原著民的矛盾。北方中原、关中、四川一带的汉人也向南向东迁徙，这些人又与当地人发生了冲突。据《晋书》卷一百《杜弢传》、《王弥传》，四川人流亡到湖北的“为旧百姓之所侵苦，并怀怨恨”，河东流人在河南等处“为旧居人所不礼”。
大家想想看，当时官场道德完全败坏，全社会矛盾重重，西晋之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怎么会这样呢？
二、天灾人祸
西晋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天灾人祸。
我们先讲天灾。
从春秋开始一直到东汉，是中国气候史上的一个温暖期，气候比现在还要温暖。据记载，在长江流域当时还有野象活动。气候温暖的好处很多，特别是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也是秦汉中国农业社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但是到魏晋时期，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曹操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已经正式进入历史上的寒冷期了。
东汉张衡写《南都赋》时还提到柑桔是河南南部的特产，而曹操“植朱桔于铜雀，华实莫就”，桔树就只开花不结果了。225年，那是曹丕当政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记载淮河结冰。我不知道淮河现在结不结冰，好像一般不结吧。可想而知，当时有多冷。
到西晋时期，比曹魏时气候更冷。当时，每年阴历四月仍然降霜，长江沿岸的河湖能结很厚的冰。而据《齐民要术》记载，南北朝时期，杏花开的时间比现在晚将近一个月，而种石榴树必须“十月中以蒲蒿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据专家推测，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一到二度，比西汉时低四度左右。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大家可以想象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地区，如此冷的天气，草场枯竭、牛羊冻死。所以，这些少数民族才会不断南迁，采取的方法当然是打得赢就打，强占汉人的土地；打不赢就投降，乞求汉人朝廷给块土地。他们心里就一个想法：“北边太冷了，反正俺们死活是不回去了。”
气候变冷只是天灾的一个方面。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恰逢太阳黑子（日斑）的高发期。据统计，从2世纪到6世纪，有记载的日斑次数达三十八次。有人可能会说，四百年间才有三十八次，也不算多呀。作为比较，我们看看同样四百年间，从6世纪到10世纪，史书上日斑记录是多少次呢？十一次。
太阳活动的异常和气候的异常有很高的相关度。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非常频繁。其中当然有人祸的因素，比如水利设施不行之类，但是老天爷发威还是主要因素。频繁到什么程度呢？从216到266年之间，也就是西晋篡魏后的第二年到西晋灭亡这段时间，总共五十年，发生重大水灾三十一次，旱灾三十五次，其他严重自然灾害四十九次，总计一百一十五次，平均每年二个多。而且灾情特别严重，用现在的话来说都属于“百年一遇”之类的。一旱，那就是“江汉河洛皆竭，不涉”；一涝，那就是“兖、豫、青、徐、荆、益、梁七州大水”；一震，那就是“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府城”；一蝗灾，那就是“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
天灾不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人。比如2008年我国就连续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但是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灾救灾，新中国不可能因此而衰落。西晋的衰亡，关键在人祸。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晋的政权结构。
西晋的政权结构，一言以蔽之，是以司马氏皇族为核心的士家大族大联盟。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有点耳熟？对了，我讲过“东吴政权是一个以孙氏皇族为核心、地方豪族为外围的一个族群大联盟”。从政权结构方面而言，西晋不像汉也不像魏，倒是最像被他灭掉的东吴。
但是两者有区别。第一，孙氏皇族本身不是地方豪族，而司马氏皇族本身就是士族；第二，孙氏是靠武力征伐起家的，而司马氏是靠朝中斗争和政变起家的。由于这两点不同，西晋政权比孙吴政权更不稳定。东吴这个国家是孙家一刀一枪打出来的，是两代人鲜血换回来的。所以孙权说了：“跟着我，大家吃香的喝辣的，谁要不服，杀！”而那些士族则不得不心中暗自嘀咕：“你们家狠，咱老老实实跟你混还不行吗？”
西晋不一样，司马氏没有孙氏的霸气，他不敢说“不服？老子宰了你”这样的狠话。而对于其他士家大族而言，咱们都一样，凭什么服你？没有大家伙儿的支持，政权能落到你手里吗？那么不靠杀戮的威胁，只能用“大家吃香的喝辣的”这一招来维系这个联盟了。
西晋皇族司马氏用国家权力对整个士族大地主阶层进行收买，也就意味着对所有非士族阶层的大肆掠夺。这样一来，阶级矛盾就尖锐起来了。
与此同时，对于士族阶层而言，一方面由于有了国家权力提供的免费午餐，失去了进取心，成为依附在国家权力之上只知享乐的蛆虫。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已经成为个人利益的等价物，因此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尽力地去夺取更多的权力，而夺取权力的方法就是党争、政变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
一句话，西晋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对内尔虞我诈、你争我夺、醉生梦死，对外残酷剥削、一味掠夺的怪物。
说了西晋政权的组织结构，我们再来从西晋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来分析。
西晋社会是一个官僚大地主的时代，官僚大地主们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而这种经济状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且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之下，一定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状况，也就是马太效应。这是经济规律。
