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徐卫东将一个厚厚的卷宗袋丢到我和程建邦面前时，一直盯着我的脸。
我打开文件夹，一个熟悉的面孔赫然跳到眼前，我听见自己的心脏突地一跳。记忆深处紧闭的某道闸门，因那张照片上的那个名字而瞬间打开，心里一股血被那闸门里喷涌而出的沉痛一下冲到头顶——照片上的正是当年我和宁志的任务目标人物——刘亚男。
我知道，徐卫东在观察我的反应。我暗暗吐了一口气，悄悄放松一瞬间咬紧的后槽牙，快速翻阅着手里的资料。
1996年底，我曾跟宁志一起执行抓捕刘亚男的任务，结果照面都没打就被她溜了，只抓到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小喽啰。
之后，差点儿被开除出队伍的我被派往泰国做程建邦的助手。资料显示在那期间，宁志顺着一些线索，已经成功接近了刘亚男。但刘亚男像一条危险狡诈的鲇鱼，多次从缉毒大网边上滑过，时隐时现，屡屡漏网。
刘亚男生于1964年，她四岁那年，母亲因为父亲的家庭成分问题与其离婚，第二年就病逝了。刘亚男是跟着父亲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长大的。1976年她父亲平反，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赔偿，开始经商。
她1982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成日与社会上的一些待业青年厮混，很快在全国展开的严打行动中因流氓罪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1994年她被提前释放，自此开始跟随父亲，在中俄两地往返经营服装，生意做得很大，渐渐地与俄罗斯当地的黑帮有了瓜葛，开始涉及毒品走私。1995年，她父亲在俄罗斯遭遇车祸，尽管是以交通意外结的案，但我们都很清楚，她父亲是与俄罗斯黑帮做交易时发生了摩擦，是被俄罗斯黑帮杀害的。
刘亚男从此开始自己独闯江湖，靠着她父亲多年打下的人脉基础，刘亚男很快在俄罗斯黑帮中成为一朵妖冶的毒花，并得到一个绰号，叫做“二锅头玫瑰”。
1997年年底，消失了近一年的刘亚男又进入了缉毒局的视线。但是在跟踪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刘亚男干的事远远不止毒品走私这么简单。
随后，她的案子正式移交特案组。
我特别想知道宁志是怎么到的金三角，是不是因为这个刘亚男？但这不是该我知道的事，我不能问。现在刘亚男的卷宗摆在我面前，宁志的名字出现在她的案子里，这中间一定有关联。
我躲避着徐卫东刀子一般的眼神，仔细地翻着资料，看完后面又翻过去看前面。
“要不再给你放半年假？”徐卫东试探着说。
我连连点头：“好啊好啊。”我说的这是真心话，“如果能让我回家休养就完美了。”
“好个屁！刘亚男的案子你别碰了，家你也别想回。”
我心里一凉，知道刚才强装的镇定失败了，被徐卫东看出了我真正的意图。“为什么？”我几乎是拍案而起，瞪着徐卫东说。
于情于理这个任务都该交给我来办，我愿意付出全部去完成宁志没能完成的任务。徐卫东却在第一时间看透了我的心肝脾肺肾，他料到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回到金三角。因为我曾对他说过，我想把宁志带回来——我知道我是一个特案组的探员，我不能被个人感情左右。但是我太想把宁志带回来了，我不能让他孤零零地躺在异乡的国土上。
“你再嚷大点儿声，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徐卫东慢慢地说着，眼睛里闪出一丝凌人的光芒，那道光像是一把匕首刺穿了我的身体。我好似一个被扎破的气球，顿时瘫软了下来，悻悻地坐回椅子上。
“怎么不问了？”他说。
我咽了口唾沫，没敢吭声。
他说：“不问了就回去待命。”
我赌气地起身扭头往外走。就听徐卫东对程建邦说：“你还坐着干吗？”
程建邦说：“行了，别装了，秦川也不是外人，有什么秘密任务不用支开他，你就说吧。”
我站在门口双手抱在胸前靠在门框上，见徐卫东抽了口烟，一边眯着眼睛往烟缸里弹烟灰，一边对程建邦轻轻地说：“滚！”从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嘴和鼻子里喷出淡蓝色的烟雾随着那声“滚”字快速飘散在空气中。
