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以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在比较了三种主义之后，蒋介石得出结论：“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籍经过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他把建立这种“有效能的”独裁统治说成是民意，“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1934年9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又说：“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元首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这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言辞，暴露了蒋介石的心态。
1935年，蒋介石在对他的准特务组织“蓝衣社”成员的讲话中更直率地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
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之举，不仅在于言论，而且在于行动。除了实行“权随人移”的独裁统治而外，他在很早便开始着手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想靠恐怖与暴虐的手段来驾驭部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德意法西斯统治的一大明显特征是对内镇压功能的有效加强，而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建立庞大、严密、正规的特务网，不仅对外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与间谍战，而且对内监视民众，镇压反对派，进而或用于内部肃清政权组织，控制部属，使特工组织成为一把“多刃剑”。蒋介石受德意法西斯之启发，片面地吸取了苏联政权的统治经验，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政治，决心建立“有效能的统治权”，因此采用特务组织与手段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举。
第五节蒋介石系统情报特工组织之产生
戴笠的出现
1923年10月孙中山决定效仿苏联建立党军，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次年1月蒋介石受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自此他开始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班底。
1926年9月，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应试者中，出现了一位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结识的青年，他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工之王”的戴笠。
关于戴笠的个案研究，坊间大量半文半史类书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传记文学”作品鱼龙混杂，使人莫辨真伪，一些国民党的官书，将他描绘成天生的谍报专家、特工天才，而对立者则斥之为魔鬼与毫无人性的刽子手。
戴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选择特工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他如何取得国民党“特工之王”的地位？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一是戴笠本人的性格特长；二是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背景与他们活动的历史与社会环境。
史籍中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的论述，对戴笠个性的评价都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善变求新或叫不安守本分；机敏多思或曰狡诈善嗅；勇敢无畏或称心黑胆大，再加上一些与生俱来的乡村无赖性格与对上死心塌地效忠的封建思想，使他在情报搜集与分析方面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长。同时，也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时势造英雄”的必然，使他能够脱颖而出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1897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1910年春进入江山县文溪小学，三年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后因违反校纪被开除，投入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当兵，又因战败逃回家。但他不甘寂寞，急于四处寻找成名出路。1915年他与毛秀丛结婚。1922年冬，他到了上海，经同乡戴季陶介绍，结识了蒋介石，并一度为他们在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当跑腿伙计，因头脑灵活，办事尽心，给蒋介石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在沪失去生活来源，1924年回乡办自卫团自任团长，两年后又被解散。走投无路之时，他在街头巧遇幼时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当时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当学员，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的革命生活，引起了生性好动的戴笠的极大兴趣，他认准这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立即决定赴粤，并改名“戴笠”以示弃旧图新的决心。经过两次考试，他考上黄埔六期，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由此开始了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戴笠在黄埔埋头学习，平时言行谨慎，课余时间，留心观察周围师生的举动，记载各种有用的资讯，当时与他交往的有胡靖安和陈超，他们特别注意同学中中共党员的活动，他相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
