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统组织的建立及其向特务机构的演变
国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形成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清党”期间。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的蒋介石，对于重要而敏感的情报特工组织机构的组建，采取了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这便导致了后来国民党中统与军统特务组织的分别出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内外矛盾冲突，演绎了这两个特工组织彼此之间斗争与合作的历史。由于指导方针的原因，国民党内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即使在其形成初期，他们的组织人事与隶属关系也是泾渭分明的。
最早形成的是国民党中统组织，其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起初，这一组织只是一个党务机关而不是一个特务机构，其规模也只是一个科组。
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由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陈果夫为代理部长。出于工作的需要，在部内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负责对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这是一个纯党务工作机构，并非特务组织。
早在北伐之前，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便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参加者都是陈立夫、陈果夫一系的人。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C，而二陈姓名英文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故外人称之为“CC系”。为了掌握党内动态情报，二陈又秘密搞了一个小组作为“CC”的触角，开始做情报工作。但这只是二陈的“私货”，没有组织编制和正当的经费来源。他们也向蒋介石送些情报，从蒋介石处得到一些经费。这虽然不正规，但却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起源。
中统组织的历史前后可以分作调查科、调查处、特工总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讯局及内政部调查局几个阶段。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因**“清党”及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开始扩展其工作范围，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人员也由起初的十多人增加了数倍，新增加的人员都是1928年6月由蒋介石从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择出来的，他们到任后具体从事“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工作。从此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的职责即开始向特务工作转化，与二陈的小组职能合并。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在全面重掌党政大权之后，痛定思痛，决定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机构，以应付党内外斗争的需要。2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是月底，他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党务调查科专门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任命其秘书陈立夫为科长。不久后由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
调查科成立时，人数不多，其调查任务是针对党内的派系斗争搜集情报。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扩张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也搜集中共和其他政治对手的情报。继而又开设了“特工训练班”，广招兵马扩充组织。
对于这一段历史，陈立夫几十年后有过深切的回忆，他在接受采访时曾津津乐道地回顾并论述了他受命组织特务机构的原因与经过：“凡是一个国家，受了外力的侵凌，为求自保，必须有一健全组织的调统机构。你如果念过《管子》一书，可以知道齐国的调统组织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一切，政府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对外更不要说了，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我们的革命是从军政时期开始，经过训政时期而进入宪政时期，亦可以说由霸道进入王道，霸道是手段，王道才是目的，但是我们的处境，非常艰困，外有帝国主义者环伺，内有勾结外力之军阀和政客，如果没有健全的调统组织，其危险太大了。
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民国十六年（1927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
我奉到这个命令，感到我的个性对此颇不适宜，并且对这项工作丝毫没有知识和经验，因为我是学采矿工程的，对物而不对人，因此我去请教戴季陶先生，戴先生听完了我的陈述，他说：‘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得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浓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穆，惟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罢！’我听了，才决定去做的。组织部调查科就这样开始的！我所知道的人，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得美国FBI或苏俄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与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究竟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科学训练的，而这美国科技对付苏俄科技的初步决斗，比较起来，还是我们比较高了一手。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不久就破获了若干共党秘密机关，而青年共党之来归者每月有数百人（共计为一万六千余人），声势大振，但不到一年半我就由科长被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科长一职经张秘书道藩等先后兼代，最后由徐恩曾（学电气工程的）接充。由于此一工作是新创的，我虽然离开了科长职位而去担任中央秘书长，许多事情，还是要来请教我的，所以不能完全不管。”从此，国民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特务机构-第一个正式的专职情报机构，即中统组织之开始。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1930年夏，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又增设了两个小组，其中特务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活动；文言组则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制成剪报，择其要者送有关方面参考，以供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上海杨登瀛，后改鲍善甫；武汉蔡孟坚；开封黄凯），配给专用电台以供联络。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与特别市、铁路、电信等行业，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到1931年7月，该科人数已达五十余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这样，国民党“党统”的特工组织框架便告基本形成。
