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图灵夫妇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不管怎么说，化学只是艾伦的假期娱乐。他马上就要13岁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上公学。1925年秋天，艾伦参加了马尔伯勒入学考试，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考得非常好（但没获得奖学金）。这时约翰的一句话，改变了他弟弟的命运，他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把艾伦送去，这会毁了他的。”
这件事情确实很棘手，艾伦必须得适应公学生活，否则哪个公学会喜欢一个整天用泥巴和果酱做实验的学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图灵夫人说：
在小学时期，艾伦的生活圈子很小，大家能够理解他，并且喜欢他。但是，如果他去了公学，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了给他找个合适的学校，我真的煞费苦心，生怕他不能适应公学的生活，变成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怪物。
但她的苦恼并没持续很久。她有一位朋友，格维斯夫人，是舍尔伯尼公学一位教师的妻子。1926年春天，艾伦再次参加了考试，并进入舍尔伯尼。
舍尔伯尼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学，它最初是个修道院，1550年开始搞教育，到了1869年，彻底变成了学校。1909年，在一阵低迷期过后，诺威尔·史密斯担任了校长，学校由此开始复兴。到了1926年，诺威尔·史密斯已经使学生规模从200人增长到400人，把舍尔伯尼建成了比较卓越的公学。
在艾伦去之前，图灵夫人先到了舍尔伯尼，拜访了校长的夫人，对诺威尔夫人诉说了一些她的期待。诺威尔夫人考虑了她的想法，把艾伦安排在乔弗雷·奥汉兰家里寄宿。
夏季学期从1926年5月3日开始，这是个星期一，也是英国大罢工的第一天。在从圣马洛出发的渡船上，艾伦听说只有慢速火车还在运行。于是他突发奇想，打算从南安普顿骑60英里单车，前往舍尔伯尼：
我把行李交给托运员大约11点从码头出发3先令买了份有南安普顿的地图但上面却没有舍尔伯尼。舍尔伯尼在地图外面。3英里。好不容易找到邮局，1先令给奥汉兰拍电报。遇到一家单车店，6便士搞定。12点左右离开3先令6便士吃午饭7英里到林德赫斯特3英里2便士买个苹果。8英里到比尔利踏板出问题6便士修好。4英里到林沃德。南安普顿的街上到处都是罢工者。很愉快骑车穿过新森林公园和一片荒野到林沃德然后顺利到达温伯尼。
艾伦在布兰德福特最好的旅店过了一夜，假如他父亲知道这件事，保准不会同意。（艾伦必须要计较每一便士，这毫不夸张，比如他会在信的结尾写着：“请寄回1英镑1便士：1英镑钞票和1便士邮票”）幸好旅店老板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他一点钱，而且早上还特地为他送行。然后：
布兰德福特附近有些很好的下坡，整个路上只是有点颠，最后一英里全是下坡。
他从一座小山顶上，望见了他的终点：乔治王风格的小镇，和大修道院旁的舍尔伯尼公学。
这样一个小男孩，面对大罢工时，能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套应急方案，并且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当地的报纸，报道了艾伦这趟单车旅行，人们都觉得很吃惊。当温斯顿·丘吉尔向那些“敌人”高呼“无条件投降”时，艾伦却利用罢工，享受了两天自由。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正如一本描写舍尔伯尼的书，艾力克·沃《青春织机》里面回忆的：
新来的男孩，在公学度过的第一周，恐怕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悲惨的日子。不仅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欺侮，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孤独，对犯错误的恐惧，以及对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困难的恐惧。
当故事的主人公第二天晚上给家里写信时，沃这样描述：“哪怕这母亲是个傻子，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她的儿子正处于黑暗而无垠的悲惨境地中。”对艾伦来说，情况甚至比这还要糟，他不仅不知道怎样融入新环境，而且因为罢工，他的行李还一直被困在南安普顿。一周后，他写信说：