程建邦叹了口气，含糊其辞地说：“老徐，你也太不给面子了，给个台阶下，真的，这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混？”
他话还没说完，就见老徐抄起桌上的烟缸，一副要砸到程建邦脸上的样子。程建邦一手挡着脸：“我滚，我这就滚，操。”赶忙站起来退出徐卫东办公室。
我和程建邦“滚”出了徐卫东的办公室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俩主要是在国内西部的几个城市，执行了几个涉及毒品和枪支的小任务。之所以说那些任务小，是因为在经历了金三角的洗礼之后，那几趟差事与其说是执行任务，倒不如说是休假。至于金三角和刘亚男，徐卫东再没有对我们提及过。
经常在午夜梦回间，躺在舒适干净的大床上，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城市里灯火阑珊的不眠之夜，我开始怀疑曾经那些经历只是刚刚做过的一个梦而已，清晰得痛彻心扉，遥远得不可触及。
1999年2月，我刚执行完一个任务，还在回京路上就接到了徐卫东的命令，让我火速前往总部报到。电话里他口气有点儿急，认识他这么久以来还没有见过他这样。我赶到徐卫东办公室的时候，程建邦已经到了。我们还顾不上打招呼，徐卫东便抄起外套带着我们来到地下的一个小会议室。
一进门，徐卫东就丢给我们每人一份资料，说：“抓紧时间看。”
我翻开一看，是刘亚男的案子！我心里一阵狂喜，为避免再一次被徐卫东察觉自己的真实心情，我赶紧埋头翻看资料。看完后我一抬头，见徐卫东正看着我，我对他勉强地笑了笑。
“时间比较紧，把人全部给我带回来。”他说“全部”两个字的时候说得很重。
我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分量，见徐卫东一直盯着我，于是扭头看了看程建邦，用胳膊肘捣了捣程建邦说：“跟你说话呢，让你把人全部带回来。”
徐卫东低声对我喝道：“你给我严肃点儿。”
他这一个“严肃点儿”让我的肩头顿时沉重起来。我点点头，没有吭声。
“根据情报，刘亚男明天下午到天津，你们回去准备下，明天出发吧。”徐卫东顿了一下，我们等着他说下一句，他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一直跟着我们走到停车场，看着我们上了车才说，“刘亚男非常聪明，做事比较极端，你们不要轻敌，还要谨防她自杀，一定要完好无损地带回来。这次是秘密抓捕，除了咱们，连公安部门都不知道，所以一点儿动静都不能有，一旦刘亚男被捕的风声走漏了，在场的几位谁也担不起。”
我点点头。徐卫东又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我和程建邦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从他火急火燎地把我和程建邦叫来，交给我们这个貌似一般情况的任务，到现在他一再提醒保密的情势来看，这次恐怕不仅是抓一个刘亚男那么简单了。换句话说，这可能只是个序幕，很难想象之后会怎样。我想了想，试探着说：“能让我回家看看吗？”
徐卫东嘴里啧了一下，不耐烦地左右看了看，居然破天荒地同意了。他点点头：“去吧，不过情况你知道，自己做好心理准备。”说完转身走了。我对着他的背影咬着牙，无声地做了个攻击的动作。徐卫东突然说，“别背后做小动作，我后脑勺有眼睛。”他说这话时一直都没有回过头，径直走进楼梯间。
程建邦在一旁哧哧地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家里的关系搞得很僵，但有一点，就是每个和家里关系很僵的人都有个共同点，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也不例外，也很委屈。
当我消失了两年多以后，第一次出现在家人面前时，站在门内的母亲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一把拉住我的手，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眼泪就落了下来。这时父亲拿着电视遥控器伸着脖子走了过来，当认清门外站着的是我后，微笑的脸瞬间变得铁青，他一把将母亲拽到身后，指着我的鼻子，嘴唇哆嗦了半天，喝了一个“滚”字，就咣的一声将厚重的防盗门重重地摔上。
