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样，商鞅才要求必须仔细查对三天。而且，这个活动是严格按照程序透明进行的，任何人都不得搞暗箱操作，虚报战功。为了防止弄虚作假，朝廷还会派出国正监和正御史对战功的统计工作进行监督。国正监和正御史的权力直接来自朝廷，不受军方的干涉，和地方官吏也没有利益瓜葛，所以参与此项工作比较公正。发现瞒报、谎报者，可以立即制止，并对图谋不轨者进行严厉处罚，即使是将军，也不能网开一面。而且，国正监和正御史还要对军功统计工作的进程进行监督，不能拖得时间过长。该受奖的人，必须让他立即看到实惠；该受罚的家伙，那就立即正法，严明军纪。将军把砍回脑袋的将士的名单报上去以后，将士所在县的官吏一般要在三天之内兑现奖励承诺。超过三天，国正监和正御史就有权力把该县的四名主管官吏交给丞尉惩治办罪。
展览三天，查对三天，而后兑现奖励承诺又需要三天。也就是说，如此浩大的统计工程要在九天的时间内全部完成，效率之高，就算在今天，也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其中的工作绝不是统计几个数字那么简单，里面还会牵涉很多问题。比如，军功的换算问题。我们前面说过，战场上的军功是可以用来折算的。一个士兵如果既立了战功又违法了军纪，就要按照军法进行折算，看看他是应该受赏还是受罚。还有，有的士兵可能还会放弃军功来赎回卖身为奴隶的亲属。这些工作也要在这三天内一并完成。而商鞅的新法就做到了这一点，不仅讲信用，而且马上能兑现。
这就是“法治”的威力。每个人都处在法律的监管之下，没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即使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处于彼此的制衡和监督之中，不敢搞暗箱操作，从而保障了法律充分彻底地贯彻落实。当然，任何法律都是硬性的强制性规范，不可能将世间万象全部算计穷尽。正因为这样，从开始有法律的那一天起，就有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的人存在。就好像自从有了杀毒软件，就有了层出不穷的病毒一样。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拿今天的美国来说，它是当今世界上法律体系最为健全、拥有律师最多的国家，但它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但不管法律会造成什么样的漏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商鞅，轻刑重罚，几乎堵塞了所有的漏洞。因为他让那些试图钻法律空子的人感受到，做坏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还是中规中矩代价小些，最起码不用整天担心受怕，如履薄冰，承担让人无法喘息的心理压力。
人人都得上战场
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仅仅有优厚的奖励和严苛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它的背后还有很多具体细致的军务需要打理，一些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如何征发老百姓服兵役，以保持充足的兵源？如何对现役军人进行培训，增加他们在战场上砍杀敌人的能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要面对的。在秦国这支虎狼之师的背后，需要国家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充足的兵源。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充足的兵源是自身强大的前提。如果都没有人报名参军，或者后继的兵源不足，是否能够拉起一支队伍都成了问题，更别说要打造一支前仆后继的虎狼之师了。就是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力仍然是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不用说是在人力是第一生产力的冷兵器时代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集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华于一身的商鞅，怎么会不明白？他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兵源，制定了“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从而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军国主义。秦法规定：秦国上下，不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都是预备役军人（说民兵也许更恰当一些）。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在家老老实实种地，一旦有了战事，这些农民马上就要奔赴战场，并且按照性别、年龄的不同组成所谓的“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老弱男女为一军。
尚武尚到举国皆兵，在当时的秦国，可不能算是夸张的说法。当代出土的云梦秦简《大事记》中就记录了一个叫喜的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他于秦始皇三年参军，到八月担任“榆史”，始皇四年成了“安陆御史”，六年为“安陆令史”，七年任“鄢令史”，十三年又从军……这个叫“喜”的人虽然因军功官至“令史”，但还是免不了继续参军打仗。这说明，秦国的很多公务员都是从军队中提干提上来的，但他们还是摆脱不了军人的身份，仍然是要去参军打仗。这是制度，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我们前面提到过，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把平民百姓以什伍为单位编制起来。这种做法，一方面是要推行连坐，让百姓互相监视，彼此揭发，从而让政府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把百姓以军事组织的方式编制起来，平时作为组织生产的单位，遇到战争就可以成为一支军队。我们后面会谈到，秦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每个人的详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出身、特长，都在户口簿上记录得明明白白，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黑户”。等到征发兵役的时候，那谁也逃不了。
