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是齐太公的封国，在当时诸侯中实力最强大。到齐桓公时，重用管仲等人，对管理体制和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再加上东海之滨优越的地理条件，捕鱼养蚕，奠定了富强的基础。当时，北方的山戎一再侵犯黄河北岸的诸侯国，而能对其进行遏制的只有齐了。由是，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企图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的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还能通过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的威信。公元前662年，狄人入侵邢国，次年，齐人发兵来救。次年，戎狄攻占了卫国，卫国逃亡的遗民在曹邑拥立戴公。齐桓公马上派公子无亏带着三百辆战车、三千名兵士去保卫曹邑，帮助卫国抗拒狄人。公元前659年，齐桓公派兵帮助邢迁都至夷仪。次年，又帮助卫国在楚丘重新建立了国家。这便是春秋时传为美谈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左传》中说，邢迁都的时候，就好像回自己家一样；卫国重建，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灭亡过一次。这些死里逃生的诸夏小国，对齐国老大自然感恩戴德，这就使得齐桓公威信大增，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齐国霸业中的另一功绩是南制荆楚。公元前659年，当齐国正忙着援救邢、卫的时候，楚人已经向处于南方的郑国发动进攻了。郑国是楚国北上进入中原的南大门，只要把郑国降服，就等于铺开了进攻诸夏的光明大道。所以，楚非要逼着郑和他“亲善”不可。于是，郑人向齐国求助。桓公一听，火了！公元前657年，齐联络妥了在楚国东北部，而可以牵制齐兵的江、黄二国，次年便统领齐、鲁、宋、陈、卫、郑、曹、许的八国联军，首先讨伐依附楚国的蔡国。蔡人望风溃散。这浩浩荡荡的大军，乘胜侵入楚境。楚人竟不敢应战，差人向齐军说和。桓公见楚方无隙可乘，便答应了求和。双方在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会盟谈判，并订立了盟约。召陵之盟后，楚国承认了齐对郑的霸权，退兵南下。此后，楚无法向北方扩张，就转而东向，灭掉了弦（都今湖北蕲水西北）、黄（都今河南潢川西）等国，侵占了大面积的土地。而齐所代表的诸夏同盟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召陵之盟是桓公霸业的顶峰，其后十二三年里，管仲和桓公相继去世，但他们的功业却青史常驻。一百多年后，喜欢发感慨的孔老夫子还在说：如果没有桓公和管仲攘夷抵制外患的功绩，我很可能就沦为戎狄了。
有人说，桓公、管仲对抗外族入侵，完全是为了谋取自身之霸业，是拿大家的幸福做饵来谋取私利。这种观点不太公正，桓公做的不仅是“攘夷”，还在“尊王”的旗帜下扞卫了诸夏之封建宗法文化。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桓公在抵制北方游牧民族部落侵略的同时，也在极力保存城市文化，使不至于沦亡为游牧之蛮族；而抵制南方之荆楚，则是防止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兼并，保持封建宗法文化，不至于沦为郡县制国家。齐桓公称霸，不仅有其历史使命，还有其文化使命。
亡国灭种最可怕
所谓内忧，指的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纷乱和诸侯国内的篡弑暗杀。内忧使得各诸侯国政治组织的整体效能急剧下降，父子成仇，兄弟反目，战争频起，血光四溅，封建制度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这个时候，时代呼唤霸主的出现，不仅要抵御外侮，还要维护各国之间的和谐局面，扞卫封建文化。
齐国称霸，在当时，不仅要平衡国际局势，维系诸夏同盟，还要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连周王室的内政也要干涉。因为当时整个天下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也就是宗法文化。不论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还是诸侯国内的篡弑夺权，都是对这种宗法封建文化的颠覆和挑衅。我们说了，宗法文化是以“家”作为基本单位向外推演的，即家、国、天下。天下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儿臣”，既是儿子，又是臣。各诸侯国可以说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儿子能对父亲不敬吗？肯定不能。兄弟之间能互相残杀吗？肯定也不行。而诸侯国，又可以看作一个“家”，各国的君主是“父君”，而各个卿大夫又可以看作是“儿臣”。儿臣篡弑父君，就是儿子杀父亲，那可是大逆不道。各卿大夫、各氏室之间，则又是兄弟关系，相互械斗，骨肉相残，也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正是家、国、天下在宗法文化下的这种相似性，使得要维护宗法文化，就必须既管国内又管国外。
公元前655年，周惠王（东周的第五代君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丰子带为太子。这种废嫡立幼的做法，本来就违反了礼法。这么看来，礼法有时候并不只是各诸侯国在践踏，连周王室自己也会不遵守。自己都不尊重自己，自轻自贱，别人怎么会尊重你？这个时候，作为霸主的齐国就要出面了。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召开大会，太子郑在首止亲切会见了各地方领导人，一起住了几个月。周惠王觉得太子郑不听使唤，但又无力和齐桓公对着干，就偷偷派人去劝告郑国不要参加结盟。郑国听了周王的话，离开了首止，剩下的七个诸侯共同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公开宣布并支持公子郑为下一任领导人。郑国颠三倒四，退出结盟，齐国很不爽，举兵攻打，郑国于是又乖乖地参加了盟约。不久，周惠王死了，太子郑即位，也就是周襄王。
为了重新整顿王室礼法，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会合诸侯，参加的诸侯国有鲁、宋、卫、曹、许、陈、郑等，周襄王派了宰孔（周王室的太宰，相当于丞相）作为代表参加。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葵丘会盟。史书记载说，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横；齐桓公曾经十五次会合诸侯，而葵丘会盟是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葵丘会盟，各国之间订立盟约，表明要共患难、同进退，组建了中原地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国家同盟。从盟约的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尊王。这是葵丘盟约的第一条，可见其重要。如果哪个诸侯国有藐视天子、挑衅王室的行为，其他诸侯国就可以在霸主的带领下痛扁之。
第二，攘夷。如果同盟国的任何一国受到外族的侵犯，其他国家一定要援助，不能坐视不理。
第三，禁抑篡弑。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弟杀兄、子杀父等篡弑事件，同盟国的各国对新政权都不予以承认，并在国际上予以孤立。不仅如此，还要派维和部队平叛，另立新君。为了杜绝各国国内的篡弑事件，葵丘之约还规定：各国在领导人的继承人的问题上不能废嫡立幼，不能以妾为妻，不能让女人干政。
第四，裁制兼并。葵丘盟约中声明，同盟国之间，要互不侵犯，禁止相互厮杀。不可堵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通。一旦出现争端，就要由霸主进行仲裁和公断。
以上四点，只有第二点是针对外患的，其他三点都是针对春秋时期所出现的诸侯兼并和国内篡弑所制定的措施。所以说，葵丘会盟，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反侵略的军事联盟，而且是一个维护封建礼制的文化同盟。当时王室衰微，西周封建失去了统一的重心，而霸主就成为了变相的封建重心和中心，以维系苟延残喘的封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