1927年4月，蒋介石依仗军权另组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开始**“清党”。戴笠以他在黄埔军校受蒋介石政治集团**立场及其理论的影响，对“清党”**持赞同态度，因此自然附和。他在同学中发表**演讲，大谈国共两党必然分裂的原因与“清党”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胡靖安到黄埔军校开展“清党”工作，戴笠向他提供了有关校内师生的许多情报，使校方轻而易举地逮捕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由此，胡靖安对戴笠十分赏识，并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栽培。胡出任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后，戴笠即被委任为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埔军校骑兵营调往苏州驻防。在党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一度准备下野，黄埔学生中掀起挽留之风，戴笠等三人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代表骑兵营面见蒋请求他复出。这次见面，使蒋又对戴笠加深了印象。
戴笠回到苏州后，因蒋介石已下野，骑兵营经费困难，学员渐渐散去，他便到了上海，失去踪迹，据他后来自称是“被派到北伐军司令部服务”，其实他是正式投靠了胡靖安，开始以情报工作为业。他利用在上海的旧关系搜集各种情报，渐渐学会了分析研究情报的价值，成为胡靖安的重要助手。
黄埔同学联络小组的活动
从入学到离开苏州骑兵营，戴笠在黄埔就读的时间共计不过一年，实际为黄埔军校肄业，但后来军校保留了他的学籍，承认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汪派及桂系等派系的共同攻击，四面楚歌，急于用非常手段来对付政敌，他授意胡靖安离开黄埔，在上海专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之事，成立了黄埔同学联络小组，负责搜集各方情报，监视部队。戴笠与他的同学东方白、刘艺舟、蔡劲军等在胡靖安的“联络小组”里干了一段时间，由于胡靖安的不得力，戴笠等虽然卖力工作，但并没受到相应的重视。但这一时期是戴笠从蒋介石处领取经费从事专业特务工作的开始。9月，蒋介石被迫东渡日本，下野之前为避免授人口实，他令“联络小组”停止活动。胡靖安在上海把蒋介石给的遣散费独吞后逃走，戴笠在无奈之中靠拜把兄弟杜月笙的救济才渡过了难关。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胡靖安支派赴德国留学，临别前，蒋接受了胡的推荐，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的工作，戴笠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为蒋介石出掌情报特工工作的生涯。
戴笠出掌蒋介石私人系统特务工作后，工作积极性大大发挥。他认准跟着蒋介石有前途，拼命卖力。但在开始阶段，他的工作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由于联络组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没有什么正当的经费来源，其成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仅靠他们对蒋介石的忠心是不能长久的；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既无长久计划又无协助力量，工作不公开，当然不受人重视。在这种逆境中，戴笠养成了注意揣摩蒋介石心理的习惯，他注意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蒋的情报需求，不辞劳苦地搜集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去蒋介石的住地，不理会蒋介石卫士的呵斥与刁难，苦苦守候蒋的到来，送上他的工作成果。有时蒋介石在不经意中丢掉了他的情报，他便再次呈上。这样时间长了，戴笠逐步为蒋所重视，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有搜集情报工作的天资，可堪一用，于是下令准其“随时来见”。
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派戴笠随东路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在军前进行情报搜集分析与综合研究工作。出发前，蒋介石手书“坚苦卓绝”条幅一张，赠与戴笠，使他兴奋异常，更加努力工作。不论是在沪宁前线还是在华北五省，戴笠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北洋军队后方刺探军情，利用“北洋军阀老粗多……无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情报容易做”的特点，运用拉关系和金钱收买等多种方法，一次次成功地搞到了许多军事情报。在徐州前线，他因长期骑马磨破了腿裆而流血不止，还照常四处活动。他的工作成绩使蒋介石逐步相信了他的情报专长与能力，更感到作战离不开这个人物。戴笠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
戴笠“密查组”的成立
1931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任命了多名侍副官与联络参谋，专司军事情报搜集。其中就有戴笠、郑介民等人。这便是后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前身。由于戴笠的功劳，蒋介石同意他建立一个“密查组”，作为为他搜集情报的正式组织，隶属于总司令部。这一小组建立后，使戴笠的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经费拨付、人员配额与工作场所，成为蒋政权内戴系情报工作由零散、非正式发展为集中、正规化的一个短期过渡。
戴笠成为这一“密查组”的负责人后，他的好友、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将其在南京城内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宅赠与戴笠作为工作场所，而周伟龙、王天木、唐纵、方超、张炎元、徐亮、赵世端、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王兆槐等人则成为戴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被统称为是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的成员。这是戴笠领导下的第一个国民党正式特务组织，以至于戴笠发达后便把鸡鹅巷视为他的军统局的起家之所。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武力强占了中国东三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受到全国舆论及各党各界的反对，在国民党内外反对派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第二次“下野”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