秦法对于服兵役的人和征发兵役的官吏，也有非常具体的规定。比如，秦法规定，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官吏，他的子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服役。但如果当地的县令为了不让某人去参军，而谎称是自己的子弟，一旦被查出来，就要出资购买两件甲胄捐给军队作为处罚；而属于军队体系的官员县尉，不仅要和县令一样受到经济处罚，还要受到就地免职的惩处。如果服役者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却迟迟不到相应的岗位上报到，而屯长和仆射等相关官吏却渎职不按规定进行报告，那这些官吏都要各自出资为军队购买一面盾牌作为经济处罚；征发军队的官吏在值班期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也要受到为军队购买两件甲胄的处罚。对服役的士兵而言，如果自称服役期满回家，但是却拿不出边防长官的证明文书的话，就属于私自逃归，要罚他到边疆去服役四个月。而国家有诏令发布要求征发人员去戍边或者去打仗，地方官员不得拖延或推迟，否则就根据延误的时间长短进行相应的惩处……
可以看出，秦国军法中有着一整套详尽完善的兵役制度，全国上下的所有人都要遵守这种兵役制度进行民事生产和军事行动。平时管理村社的各级官员，到了打仗的时候，就是各级军事组织的军官。每一个适龄的秦人都是国家的“民兵”，当战事发生的时候，大家伙儿都得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安排，或者是上前线作战，或者是全力供养去参战的士兵。在这种极其严密的兵役法令的管制下，秦国的平民百姓依照法律就只有耕与战这两种生活了。从这一点来说，商鞅的新法，其目标就是通过严刑酷法把秦国的平民百姓变成耕战机器，除了种地和打仗之外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什么事情都不需要知道。
说到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秦国军队的战斗力。我们几次提到过，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强大得可怕，是让六国军队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师。但我们不禁要问：秦国的这些平民百姓，脱下军装是农民，穿上军装是士兵，他们的战斗力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他们个个都是种庄稼的好手，同时又是战场上的勇士？当然不可能。秦国的人也是普通人，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过是经过了一些严格的训练罢了。军事训练对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没有训练，他们只能算是一帮乌合之众，而不是虎狼之师。但是，说到训练，问题又来了：秦军士兵除了去边疆站岗放哨和上战场打仗外，平时必须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去，他们哪里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训练？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秦国对自己的百姓进行了“魔鬼训练”和“极限训练”，让这一帮原先只会种地砍柴的农民迅速变成一支真正的虎狼之师。
从史书记载来看，秦人是很重视军队训练的。训练分为常规训练和非常规训练两种。常规训练，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征发召集一部分官兵集中起来进行格斗、射箭等训练。非常规训练就残酷了，是通过狩猎等活动让人去和野兽打斗，以提高体能和战斗力。对那些在狩猎中表现不佳的，就要进行处罚。秦律中有一条“公车司马猎律”就对此作了详尽的规范。
在训练过程中，秦法还对负责训练的各级军官作出了十分严厉的规定，严格要求各级军官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然的话他们会受到更严格的处罚。比如，现役军人在统一考核中，如果出现了射箭不中靶、驾车不熟练等情况，不仅当事人会受到处理，主管训练的官员也要承担渎职的责任。除了要负担经济处罚外，还会被免职，他的职位由新任命的官吏担任。如果接任的官吏也没能达到律令的要求，那么新的官员同样会遭到和前任一样的处罚。
就这样，秦国的士兵在各级军官的严厉监督下进行着挑战生命极限的训练，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了战斗力。整天都在和虎狼搏击，那一帮庄稼汉最后能够成为虎狼之师也就不难理解了。
后勤一定要搞好
铸造一支强大的军队，除了要保持充足的兵源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外，后勤的保障更要有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粮食等军用物资的供应。
古人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纵使百万雄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将士们也要吃饭穿衣，马匹也要洗刷饮溜。如果连肚皮都填不饱，又怎么能有足够的力气发挥战斗力呢？所以，为了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家必须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并把这些粮食集中到国家的粮库里，随时调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