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陈平等大臣选了代王刘恒即帝位。《西汉会要》里称：“既诛诸吕，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加上早崩的前少帝刘恭，就是说，惠帝的子嗣死了五个，只有两位名位低的侯未被诛。估计是年龄太小，母氏地位又低微，再也掀不起水花吧。“非孝惠子”，显然只是借口。从情理上来说，谁会这么无聊，还一口气找五个小孩来冒充儿子？但如果不把惠帝的子嗣给搞掉，那他们选出来的汉文帝屁股下的位置怎么坐得安稳？
连小孩都不放过，这些军功集团和刘氏皇族看起来颇为残忍；不过，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吕氏谋反成功，也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封建社会的两千年，中国的历史总是在刀光剑影、血流漂橹当中循环往复。
比秦桧早一千年的“莫须有”
“文景之治”是中国史书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盛世”。历史上常把文帝和景帝连在一起提，是有原因的。景帝基本上走的就是文帝的未竟之路，不管是大政方针还是行为模式上，景帝简直就是文帝的Copycat（模仿者），不过是走得更远更极端，把其父的腹诽发展成恶毒，因此也更不可爱了。
比如同样是功高盖主的周氏父子。周勃有迎立天子之功，文帝显然对他充满戒心。有人告他谋反，文帝把他下狱，又放了他，但从此周勃就彻底被打蔫了，文帝也没有再去搞他了。
后来，周勃之子周亚夫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为侯，算是文帝给的一个恩典。
周亚夫在细柳营屯军之时，治军严整：没有将军命令，天子不得入营，不准车马奔驰，身着铠甲的将士不行拜跪礼，皆令文帝印象深刻。临死前，文帝嘱咐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说：“国家若有急难，周亚夫可以担当带兵的重任。”景帝即位后，任用周亚夫做车骑将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叛乱。周亚夫领兵向东进击吴楚。周亚夫对景帝说：“吴、楚勇猛，行动迅捷，我们很难同他们在面对面的作战中取胜。我想让梁国出兵拖住吴兵，再率兵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就可以制伏吴、楚了。”景帝同意了这个战略建议。实际上，当年文帝为增强梁王刘参的实力，使“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造成“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的态势，预先做好了平定山东诸侯王叛乱的战略部署。周亚夫敏锐地发现了文帝的用心，并且利用这种局面来部署战争。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阻碍。周亚夫调集军队在荥阳会合，这时吴国军队攻打梁国，梁国告急，每日都派使者请求援助，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去救助。梁王向景帝上书，景帝派使臣命令太尉救援梁国。周亚夫却不执行，坚守不出，而派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断绝吴、楚后方的粮道。后来吴军偷袭亚夫营西北，也未能打下。吴兵受饥忍饿，战斗力极弱，便撤退了。周亚夫于是派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后来，东越人斩下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报功请赏。平定吴、楚之乱历时三个月，可谓神速。
周亚夫得胜归来，五年后升任丞相。但梁孝王刘武，因亚夫不救梁，与他有了矛盾。
后来，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刘荣，因刘荣没有过错，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景帝没有听他的，还是废了刘荣；他也因此得罪了新太子和新皇后。窦太后想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周亚夫表示无功不能封侯是高祖遗命，结果王信就未能封侯；他又得罪了太后和皇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要赐封他们，用来鼓励后面的匈奴人来降汉，周亚夫认为这是鼓励不忠，景帝不听，封了他们为侯；周亚夫连皇帝都得罪了。
于是，周亚夫被免掉了丞相职务。
他做错了什么吗？没有。只是据理而言，不愿做皇帝的应声虫而已。
回乡后，儿子给他买了五百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因没有给搬运的人付钱，引起怨恨，于是对方上书告发亚夫的儿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有关部门把罪行书之于册，一条条按问，周亚夫拒不答话。景帝生气了，下诏令把周亚夫交给廷尉治罪。
