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与今本有所不同）。朱熹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又认为“经篇”为“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从而条目清晰地提出了教化人道德的“三纲领”“八条目”。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朱熹重新编排《大学》，分经一章，传十章，此章朱本称“经一章”。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朱熹所说的“三纲领”，强调道德修养的三重境界：弘扬德行，使民众自新，达到教化天下的极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朱熹所说的“八条目”。
【原文】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4]，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5]，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注释】
[1]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代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2]明明德：前一个“明”字作使动词用，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字是形容词，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德行。[3]亲民：程颐说“亲”当作“新”，即革新、自新。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4]知止：知道目标所在。[5]本末：本是根，末是梢，即根本与枝末；引申为始末、主次。这是古代重要的哲学概念。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确定志向；志向确定才能够心静不乱；心静不乱才能神思安稳；神思安稳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知道了这本末始终的次序，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历代论引】
朱熹说：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是关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谓“明德”，是指人天生具有的“良知”，它原本可以通晓万理、应对万事，只是由于受到气质禀赋的局限，人欲的扰乱与蒙蔽，有时会昏昧不明；虽然如此，人的“良知”一直潜行不息，绝不泯灭，所以学问之道，即使“良知”彰明，恢复其最初面目，这就是“明明德”。又说：既要能够自我弘扬高尚的德行，又应当予以推广影响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养，以剔除先前所浸染的污迹，以求自新。又说：止，就是所应当停止的地方，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则志有定向。静，指心不妄动。安，即处之而安。虑，是处事精详。得，即得其所止。又说：明德为本，亲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王阳明说：“德，即一体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也一定拥有的。它是根植于天命的秉性而自然灵昭不能掩蔽其光芒的，因此称作‘明德’。……之所以称为‘大人之学’，也只是指去除其私欲的掩盖，使自己能够明彻了解自己的美好的‘天性’，从而恢复天地万物一体之自然天性。……天命之性，纯粹然而最为美好完善，‘灵昭不昧’者，这是其‘至善’的体现，是明德的本体，就是所谓的良知。”
孔颖达说：“彰显推广自己光明的品德。”
【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1]；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3]；致知在格物[4]。
【注释】
[1]齐其家：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2]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3]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4]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一说是摒除物欲。
【译文】
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想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历代论引】
朱子说：“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能够明其明德。心，身体的主宰。推广我们已有的知识，使自己所知达到无限。穷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至理，以达到极致。”
王阳明说：“所谓致知并不是后世儒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是指推致自己的良知。这里的‘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它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习就能具有，所以称为‘良知’。它是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致知必在于格物。‘物’即事，‘格’即正。‘格物’即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就是去恶为善，使良知没有亏缺蒙蔽，这样方能达到至善。”
【原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译文】
研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认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就可获得新的知识，增长智慧。在智慧的引领下，反观自身，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使内心意念真诚。内心怀着对万物的感念与诚笃，从而使我们对待客观的事物时，能够树立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心态。内心固守中正诚敬，就有了修养品行的基础。有了自身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整治自己的家族。整治自己的家族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才能使得天下太平。
【原文】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1]，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3]，未之有也[4]！
【注释】
[1]庶人：指平民百姓。[2]壹是：都是。本：根本。[3]其所厚者薄：当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反加以重视。[4]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译文】
上自一国君主，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分先后、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将应该重视的事情忽略了，应忽略的事情却重视起来，想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历代论引】
程子说：“《大学》是孔子留传下来的书，是初学者进修德行的进阶门径。全靠这本书的存在，我们今天才能知道古人做学问的先后次序；至于《论语》和《孟子》，研读的顺序应在其后。学习的人从这本书学起，就差不多不会有错了。”
智慧运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典句札记】
这句话讲的是“大学”教人的道理。古代所谓的大学是说成为大人的学问。比之于一般的“文学”“音乐”“绘画”都要高出的大学问，它比之于一般的单一学问的范畴要广，含有“道”的思想，比如说“茶道”。而这些道所负载含有的其他意义是需要自己去体悟的。要彰明自己的道德，就要不断地提升自己，从而能够亲善和帮助别人，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说真正有学问的人，应该是不断进步、不断修为，最终获得令人佩服的学问和修养的人。
德，做人的根本。《尚书》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古代，贤人志士崇尚德行，以道德感化、教化民众，从而使社会和谐，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其功用不在于增加外界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修养的方法，则在于“三省吾身”“反躬求诸己”，每天拷问自己的良知，以生命付诸道德的实践。
古代典籍中有“蘧伯玉寡过知非”的记载。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姓蘧名瑗字伯玉。他二十岁的时候，个人的修养就已经达到相当高深的程度，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从而使自己每天都有所体悟，而不迷失自我。“逐日如是，日日自检。”天天坚持自省，天天自我评判与检讨，日日不息。于是他每天都能发现自己以前的失误。
世间没有完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做错事并不怕，只要知错能改、改过自新就行。怕的是不能自我反省，自己不知错，还不愿意别人批评指出。尤其不可救药的是对自己的错误不能够充分认识，还自以为是，并强制别人也以为是。而蘧伯玉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做着自省的功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过迁善，常见前非，至五十岁时，犹追咎四十九年之非”。可见，德行的修养，在于坚持，在于诚笃。一个人一天不做坏事，是容易做到的；一月不做不合规范的事，也可以做到；但是，一生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则就极为难得而令人敬佩了。人生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结果。
“明明德”的功用，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就是提高全民素质，造就新的高素质的民众。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和谐。
人类是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主体因素，但是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又是极为渺小的。从人的心理上来讲，人人都想出人头地，争做先锋。这是人的欲望之一。可事实上，由于受到个人性情、教育程度、环境机会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总是不那么让人乐观。少数人出类拔萃，叱咤风云；个别人自甘堕落，作奸犯科；而绝大多数人平平庸庸，安于现状。这是一种规律，谁都无法改变。然而，无论如何，从自己做起，淡泊明志，洁身自好，静心修身，提高素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这是历史前进所呼唤的，更是人类文明所要求的。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应该是不难做到的。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重要的是先有进取的意识，有敬业的精神。这就是“明明德”的根本。
【史例解读】
三世辅臣，德高望重
富弼（1004-1083）北宋人，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26岁踏上仕途，竭尽全力为朝廷尽忠。
年少时，富弼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20岁不到，富弼就以文章出名，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后来，纳富弼做了自己的东床快婿。
庆历二年（1042），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王，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契丹王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契丹王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契丹王一人任意支配吗？”
契丹王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契丹王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契丹王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契丹王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