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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引言:飞来横祸让我与行为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2)


  利用这些新手段,我最初主要把精力集中在探求我们对疼痛的体验上。原因很明显,患者在“浸泡”之类的治疗过程中需要长时间经历疼痛,这是我最关注的。有没有可能减轻这些疼痛?以后的几年中,我在自己、朋友、志愿者身上实施了一系列实验—应用了冷热水、压力和强声引发的肉体痛苦,乃至股票交易中损失金钱引发的心理痛苦等—来寻找答案。

  实验完成后,我认识到烧伤科的护士们都是善良宽厚的好人(对了,有一个例外),她们对“浸泡治疗”和拆除绷带很有经验,但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病人痛苦方面却没有正确的指导理论。我不明白,她们的经验如此丰富,竟然仍会错误到这般地步。我和这些护士都很熟,我知道她们的行为绝不是由于恶意、愚蠢或缺乏敬业精神。相反,她们只是深受一种固有偏见的毒害,对病人的痛苦缺乏正确认识,而且很显然,她们的丰富经验无法改变这种偏见。

  出于这些考虑,一天上午,我非常兴奋地回到烧伤科,详细介绍了我的实验结果,希望能改变护士拆除绷带的方法。我告诉护士和医生们,事实上,采取低密度疼痛治疗的方式,时间会长一些,但病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比高密度短时间的做法要轻。换言之,她们当年如果给我慢慢揭绷带,而不是猛拉快揭,我会少受许多罪。

  护士们对我的实验结论从心底感到惊奇,但令我感到同样惊奇的却是当年我最喜欢的护士埃蒂说的话。她承认过去她们对此认识不够,治疗方法应当改进。但她同时提出,研究“浸泡治疗”引发的痛苦还应该考虑到病人疼痛时的叫喊给护士带来的心理痛苦。她解释说,如果护士们为了缩短自己的心理折磨(我的确常常觉察到她们神情中流露出来的内心痛苦)而采取快速撕扯绷带的做法,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最后,我们还是一致同意操作方式应该改进,有些护士从此也开始采取我的建议。

  就我所知,我的建议并没有使很多医院改变拆除绷带的操作方式,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如果说那些经验丰富、对病人充满爱心的护士尚且不能正确理解病人的真实状况,其他人则同样可能错误地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作出错误的决定。我决定扩大我的研究范围,从疼痛扩大到另一类案例—人们为什么会一再犯同样的错误,而很少从中吸取教训。

  人人都是非理性的,本书就是要带大家开始一次探索之旅,探索非理性表现的方方面面。这一研究课题所属的学科叫做行为经济学,或者叫做判断与决策。

  行为经济学相对来说是个新学科,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某些领域演化而来。它引导我研究所有的一切,从我们不愿储蓄防老到性兴奋时的思维不清。我要弄清楚的不仅是行为,还有我们行为背后的决策过程—你的、我的和所有人的。在往下讲之前,我要先简单解释一下,行为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它与传统经济学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从莎士比亚的一小段台词开始:

  人类是多么神奇的一件杰作!他的理性多么高贵!才能多么无理!动作多么敏捷,体形多么令人赞叹!行为像天使,悟性像天神!宇宙之至美,众生之灵长。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非专业人士和普通百姓普遍认同的关于人类本性最基本的观点,在莎士比亚的这段话中都得到了反映。当然,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的能力所及,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能看到远处抛过来的球,能瞬间计算出它的运行轨迹和速度,能移动身体用手臂把它接住。我们能轻松地学会新的语言,特别是小孩子。我们能精通棋艺。我们能记住几千人的相貌而不混淆。我们能创作音乐、文学、技艺,还有艺术—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

  赞叹人类大脑的不只有莎士比亚。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与莎士比亚的描述并无二致(虽然我们确实认识到我们的邻居、配偶、老板常常达不到这些标准)。在科学领域里,这些关于人类完美推理能力的假定被写进了经济学。在经济学里,这一基本观念被称为“理性”,它为经济理论、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从这一视角出发,就我们对人类理性的信念而言,人人都是经济学家。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凭直觉创造出复杂的博弈论模型或懂得一般显示性偏好公理(GARP),而是说我们对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与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相同的。在本书中,我提及的理性经济模型,就是指多数经济学家和我们很多人对人类本性的基本假定—这一既简单又令人信服的理念,即我们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

  虽然对人类能力的敬畏之情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敬佩之心是一回事,认为我们的推断能力完美无缺是另一回事,二者相去甚远。事实上,本书探讨的就是人类的非理性—我们与完美之间的差距。我相信这样的探讨对于探求真正的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还能使我们在现实中受益。深入了解非理性,对我们日常的行为和决定,对理解我们对环境的设计以及它给我们提供的选择,都很重要。

  我进一步观察到我们不单单是非理性的,还是可预测的非理性—我们的非理性一次又一次,以相同的方式发生。不论我们作为消费者、生意人,还是政策制定者,懂得了非理性的预测方法,就为我们改进决策、改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支点。

  这就把我带到了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真正“摩擦”(莎士比亚可能会这样说)中。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这一假定的含义是,我们能对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所有选择的价值进行计算和权衡,择其最优者而行之。一旦我们犯了错误,做了非理性的事情,又会怎样呢?这里,传统经济学也有答案:“市场的力量”会迅速把我们拉回正确理性的道路上去。事实上,就是基于这些假定,从亚当·斯密以来,一代代经济学家们推导出了深远的无所不包的种种结论,从税收到保健政策,再到商品、服务的定价。

  但是,你们会从本书中看到,我们远远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假定的那么理性。不仅如此,我们这些非理性行为并非无规律、无意识,而是成系统的。既然我们一再重复,它就是可预测的。那么,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修正,使它脱离真空的状态(它常常经受不住推理、内省,尤其重要的是,经不起实验检验),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正是新兴的行为经济学领域—本书作为这项事业的一小部分—正在试图达到的目的。

  正如你们会看到的,本书的每一章都基于我数年来与杰出的同事们一起做的一些实验。为什么要做实验呢?生活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同时向我们施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我们难以弄清楚到底其中何种力量、如何形成我们的行为。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实验就好比显微镜和闪光灯,帮助我们把人类行为放慢,分解成一个一个的镜头,把每种力量单独提取出来,放大开来,仔细加以观察,让我们直接地、明确无误地检测我们行为的原动力。

  关于实验我想强调一点:如果实验的结果受到具体环境的局限,其价值也有局限性。不过,我希望你们这样来看待这些实验,即它们是对普遍原则的具体演示,提供了对我们思想和决定的深入洞察—不仅是在某一特定的实验环境下,而是通过推断,洞察到生活中其他多种环境。

  每一章里,我都进一步把实验结果推演到其他环境中,试图描述它们的内涵可能与生活、工作、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关联。当然,我推演出的关联,仅仅是一部分。要想从中乃至从社会科学的总体上获取真正价值,对读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要花点时间想一想如何把实验里所确认的人类行为原理应用到你们的生活中去。我建议你们每读过一章后稍事停顿,考虑一下实验中揭示出的原理能让你在生活中有所得,还是有所失,更重要的是,你有了对人类本性的新认识之后,将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真正要探索的也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这一探索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