这边没有任何衣服或其他东西简直烦死我了……很难在这边安顿下来。快回信。星期三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在宿舍写作业找教室订教材一周后差不多会好一些……
一周后，艾伦确实好了些：
我越来越适应这里了。但行李还是没到，所以我也好不到哪去。下周二我们要开始沉闷吃力的工作了。在这里，折磨迟到者的手段，就跟高卢委员会一样，老大一喊小弟们就赶紧跑最慢的人就得去干活。这里早上要冲冷水澡，就像马尔伯勒的冷水澡一样。我们每周一三五6：30吃茶点，所以我从中午就憋着不吃饭……印刷工人也罢工了，结果伯纳特书店没有我们订的书，所以我缺很多书。跟别的公学一样，新来的男孩必须唱些歌。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唱什么，反正不是《金凤花》……我们的作业极少，比如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和第四章，只要45分钟。
爱你
艾伦
唱歌确实是有的，还有一些别的典礼，但是在这种时候，艾伦往往是被踢来踢去扔进纸篓的角色。艾伦的母亲对这封信的评价是，这显示了艾伦“古怪的幽默感”。然而，如果她能读出言外之意，她更应当感到一种责任，而不是同情。
艾伦现在终于开始学习科学了，他写道：
我们每周学两小时化学，刚学到“物质的性质”“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之类的。我给老师讲我制碘的事，还给他看了样品，老师很高兴。这里校长被叫做“首领”。我想学希腊语，而不是古希腊语……
校长安德鲁确实因为艾伦懂那么多而高兴，他说艾伦身上有“令人高兴的坦率和天真”。西科特学院的监督生，阿瑟·哈里斯，作为对单车旅行的奖励，收艾伦做了自己的小弟，或者说跟班。但无论科学还是单车，在舍尔伯尼，这些都不是重点。
校长常常在讲话中，谈到校园生活的意义。他说，舍尔伯尼并非完全为了打开思维，虽然这在过去，是学校的主要意义。现在的英国公学，已经明显地发展成了小型国家，这里有残酷的现实环境，也体现着言论自由，公平正义，议会民主，权益权力等社会概念。校长说：
从教室，从宿舍，从操场，从游行，从你们和老师的关系，从你们的资格和级别，你们应当开始懂得权威，顺从，合作，忠诚，把学校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资格和级别，权力和责任的平衡，这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是更珍贵的东西。而“打开思维”这件事，顶多能算个细枝末节就不错了。
维多利亚改革的影响之一，就是使竞争激烈的考试成为公学生活的重要部分。成绩好、听话的学生，就有机会成为这个小型国家里的知识阶级，艾伦不属于这个群体，人们对他一点指望都没有。学校里还教橄榄球和板球，这里的男孩们很看重这些游戏，他们在这些游戏中，学会控制情绪。世界大战引起的社会变革，对故步自封的公学没有产生冲击，这里的体制仍然是监视而控制着每一个男孩，这些才是舍尔伯尼真正的重点。
在科学方面，舍尔伯尼只是在维多利亚改革中，做出了一个敷衍的让步，从1873年开始，引进一位科学老师。这主要是为了医学而设，并不是为了展示自然世界，而且一直因为“很庸俗”，而经受着绅士们的侮辱。科学不顾一切地求证真理，但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尊重，正如斯托尼家为帝国建了大桥，但却有更高的阶级在指挥他们。公学坚定地抵制着19世纪科学的胜利，诺威尔·史密斯把知识界分成古典、现代和科学，他认为：
只有最肤浅的脑子，才会认为那些新发现是先进的，认为我们离解开宇宙奥妙更进了一步……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顽固的英国，在这里，老大和小弟分得很清楚。在学校外面，男孩们充当小弟，把牛奶桶装到火车上，直到国家的老大们结束罢工。艾伦也在做这些事，但他的肤浅的脑子，对贵族、帝国建造者和白人政客面对的困难完全不关心，他对这套体制毫无兴趣。
体制，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但体制的运转，几乎是与个体无关的，它会无情地抹杀掉每个人的个性。艾伦所在的西科特学院，从1920年才开始接收寄宿生，但现在却已经形成了监督生，小弟，厕所里的狠打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院长乔弗雷·奥汉兰不愿承认，但这确实是事实。这个40岁的单身男人，靠着兰卡棉花赚来的私人财产，扩建了学院的房子。他不想把男孩们培养成流水线产品，也不像其他院长那么积极地给男孩们灌输信仰，他的学院也因此被冠上“散漫”的不良名声。他鼓励音乐和艺术，反对以强凌弱，在艾伦到来后不久，连唱歌仪式也取消了。作为一个崇尚兼容并包的古典主义者，他是这个小型国家里，最接近自由政府的人。这套体制，如果不考虑细节的话，可以说已经成为事实政体。你可以选择遵守，反对或者退出——艾伦选择了退出。
