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秦川，天时、地利、人和兼得，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财富。而商鞅变法，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特别是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更是迎合了农业生产的特性，把这块风水宝地里埋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发掘了出来。正如司马迁所说：关中的耕地只占全国当时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三，而他的财富却要占到全国的十分之六。公元前316年，秦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战略，攻下了巴蜀，把关中八百里秦川和汉中、巴蜀连成一片，可谓如虎添翼。巴中、巴蜀，都是富饶的地区，土地平坦肥沃，资源丰富，号称“天府之国”。秦后来东伐楚国，军粮基本上都是由巴蜀地区提供的。《史记》中说：“秦得到了蜀地，那就更加强大富饶了，完全不用把其他诸侯放在眼里。”司马老公公就是在向后人暗示：秦得到了天府之地，那统一天下的大势就已成定局。
自秦以后，得关中者得天下，失关中者失天下，似乎成了历代王朝的共识。
很多王朝在西安建都，正是看中了关中地区的地险和物饶。正如唐朝的杜预就说秦有了关中根据地，就平定了天下。张衡在《西京赋》中更明确指出，秦汉两朝都是因为在关中建都而强大，而周朝和东汉都是因为把都城东迁而变得衰弱。
可以理解，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生产水平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无法创造出驾驭自然的武器，只能乖乖地依靠自然的力量，今天有了飞机大炮，山川的威力估计就大打折扣了。当然，优越的地形和地利，只是盛衰兴亡的前提，而不是决定的因素。否则，秦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地利，为什么只过了两代就灭亡了呢？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就像是一名狙击手，枪固然重要，但眼睛不亮，哪怕有再高级的枪，也是枉然。
作鸟兽散的六国
秦国得了天时、地利、人和，日渐富强，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而东方的六国，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个来自西陲蛮夷的切身威胁。
但是，秦国要想吞并六国也不像吃顿饭那么简单。东方六国在实力上虽然比不上秦国，可是加在一起，那势力也是了不得的。正如苏秦所说的：“各诸侯的地加起来有秦国的五倍那么大，他们的兵卒加起来差不多也有秦国的十倍那么多。”如果六国能像春秋时那样结成铁板一块的统一战线，“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秦国统一天下的野心就不会得逞。不但不会得逞，而且秦国这只猛虎也有可能被东方六国联合剿杀在笼子里。
这种主张六国联合的大战略，在战国时期被称为“合纵”。所谓“合纵”，包含两层意思：一、从方位上讲，南北为纵，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所以把他们的联合称为“合纵”。二、从实力上讲，秦为强国，六国为弱国。六国结合对付强秦，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强调方位，是为了突出文明的高低优劣。东方六国都属于周王宗室，文明程度比较高，是礼仪之邦；而秦国远在西陲，不讲仁义就算了，还专门拿砍人家脑袋当功劳，无疑是个蛮夷之邦。六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就是文明的国家一起来海扁流氓国家，名正言顺。六国为弱国，如果不联合、不结盟，一盘散沙，就会被秦国逐一攻破，最后都不会善终。而联合起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患难，同进退，对大家才是最安全的。所以，无论是从口号上考虑，还是从利益上思量，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都是必需的，就像当年诸夏各国联合起来对付戎狄一样。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也是如此。秦国最害怕的就是六国联合起来。据儒家的荀掌门观察，直到后来六国都被证明已经失去了单独抗秦的力量以后，秦人还是害怕六国狗急跳墙，被迫联合起来对付他。但幸运的是，秦国所担心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六国虽然也进行了联合，也结成了同盟，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互相猜忌、同床异梦，直到大厦将倾，仍然是一盘散沙，对秦国根本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贾谊在《过秦论》中对这一局面曾经有过非常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六国不吝惜珍器、财宝、土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来替他们出谋划策，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往来沟通，还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最后仗着“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函谷关下，卯足了劲儿要跟秦人决一雌雄。来势之汹汹，大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气派。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等你们来打，可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的九国联军，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秦国不费一枪一弹，而各路诸侯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立刻作鸟兽散了，诸侯们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讨好贿赂秦国。秦人正好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一面追击逃亡者，一面驱逐败退者，杀得是天昏地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胜利了的秦人乘胜追击，宰割天下，而失败了的六国则吓得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就是俯首称臣。
为什么会这样呢？六国怎么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成了秦国砧扳上的肉、盘子里的餐？难道他们不明白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春秋时那样结成强大的同盟共同抵制外患？