第二节复兴社、力行社、蓝衣社及其关系
过去，一提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人们首先很容易想到的便是“蓝衣社”、“力行社”以及“复兴社”等国民党内的秘密团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只是对这些名称比较熟悉，对其内幕却不甚了解，对其间的相互关系则更是茫然。这自然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秘密组织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孕源母胎，但仔细分析起来，它们又不单纯是一种特工组织，而是一种“党内有派”的政治团体，是国民党内的某个派系，是以“拥蒋”为核心的国民党内的青年帮派。
复兴社、力行社的出现是受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思潮与国难危机影响所形成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述，当时欧洲国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对中国政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在中国知识界也出现了以法西斯主义救国的偏激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特别是青年军人，面对国破民穷的中国社会，对比发愤图强野心勃勃的日本，更感到应该立即奋起，但他们又苦于无出路可寻，其中一些人便转向武力崇拜。德国法西斯的“铁血主义”强调的就是强力、征服，这很符合当时军界部分青年将领的思想。
以胡宗南、戴笠、桂永清、贺衷寒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黄埔毕业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救党救国，就必须实行强力政治，效仿德国与日本，采用法西斯主张，拥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因为要“拥蒋”，就必须一切服从蒋介石的需要，听从其指挥，无条件地执行其路线方针政策，在“安内攘外”的方针之下，他们便有了“**”与“抗日”并举的主张，“拥蒋**抗日”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与工作中心。
至于这些主张之间是否有矛盾或是否行得通，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他们对蒋介石只有完全的愚忠而已。共同的思想促使他们产生了组织起来的需求，催生了带有法西斯主义及特务活动性质的团体，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受挫则提供了这一特殊组织产生的需求与时机。
复兴社-中国的法西斯特务团体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被迫下台前夕，除了调兵遣将控制中枢以及给他离任后的新政府留下一个财政烂摊子而外，又想到直接建立一个法西斯组织，效忠他个人，以进一步确保他能在不久之后卷土重来。
11月间，蒋介石召集他的十几位得意门生开会，反复暗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当与会者终于有人领悟到蒋的意图，表示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便顺水推舟说：“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于是，会议推举了康泽、戴笠等五人为新组织筹备成员，负责起草纪律条例及章程。1932年2月，康泽把起草好的条例章程呈报蒋介石，并主张新组织定名为“复兴社”。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秘密团体的成立。
3月初，中国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复职后的蒋介石主持了成立大会，他自兼社长，并指定康泽等九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以滕杰为书记、康泽为宣传处长、戴笠为特务处长助理，戴笠一周后正式转任处长，以郑介民、唐纵先后佐之任特务处长助理。
郑介民出生于广东文昌（海南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为校内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25年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回国，担任蒋介石侍从室情报工作。1932年与戴笠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由此开始了他与戴笠的长期合作，后来成为戴笠的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抗战期间又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负责抗日军事情报和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方面的情报，同时一直兼任军统局主任秘书，被视为军统内最具有情报学识的权威，先后编着有《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等书，为军统训练班及部队谍参人员的必读课本，所撰《抗战期中对共产党之对策》，更是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抗战胜利后，郑介民被蒋介石派为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
唐纵，字乃健，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在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之前，长期为蒋介石做情报工作，为戴笠“十人团”成员之一，任力行社特务处第一任书记。1933年下半年因卷入蒋汪矛盾被免去书记职务，不久被派任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向纳粹党学习了不少特务活动方法，如将特务渗入警察系统，就是他从德国借鉴而来的。1938年唐纵再度到蒋介石侍从室担任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抗战后期，因戴笠忙于中美合作，蒋介石再次派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成为戴笠的助手、军统局大将之一。
复兴社是一个完全法西斯化的政治组织，其主要成员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都是“誓死效忠”蒋介石的铁杆人物。其主要成员有十三人左右，后来被人们套用唐代的历史典故，戏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其中成员之一的刘健群曾写过一本名为《意大利黑衫党》的小册子，主张国民党应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党”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发挥党的传统革命精神，深入农、工、商、学的群众中……以对付内奸之捣乱和外敌之入侵。”他公然提议把新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甚至工作环境一律选用“蓝色”，以示“统一意志，效忠领袖”，这一建议曾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后虽因种种原因未被采纳，但因其名称十足体现了该组织之特性而被传扬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