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并不是一位民主派人士，他曾鼓吹扩大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他特别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尤其对蒋介石的“特务政治”厌恶至极。胡汉民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组织发表一系列文章，痛斥蒋介石搞法西斯主义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心向往之而力不逮”，并指斥复兴社特务组织是一个“没有经济、社会或历史基础的独裁的军阀集团”，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只借空洞的口号宣传与刺探情报、暴虐与暗杀手段，无发展希望也无前途。
从1933年1月间胡汉民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开始，胡氏自己也写过多篇文章，对蒋介石推崇法西斯主义搞独裁统治大加讨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势力，它的兴起“无疑的是征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他指斥蒋介石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衣钵，蒋介石统治“五年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胡汉民分析了德意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断然指出中国没有产生和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土壤。他指出德意法西斯主义还有对外扩张国家利益的一面，蒋介石却不顾国家利益而完全为了个人利益，实无前途。他的结论是：“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的没落，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的反动运动并存，中国产生不出法西斯蒂来”。他认为蒋介石学不到法西斯的真谛，充其量“只能做到流氓式的侦探或暗杀为止”。他号召“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定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由于胡汉民的反蒋反法西斯言论，复兴社特务们对之恨之入骨，他们在胡汉民的住处放置炸弹威胁，迫使他避居别处。而作为胡氏依靠力量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则对在其辖地内活动的复兴社分子实行了严厉的镇压。1933年，陈济棠下令逮捕了七十四名复兴社在广东的特务成员，并将其中九人判刑。上述事实说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搞法西斯特务政治的呼声与力量，从一开始就明确存在并进行着斗争。
第四节以中统为中心的表面整合时代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复兴社、力行社都只不过是具有部分特务组织成分的秘密政治团体，它还不是完全的特务组织。但其中已经包含了特务性质的成分。复兴社成立之后，戴笠被蒋介石选定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内三大处之一的特务处处长，郑介民、唐纵先后任特务处长助理。这样，戴笠正式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特工组织首领，这在戴笠个人的特务活动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再进一步分析，因为复兴社、力行社主要成员的出身特点，这一组织浓厚的军队色彩决定了它的特务机构的成立即可以被视为是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军事系统特务组织的建立肇始。
而这时，作为中统局前身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开张有时了。这一组织在主管中组部的陈立夫领导下由徐恩曾负责。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专业是电机工程。回国后投奔与他有表亲关系的二陈兄弟名下，开始了特务工作生涯。他是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做起的老牌国民党特工负责人，以后又在他主持下于南京道署街徐王府“瞻园”内成立了“特务工作总部”，徐恩曾为主任、张冲任副主任、濮孟九任秘书，内部设有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及指导、行动等课。直到1938年特工总部改为中统局乃至以后，徐恩曾一直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1930年夏，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又增设了小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破坏活动，并在基层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在南京，蒋介石又特别调配了二十余名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充实了调查科特务组织。这样，国民党“党统”即后来的中统特工组织框架至此便告基本形成。
因国民党中央党部位处南京丁家桥，每天进进出出的各机关人员庞杂，不便于调查科活动的秘密进行。1930年春，徐恩曾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在紧邻南京中央饭店的中山东路5号，另找了一栋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办公地点。为了遮人耳目，徐恩曾命手下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把这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后来，他命手下在一楼临街开了一间无线电器材专卖店。这样，一来可将无线电器材的流向加以监控，二来可将赢利所得补充特务的活动经费，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正元实业社”的成员有：王思诚、李熙元、张志鹏、马绍武、许少顿、高振雄、林桂庭、齐耀荣、游定一、马啸天、袁更、王正鸿、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范圭中等人，他们归同住一起的特务科负责人徐恩曾直接指挥，其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骨干力量。
由于党务调查科在开始阶段还没有武装力量，故在具体行动中，他们便与各地的军警部门密切配合，以执行蒋介石的“清共”方针，主要任务是破坏各地共产党组织。
在南京，调查科依靠陈立夫之兄陈果夫的关系，得到了陈果夫过去的保镖、现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在武力、装备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而宪兵司令谷正伦除了为调查科输送“政治警察训练班”的毕业生外，还协助调查科关押被捕者，他还曾聘请徐恩曾及其特务组长顾建中在宪兵司令部兼职，极大地密切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一旦调查科发现了中共活动的蛛丝马迹，军警便配合行动，实行逮捕与关押。
1930年，徐恩曾以其在南洋大学时的同学范本中为首，在南京中山东路西头开设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为掩护，设立了第一座电台，并在上海、武汉设立了分台，建立了中统组织的秘密通讯体系。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开始后，他们又派出袁更、郑伯豪等人在北平、天津设立了分台，为蒋介石搜集情报。中统的电台系统初具规模。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