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需要到文化中去寻找根源。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也曾经面临一个结盟的问题。但和战国时期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结盟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制来犯的敌人，还要保存自己的宗法文化。在当时诸夏各国看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灭种”。而“灭种”指的正是宗法文化的崩溃和瓦解。宗法文化本来就是靠血缘纽带来维系的，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纷乱，诸侯国内部的篡弑暗杀，无疑给这种宗法文化来了个釜底抽薪。各诸侯国之间本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本是一奶同胞，情同手足，而现在却拼起了刀枪；在各个诸侯国内部，大家伙儿也变得六亲不认了，儿子为了上位，为了夺权，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父亲送上断头台。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战争不断，血光四溅，这哪里是什么文明国家的行为，简直连畜牲都不如！如果诸夏各国连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即使消除了外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这样，当时的春秋霸主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不仅要消除外患，还要解决内忧；不仅要解决肉体上的存亡问题，还要解决灵魂上的文化问题；不仅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还要干涉各国内政，逼迫他们遵从宗法文化。所以说，春秋时期的诸夏同盟，不是松散的利益集合体，而是铁板一块的文化同盟。当年，齐桓公以霸主的身份召集中原各国在葵丘会盟，订立盟约，组建了中原地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国家同盟。从盟约的内容上看，“攘夷”只处于次要地位，最主要的是各国都要做到“尊王”、“禁抑篡弑”、“裁制兼并”这三条。在齐桓公以后，诸夏同盟虽然不算是铁板一块，但却真正地做到了对外一致，最起码在文化上是这样。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中原地区有所发展，必须参加到诸夏会盟中来，遵守他们之间的国际约定，认同他们所标榜的文化，否则就是寸步难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不管这种文化是优是劣，是好是坏，它总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强大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之间得以认同的唯一平台。春秋时期的诸夏各国由于宗法文化的桎梏，相对都比较弱小，即使是当时的霸主，估计也无法和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相提并论。但是，正是有了扞卫自身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了“非我足类，其心必异”的危机感，他们之间的结盟才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而战国时代的东方六国，由于丧失了共同的精神支柱，没有了彼此认同的文化根基，他们之间的结合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是最靠不住的。马克思同志指示过我们，利益的结合体，无异于把一堆土豆装在一个布袋里。丘吉尔也说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搞笑的是，春秋时代的诸夏同盟，强调文化而淡漠利益，到最后反而得到了利益；而战国时代的六国合纵，削尖了脑袋、拼了老命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还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历史总爱没事玩你一把，所谓“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用在六国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相煎何太急
但对于中原各路诸侯来说，抛弃宗法文化实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生存，就要让自身变得强大。而要让自身变得强大，就需要从一个封建等级国家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从贵族统治过渡到集权统治。
而要完成这种过渡和转型，就必须抛弃宗法文化。
你要搞政治改革，不可能不涉及文化的转型，因为政治制度就是从文化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就像近代的中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一开始也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但后来还不是把矛头指向了文化？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哪个不是拿传统的文化开刀？对于春秋末年的中原诸侯国来说也是这样。他们要想富国强兵，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做个不肖子孙，数典忘祖、抛弃宗法文化，把有才能的人纳入到政治体制，任人唯贤，颠覆贵族统治，打破封建制。这样，才能把权力集中到国家层面。
从春秋时期过渡到战国年代，那些生存下来的诸侯国，大多都完成了这种转型，可以算得上是识时务者。而那些看不清形势，死守着自己的文化不放的，或者被吞并，或者沦为附庸，最终变成了历史的炮灰。到了最后，诸侯兼并，彼此侵吞，战国的舞台上只剩下了七个大国。秦国就不必说了，长期住在西陲，也不和中原诸侯各国相一起开会通气，宗法文化根本没有扎根，改革转型当然是顺理成章。
而对东方六国来说，宗法文化传统太浓厚了，他们在转型的道路上肯定不会那么轻松，而是要经历痛苦的蝉变。
有一得，必有一失。东方六国虽然通过转型变成了战国版图上的超级大国，但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宗法文化同时也土崩瓦解了。现在，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已经不可能再像春秋时期那样标榜共同的文化精神了。至于“尊王攘夷”的口号，更是早没有了丝毫的威慑力和号召力。
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的国君在徐州开会，竟然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各国诸侯互相吹捧，彼此称王，那不是犯上作乱的大不敬吗？可是，这些诸侯就这么做了。不但如此，“称王”的运动此起彼伏，竟然还出现了高潮。与齐、魏同时，燕国、赵国的诸侯也称了王，随后是秦国、韩国和宋国。就连弹丸之地的中山国，国君也自称为王。看来，周天子的余威已经完全消失了。从此以后，“尊王”的招牌再没人理会了，列强之间已经毫无遮掩地以狰狞的面目相对，以血染的锋刃相指，再不用寻觅题目，来为夺人家的地攻人家的城变着法子找借口了。到了公元前256年，秦竟然明目张胆地把西周给灭了，西周王还特意赶到秦国磕头谢罪，把所属的三十二邑、逃剩下的三万户人口以及剩下的宝器都献给了秦。同年周赧王死，但再没人去扶持他的继承人。周朝的残喘断绝以后，天下再没有天子，更没有王室，军阀之间的混战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既然没有了共同标榜的口号，六国之间的联合就纯粹是利益的博弈了。而利益的算计又让他们之间的合纵政策难以持久。一方面，除了那些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国（比如鲁、卫）以外，所有的大国都不安于维持现状，他们都想趁四邻不备的时候敲一笔竹杠，扩充自己的地盘。正如张荫麟先生所说的，合纵政策和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存在着根本冲突。另一方面，各国在地理位置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从而对合纵的态度也是冷热不均。齐、燕两国，距离秦最远；秦要是东侵，一时半会儿威胁不到他们。所以，这两个国家对于合纵的热情不是很高，顶多是喊喊口号。而魏、楚、韩、赵这四个国家，和秦国是邻居，秦的虎狼之师一出笼，首当其冲遭殃的就是他们。他们合纵的愿望最为迫切，但热情又不敢过于高涨，因为他们一旦和秦绝交，出了风头，万一援兵还没有到，而秦军已经大兵压境，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这四个国家又很容易倒向秦国，从而破坏条约。
如果说被逼无奈放弃合纵政策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东方六国的目光短浅、意气用事，各怀鬼胎、相互倾轧，就是自取灭亡，自寻死路了。他们合纵攻秦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彼此之间却已经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打得不可开交。对他们而言，自己的现实利益永远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吃一点亏就睚眦必报，看见一点利益就蠢蠢欲动，听见一点风吹草动马上改弦更张。难怪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