我站在家门外，隐约听到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呵斥，不多时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偶尔会有一股早春的小风掠过，很冷。
在他们眼里，我毁了所有他们寄托在我身上的梦想和希望——我是一个因为屡次严重违反校规和条例而被开除学籍的军校生。并在被开除后，失去了踪迹，不知道去了哪里鬼混，这会儿才想起来回家。
我想这两年多，他们一定为此伤透了心，并且对我也从最初的失望，渐渐变得绝望。徐卫东曾很正式地告知过我，为了安全和保密，对我们的家人都将有另一套说辞。我曾经觉得那对我年迈的父母而言有些残忍，但一想起宁志的父母，在伤心和绝望后，到现在连自己儿子的一捧骨灰都不曾见到。相比之下，我应该知足。
在黑暗中，我给紧闭的防盗门内伤心的父母敬了一个礼，随后点了一根烟，顺着楼梯慢慢地走下楼。走出楼门口时，不知从谁家的厨房里传来一阵“刺啦”声，接着一股葱花炝锅的香气扑进了我的鼻子，接着就是铲子在锅里翻炒的声音。我看了看表，是到了晚饭的时间了。
万家灯火在暮色中配着空气中不知谁家厨房飘来的油烟味，让我感受到一种凄凉的温馨。
路灯下停着的一辆车的大灯冲我闪了闪，随即启动了引擎。我默默地走过去。程建邦坐在车里看着表说：“行，比我强，我是被我们家老爷子用菜刀一直撵到小区门口的，你还优哉游哉地走出来。”
我懒得理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又朝自家的阳台看了一眼，窗帘还是我熟悉的那款花色。程建邦接着唠叨道：“我操，我得问问老徐他们到底给我家里说我什么坏话了，这差距怎么这么大？”他说着将车驶出我家的小区。
我呆呆地看着车窗外的街景，又点了第二支烟。程建邦说：“老徐不让你回家是对的。”
我说：“你再回过家吗？”
程建邦笑了笑没说话。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个默契，所有与任务无关的话题，一旦谁沉默了，另一个绝对不会追问。
程建邦说：“你也不用太沮丧，当年我被我家老爷子用菜刀追出来后，我当时的搭档就带我去喝酒了，管用。”
我说：“你哪个搭档？现在在哪儿？”
程建邦突然沉默下来，别过脸揉了揉鼻子。
2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的车驶上京津塘高速公路时，我满脑子还是母亲那令人心碎的眼神，耳边还是父亲那一声“滚”。我努力想使自己回到任务中来，但是当刘亚男的名字闪现在我的脑海，我就想起宁志，胸中似是憋着一股闷气，压迫着五脏六腑，使得我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程建邦扭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个刘亚男你跟她打过交道？”
我回了回神，点点头说：“没见过，上次任务她跑了，其余的和你知道的一样多。”接着我把上次在宁志的任务里跑龙套的经过大概说了一遍。
程建邦想了想，说：“这我倒知道，宁志一直都在跟她的案子，一直跟到金三角。”他见我沉默了，忙说，“你知道，我们都是小角色，知道的也都是些片段，一个案子关联着多少案子，我估计老徐也未必知道全部。”
我说：“我没想知道那么多，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做什么，只是刚才想起了宁志。”
其实我们都明白，每次执行的任务都是一条线而已，这些线彼此交叉却又独立，具体交叉出什么样的一张网，根本无从想象，不过只要剪断其中一条线，这个网就少一分力量。做的事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渺小与虚弱。总想找个地方去证实自己，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自己的家了，可偏偏自己的家反倒成了我们遥不可及的地方。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位于天津河西区的目标酒店，将车子在停车场停好之后，我看了看表说：“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抓人能带着一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地抓？”