国共分裂之后，在国民党的残酷打击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表面似乎已消失，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不知从何着手对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难破坏。而在这个洋人统治的租界内，公开的警宪机关也不便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在陈立夫的指导下，徐恩曾率领调查科全力进行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工作。
蒋介石对陈立夫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但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他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在开始阶段，调查科对于被捕的共产党人实行不叛即杀的方针，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指令下，他们杀人无数，但共产党人却越杀越多，成效甚微。陈立夫与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为此会商，认为单纯地捕杀对付不了中共，应当改弦易辙，设法深入了解中共的内部情况。
于是，他们制定了诱降共产党人的“自首自新办法”，决定采用“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在南京和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省普设“反省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实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诱降手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叛徒，扩大对中共的破坏成果。这一政策，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成为中统以后对付中共的重要的手段。
在这一阶段里，国民党当局的情特机关在对付中共及政治反对派方面是靠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在获取军事情报方面则主要依靠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而这两者的工作又是互相交杂的。
1932年9月，蒋介石欲把戴笠的小组织和中组部陈立夫的特务系统统一管辖，一度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这个“军委会调统局”并不是后来习惯称谓上的“军统”组织。
这里所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后来在抗战爆发后组建的以戴笠为首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也有相互间的组织重叠与包含意义，但无论是在两者的人员组成还是工作内容上，都有根本的区分。实际上，1932年以陈立夫为首的所谓“军委会调统局”组织，其基本构成主要是未来的中统班底而不是“军统”的前身。其中组建了三个处室，以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CC派”、党统特务、中统前身），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蓝衣社特务系统、挂名依靠，实则独立，军统前身），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掌管通讯、密码、汇报安排事宜。
此时从中统组织的角度来看，“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一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一套人马的两张招牌而已。
“特工总部”负责人徐恩曾的公开职务就是党务调查处处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而戴笠的特务系统也相类似，被列为第二处。
由于在陈立夫的“军委会调统局”成立后，蒋介石依然独立地掌握着戴笠的系统，使之保持他个人的“御用”特征，以便运用自如，因此实际上仍然是保持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两条腿走路”的特征，这就为日后的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系统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按照军统方面的历史解释，此时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政治性的秘密组织，不能公开化；而他同时兼任的陈立夫“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处长，则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堂而皇之地列编支费的。这样分析，此时蒋介石之所以佯将戴笠组织编入陈立夫手下，也是为了解决其经费供给问题，在指挥权上陈立夫对戴笠是有名无实的，到后来时机成熟后就分道扬镳了。蒋介石对其特务系统所运用的“分而治之”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是贯彻始终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陈立夫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据他自己回忆说：“至于军统之开始，是‘有实无名’的一个组织，由戴笠（雨农）在蒋公侍从室工作的时候，受命担任调查特种事件所开始的，当调查科发现戴笠在做类似工作的时候，科中同仁愤愤不平，谓蒋公是否对我们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我就对科中同仁解释一番如下：‘我们的工作，可称之曰党的耳目，你们看人身上耳与目都是成双的。所以党的耳目，亦不妨有两个，互相查对，是有益无损的。’众皆悦服。所以，戴笠的工作开始时是有实而无名的。
当时我考虑应否以此事问问蒋公，否则蒋公会轻视我们，‘怎么戴笠在做调查工作，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决定向蒋公查问说：‘有一位名叫戴笠者，在外声称是蒋公要他做调查工作，有无此事？’蒋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的，我有时候要他去查一两件案子，并无特别组织。’后来，戴笠的工作范围与日俱增，还是有实无名而已。不过蒋公不愿戴笠永久这样下去。”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军统组织。
“后来约在民国二十四年蒋公要我主持一个‘调统会报’，属于军事方面的，由陈空如先生协助我。遂正式派徐恩曾为该会报之第一组主任（注重共党在社会之活动），戴笠为第二组主任（注重共党在军事方面之活动），并派丁默邨为第三组主任（掌理会报方面之总务事宜）。这一个组织，一直到蒋公要我担任教育部长那天（民国二十七年正月），我才辞去会报工作，其理由是教育部的工作与调统工作是两件绝对相反的工作，不能由一个人来兼做，遂以此理由脱离了调统工作，去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因此‘调统会报’亦取消了。其第一组改称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局长由朱家骅担任，徐恩曾副之；第二组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由贺耀组担任，戴笠副之；第三组取消了，后来丁默邨就跟随汪精卫去担任伪政府的调统工作，对于一、二两处在沦陷区的工作，不无受了打击。”
无论如何，在这一阶段，公开正式的特务组织只有中组部陈立夫为首的中统一家，因此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可称之为以中统为中心的“合二而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