“他显得沉默寡言，有点孤僻，并非因为不高兴，我想只是因为害羞”，奥汉兰评论说。艾伦没有朋友，这一年，他被其他男孩捉弄了至少一回，他们把休息室一些松散的地板做成陷阱，用来捉弄艾伦。艾伦只是默默地继续着化学实验，但这令他们更加反感了，因为这展示了艾伦的智力，而且会产生刺鼻的味道。“他的生活习惯有点脏、邋遢，”奥汉兰在1926年末写道，“他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总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是这并不能得到别人的同情：他看起来总是很开心，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开心。”
“他的生活方式，会给他引来伤害，尽管我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开心。但不可否认，他不是一般的男孩，这不是坏事，但可能会让他有点不开心。”他在1927年春季学期的最后，有点语无伦次地写下了这些。相比之下，校长对艾伦的评论则比较轻快：
他找到自己的职业后，一定会做得很好，但如果他在学校里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他就会做得更好——他得学会合群。
艾伦不是布鲁斯特说的那种，继承了原始人类的本能，喜欢向其他人投掷东西的男孩。在这方面，他更像他的父亲，他父亲小时候在贝德福德时，就不喜欢玩那些东西。图灵先生没有像他妻子那样，对校长过度尊重，他提出特殊要求，使艾伦免于打板球。后来奥汉兰允许艾伦玩高尔夫球，于是艾伦迅速地把体育馆搞得和他的屋子一样乱七八糟，这使艾伦成了一个讨厌的人。因为他本来肤色就比较黑，再加上总是抹得到处都是墨水，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脏。他的笨手一伸出来，就仿佛是他自制的钢笔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喷出墨水。他的头发永远都不能倒在他想要的方向，衬衫从裤子里耷拉出来，领带缠在僵硬的领子外面，而且他好像还不知道哪个扣子该对应哪个眼儿。在星期五下午的军事训练营，他站在那里，帽子戴歪了，肩膀隆起来，穿着像灯罩一样的奇怪制服，还把裤腿卷了起来。这些特点，使他经常受到嘲笑，更不用说他那种怯懦、抑郁、尖细的嗓音——他不是真的结巴，而是犹豫，他好像需要用一套笨重的程序，费力地把自己的想法翻译成人类语言。
图灵夫人看到，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艾伦无法适应公学生活。他也不是那种只跟老师亲近，而不受同学欢迎的学生，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第一学期，他被分在一个叫作“贝壳”的班级，这个班级的其他学生，全都比他大一岁，而且都是能力很差的那种。后来他被提拔了，但也只不过是调到了正常能力的年级。艾伦自己倒不在乎这些。老师们像流水一样更迭着，前四个学期一共有17个老师，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个做梦的男孩。据这个时期一位同学说：
不止一个老师喜欢挖苦艾伦，并以此为乐。因为艾伦的领子经常被墨水弄脏，所以老师有时会说：“图灵，把墨水抹到衣领上呀！”然后全班就哄堂大笑。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了对于一个敏感而无辜的男孩来说，公学是一个怎样的地狱。
学校每个学期会对家长做两次报告，图灵先生每次都会把信封放在早餐桌上，吸着烟斗看《时报》，以使自己坚强一些。艾伦则会无助地说，爸爸也应该看看其他男孩的报告。但问题是，爸爸并不为其他男孩付钱，他只是看到，他辛苦赚来的钱基本上打水漂了。
图灵先生并不在意艾伦不走寻常路，他在这方面非常宽容。实际上，约翰和艾伦在这一点上，正是像他们的父亲，他们三个都认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在这个家庭中，图灵夫人则代表着大众的观点，她的品位和判断，被家里的其他成员认为是乏味而过时的。所以，尽管她丈夫和约翰都认为无所谓，但她觉得必须要改变艾伦。而且，尽管图灵先生很宽容，但他也不能接受，昂贵的公学学费被浪费，他在钱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含糊的。他已经厌倦了逃税，在瑟瑞的格尔福特边上买了个小房子，现在除了要交税，还要想办法给约翰找工作。他不让约翰前往印度从政，他预测1919年的改革会毁了印度官员的前途。约翰想要从事印刷业，图灵先生认为他应该去南美洲搞人造氮肥，最终他们采纳了图灵夫人的保守建议，让约翰去当律师。图灵先生为此需要支付450英镑，使约翰得到录用，并且还要资助他五年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