程建邦伸了个懒腰说：“那样的话，你能有问话的机会吗？”他说着朝我诡异地一瞥。我心领神会地一笑，点了支烟一边等，一边开始盘算起一会儿逮到刘亚男之后要问哪些问题。
我和程建邦估摸时间差不多了，便走进酒店大堂的咖啡座，点了两杯咖啡。不多时一个身着棕色过膝皮风衣，蹬着高跟皮靴，脸上扣着一副大墨镜的漂亮女人只身走进大堂。一时间我不敢确认她是否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只好对程建邦使了个眼色。程建邦大大咧咧地歪过头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完全没有半点儿掩饰。
我悄声说：“你悠着点儿，别被注意到。”
程建邦不屑地“哼”了一声，眼光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女人，轻声说：“放心吧，这种女人早习惯了男人的眼神，你不看她她才会怀疑你。”
果然，那女人在门口站定，摘了墨镜，轻蔑地瞥了程建邦一眼。墨镜一摘，我顿时分辨出那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程建邦不失时机地对刘亚男笑了笑，随手还敬了一个美式军礼。他这一番大胆的举动着实让我开了眼。刘亚男对程建邦优雅地一笑，将肩上的皮包取下提在手中，不紧不慢地走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程建邦眼光还在刘亚男身上，头也不回地说：“看见没，这就是见过世面的女人。”
我只当他是无聊瞎逗，余光扫了一眼略显冷清的酒店大堂，说：“咱什么时候动手？”
程建邦说：“这女人出门连个随从也没有？而且就拿这么一个小包？”
我扭头看了眼门口，的确没有人跟来，也没有行李员跟着。我说：“而且酒店房间也是她自己的名字订的。”
程建邦说：“抓她简单，难的是谁也不惊动。”
我说：“我们时间不多了，再在这儿待下去，该被人怀疑了，一会儿等她回了房间，我们进去控制住，直接带回北京。”
事实上我有点儿厌倦这种畏首畏尾的任务，相对而言我有点儿期盼将她带回北京之后的事。我有种预感，这个女人一定会将我再次牵回金三角。
曾经在金三角那炼狱似的经历，几乎将我从肉体到精神彻底毁灭。当时我曾无数次幻想，只要能待在国内，只要不去为自己的生死和战友的离别担忧和痛苦就好。这两年来，当生活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后却发觉，金三角的任务，只是一个开始。
当我在城市的繁华背后看到十几岁的少年沉溺于毒品，为之疯狂且不能自拔时；当各种花色品类的毒品源源不断地吞噬掉那曾经美满的家庭，使得瘾君子不管不顾地走上杀人越货的不归路时，我觉得，金三角只是我使命的开始。当我在梦中与黑红色的血不断从额头的弹孔涌出的宁志重逢时；当梦里的郑勇那双蒙着一层薄雾的眼睛突然开始转动时；当那死于我手下的少年杀手歪着脖子向我索命时……我明白，金三角对我而言是一个梦魇的开始。
既然有开始，就必须有结束，平淡安逸的生活并没有缓解心中的伤痛，反而会愈发觉得愧对宁志和郑勇以及所有为此牺牲的战友们的英灵。
宁志的尸骨还掩埋在异国他乡的荒山野岭中，我又有什么资格每天穿干净的衣服，每顿吃香热的饭菜，每晚睡宽大舒适的床呢？
当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时，我的胃里突然开始翻滚，从午夜的被窝里爬出，三两步冲进卫生间痛苦地呕吐，最后无力地坐在卫生间冰凉的地面上，泪流满面。这种煎熬渐渐变成一种疯狂的冲动，一种恨不得即刻起身杀回金三角，踏平那里每一寸土地的冲动。
所以，当初徐卫东没有把刘亚男的案子交给我时，我冲他拍了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