事实上，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地方豪族了。后来东汉初年，通过战争，对整个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矛盾暂时缓和了。但是由于东汉政府是在地方豪族势力的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东汉政府对地方豪族势力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态度，地方豪族的田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田庄经济是高等级的自然经济，一个田庄几乎就是一个小国家，经济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由于这种独立性的存在，因此就为摆脱皇权的统治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三国时代，对这种日益强大的反皇权势力，无论是魏、蜀还是吴，在建国之初都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打压。但是，任何一个政权又都需要经济势力对它的支持。对此，魏、吴和蜀三国选择不同。前两个选择了收买这些田庄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而蜀汉选择了打压豪族而寻求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最终，蜀汉由于本身“虚君实相”的政权结构的缺陷而迅速崩溃，历史最终选择了魏和吴的道路。而魏和吴的道路则逐渐培养出了一个足以于皇权相抗衡的势力——士族。
士族以土地所有权等经济实力为基础而获得政治力量，又以政治力量反过来增强经济实力，如此循环，没有止境。一方面，这种无限发展最终威胁到皇权，违背了帝制的基本原则，使得整个帝国体制走在碎裂的边缘；另一方面，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高度一致导致所有的政权参与者对政治权力表现出无限的渴望，为了获取政治权力，什么都可以不管，发展到极致就是无休止的政变。
三、异族入主中原
在八王之乱的杀戮之中，随着匈奴人刘渊、石勒的起兵，西晋灭亡了。西晋皇族的一支逃到江东，建立了东晋。而在北方，一个又一个的帝国拔地而起，又一个一个灭亡。这些国家太多，不能一一讲述，我只能择其要者讲几个。
第一个要讲的是前赵，一个纯匈奴人的政权，也是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
前赵是匈奴人建立的政权。说到匈奴，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在秦汉时期，这个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曾经是大秦帝国和西汉帝国的心腹之患，双方战争不断。秦始皇时，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并筑长城，到西汉时更是有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北伐。匈奴几百年来不断受到打击，到东汉时就已经不如原先强大。在东汉政府的打击和分化之下，匈奴分裂成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被打败，大量西迁，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臣服于东汉帝国。东汉政府以并州北部安置南匈奴，于是匈奴五千余部落入居朔方诸郡，大约在今内蒙古杭锦旗附近。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政府无力镇压，再加上天气寒冷等其他因素，原居于朔方诸郡的南匈奴人向南迁徙，占领了太原、河东这一带。曹操统一北方以后，将匈奴分为五部，各部皆以匈奴屠各种贵族为首领，称为“帅”，让他们居住在山西这一带，主要是汾水沿岸。到西晋的时候，天气实在太冷，匈奴人在塞外呆不住了，又先后有十几万匈奴人从塞外南迁，归附晋帝国，被安置在河西宜阳等地。结果到八王之乱的时候，山西、河北、陕西这一带到处都是匈奴人。
这些匈奴人，在东汉时期是不用缴纳税赋的，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就已经和普通汉族老百姓一样要负担赋役了，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成了田客甚至奴隶。西晋是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对于一般汉人而言，没有经济地位就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地位反过来就没有经济地位；而对于匈奴这些少数民族而言，情况更糟，他们是有了经济地位也没有政治地位，由于没有政治地位作保障，其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匈奴人日子不好过。这些少数民族既受到民族压迫，又受到阶级压迫，结果是反抗不断。当西晋政府还比较强大的时候，这些起义基本上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当西晋内部的权力争斗达到巅峰，发生八王之乱的时候，匈奴人复国的机会就到了。
304年，正当八王之乱达到最高峰时，匈奴首领刘渊设法逃离了西晋朝庭的控制，回到匈奴本部，招引五部匈奴军队，建都左国城，自称汉王。几年后，308年刘渊称帝，国号为汉。前赵政权（后刘曜改国号为赵）自此正式建立。刘渊建立的这个政权摆出一副吊民伐罪的架势，竟自称是汉朝之后，追尊刘禅为汉孝怀皇帝，要为汉家刘氏列祖列宗光复社稷。
话虽这么说，事情却不是这么做的。前赵政权，说到底是一个匈奴人的政权。
虽然刘渊本人以及他的子侄们汉化很深，但是这个政权基本上没有汉化，很有些部落联盟的味道。特别是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管理，几乎沿用了原来匈奴部族的管理模式。在整个政权之中，虽然也有一些汉人，但大权都掌握在匈奴人手中，尤其是匈奴人中血统最高贵的屠各人手中。这种陈旧的政权组织模式遗传了匈奴部落没有稳定的继承规则、时常内讧的弊端，根本不可能取得长治久安。所以刘渊一死，前赵统治者屠各族人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各派系展开激烈斗争。同时，这种以血缘定亲疏、论贵贱的模式，也不可能得到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和匈奴内部血统比较低的人的支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匈奴的一个支系羯族人石勒脱离前赵，而建立了后赵。结果在不断的内耗之中，前赵走向了灭亡。
灭掉前赵的，就是石勒建立的后赵。
由于石勒的后赵事实上是从前赵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政权，所以在很大程度继承了前赵的政治体系，和前赵一样也采取胡汉分治的统治手法。这个政权民族矛盾也是很尖锐的，但是由于石勒本人比较开明，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总体来看，比起前赵来有所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征收租赋，重视农耕。
前赵基本上是采取掠夺的方式来获取战略物资和财富，石勒在占据襄国为根据地以后，就停止以前掠夺的作法，沿袭魏晋占田、课田制，征收赋税。314年，命州郡查明户口，规定每户出帛两匹、谷两斛。这种制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底执行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好歹后赵有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进步。同时，石勒还劝课农桑、奖励生殖、释放囚徒，实行军队屯垦。这些政策都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