廷尉毫不客气，把周亚夫按造反来定罪。周亚夫反驳说：“我所买的兵器都是殉葬品，怎么可以说造反呢？”审问的官吏说：“你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到地下造反哩！”周亚夫极为愤怒，绝食五天，吐血而死，他的封国被撤除。
秦桧的“莫须有”算什么，景帝的“莫须有”还比他早一千年呢。
发现了吗？文帝有谋略家贾谊，景帝便有谋略家晁错；文帝有个骄横受宠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景帝便有个同样骄横受宠的弟弟梁王刘武；文帝有个迎立天子的重臣周勃，景帝便有个平定叛乱的大将周亚夫——但每一对人物关系上，景帝充分体现了他狭隘的胸怀、阴暗肮脏的心理，处理方式都比文帝强硬和恶劣了许多，这证明景帝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如他的父亲啊！
谁是换太子的幕后主使？
“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以贮之也。”这个耳熟能详的“金屋藏娇”的故事，来自于野史《汉武故事》。不过，这种令人充满绮想的野史里面，却有一个笑里藏刀的夺嫡故事。
大概看过一些影视剧的人，都会说是馆陶公主扶持了武帝。但如果细想就会明白，那都是幌子，唯一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就是汉景帝本人。汉景帝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奠基人，虽然有种种毛病，但他的威权无可质疑，其对朝政的掌控亦无人可憾动分毫。怎么可能在继承人这种问题上掉链子呢？
这里就要谈到景帝的一个障眼法了：找人背黑锅。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驭人术。管理者时不时会碰到一些决策，必须牺牲某些人的利益；在这种民意汹汹的情况下，把责任卸给别人，是最好的金蝉脱壳之计。
这个背黑锅的人就是景帝的同产姐姐馆陶公主。
当然，馆陶也不冤。她有一个女儿叫陈阿娇，阿娇还很小，她就想把阿娇嫁给当时的太子刘荣，让女儿以后做皇后。但太子之母栗姬正得宠，又住在椒房内，虽没有封后，但也差不多了；栗姬不喜欢馆陶公主，便拒绝了。馆陶气坏了，她看到弟弟的第十子刘彻颇为聪明伶俐，又很受景帝喜爱；而其母王夫人不受宠，特别谦卑，先就有了好感。一天，馆陶问当时七岁的刘彻“要不要娶媳妇？”刘彻乖巧地说要。又问要哪个？馆陶指了很多个小宫女刘彻都不喜欢，只有指到表姐阿娇的时候，小刘彻才大声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把馆陶乐坏了。从此，她就铁了心跟王夫人和刘彻结亲，并决意劝说景帝废掉太子刘荣。
于是，馆陶不断地在景帝和窦太后面前说栗姬和太子刘荣的坏话，说王夫人和刘彻的好话。不久之后，景帝果然废了没有过错的刘荣，立了原本毫无希望的第十子刘彻为太子。
然而，仅仅听野史这么说是不够的，里面有很多民间想象的逻辑漏洞。因为景帝本是一个强硬而性格猜忍之人，非常精明；而馆陶公主哪有能耐主导立储这种大事？真实情况是，景帝是顺着杆子往上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却又没有落下话柄。
首先是景帝已经看不惯傲慢的栗姬很久了。直接导致他对这个女人放弃的原因是，他曾试探着向栗姬托孤，要她照顾好他的一众子女，而栗姬却吃醋了，态度恶劣，这让他相信一旦栗姬当上太后，则众儿女生命堪忧。其次，景帝并不怎么喜欢性格软弱的太子刘荣。从刘荣无辜被害死他不难过，反而急着保全害死刘荣的郅都就可以看出来了。怎么才能废掉这个旧太子呢？正巧馆陶公主不断地在窦太后跟前吹耳边风，帮助景帝移掉了“太后反对”这个障碍，简直是天遂人意！
再有，馆陶之所以在这么多王子中看中这个比阿娇小五岁的小男孩，首先还是因为刘彻当时已经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了，景帝是很喜欢他的。而王夫人的沉稳、老实，也让景帝放心。
从常理来说，刘彻排名第十，当太子是轮不上的。景帝对此很苦恼。最后，他立了不喜欢的王夫人为皇后，为的就是让刘彻顺理成章地当上太子。这就绝非姐姐在旁边煽风点火之下的冲动，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历朝历代的易太子，都会闹得轰轰烈烈、朝廷上下一片混乱，甚至还伴随着杀戮和腥风血雨，唯有景帝换太子，轻巧而波澜不惊。后世常以为，那主要是馆陶公主在作梗，殊不知，她不过是敲边鼓的，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景帝本人。
其实，馆陶公主的地位，多是窦太后在撑着的，在窦太后去世后，纵然馆陶是皇后之母，武帝也没空搭理她了。这时候的武帝还会顾念馆陶当年把他往皇位上推了一把吗？未必。
有时不得不承认，不能高估宫闱斗争的价值，也许结果是早已被设计好的；你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在帝王的一局棋里挣扎。
汉朝的有钱人移民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人的安全感总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以前，是一有钱了赶紧买田；现在，则是一有钱了赶紧买房。不过，很多时候，即使买了房买了田也没有安全感。以前，买了田还会遇上朝廷向你强捐、强迁，你不得不放弃家财搬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重新开始。
政府强迁的原因有很多，有为了应对边疆战事而屯田的，有为了赈灾而迁移灾民的，偶尔也有为了地区经济平衡而移民的，不可一概而论。但在西汉，强制性质最明显的，就是迁徙豪强贵族守陵了。
当然，再牛的皇帝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守陵，其大意是指在其陵园所在地建起新的卫星城，让这些人把当地的地产给孵热。
徙民，最初来自于刘敬对高祖的建言。刘敬从匈奴回来，考察了一番形势以后说：现在陛下虽然定都关中，实际上人丁不旺。北近胡冠，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听从他的建议，于是把十万多户有实力的家庭的成员迁徙到长安附近，以打碎这些家族的地区纽带，加强控制。这才是真实意图啊。
可以想见，最热心于削弱地方势力、强化朝廷统治的汉武帝，一定对于这种做法深谙其义。建元二年（前139年）四月，他刚刚开始自己的陵墓茂陵工程，就已经徙郡国豪强于茂陵。那年，刘彻十八岁。元朔三年（前126年）夏，招募民众十万人迁徙到朔方郡，又迁徙郡国有声望的人及财产三百万以上的到茂陵。当时，刘彻三十岁。太始元年（前96年）春，再度徙郡国有声望的人到茂陵。是时，刘彻已经六十一岁。
豪侠郭解的遭遇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迁徙令。就在元朔三年的迁徙令中，郭解家贫，既无官职，财产也达不到强迁的标准。但因为他的名声很大，当地的官吏有点担心，干脆也把他列入到强迁的名单当中。大将军卫青对武帝说：“郭解家贫，达不到迁徙的标准。”武帝冷冷地说：“郭解一介布衣，本事大到可以让大将军来为他说情，说明他并不贫困！”郭解也只好迁往茂陵了。郭解走的时候，人们为他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
要评价这种强迁令的好坏，完全是看你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里，依次是郡、县、乡、里。有时地方上会因为血缘关系和传统力量，有较强的家族凝聚力，国家的威权不容易渗透，这种地方豪强，朝廷很难奈何得了他们。对于朝廷来说，加强中央集权是江山稳固的不二法门，用迁徙这种方式铲除地方豪强的势力有效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好的。然而，从个体来说，你的权力早就被侵犯得连底裤都不剩了，什么财产权、迁徙自由权，甚至生存权，都不是你自己的。对人肆意凌辱到这种程度，你再跟我说这个国家多么富庶强大，多么伟岸圣洁，河里淌牛奶、天上开鲜花我也没有一点兴趣。从郭解一事可以看出，连皇帝也不遵守自己的律令，就不用谈别的了。有时还会对这些豪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通过地方官员对这些不驯服的家族进行屠杀。你以为周阳由、王温舒、田延年、严延年等酷吏为什么能一步步爬上去，不就是站在这些豪强的尸骸上吗？
强迁令，文帝以前做过，“从晁错之言，募民徙塞下”。武帝的父亲景帝做过，“（孝景）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武帝的儿子昭帝也做过，“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但和武帝惯于强行徙“豪强”不同，他们是雇佣百姓搬家，愿意搬去这些地方暖地皮的，都有不菲的赏赐（二十万钱不是小数了），是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的填地，算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不由想到另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中国的户籍制度是朱元璋建立的，沿用至今，堪称国宝。与汉武帝不同的是，朱元璋实行的是禁止百姓移动。这种户籍制度，“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他把全国人民分成不同类型的民户、军户、匠户等，分别隶属于中央各部，承担各自的差役。“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世代相承，不准改籍；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利用大军“点户”和严刑酷法，规定人口不能离开户籍地，如果离开必须有路引，否则按逃犯处理。
表面上看起来，刘彻和朱元璋一个是强迫别人走，一个是强迫别人留，像是南辕北辙。然而，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