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我国的汉语，在这么大的地域之内，被这么多人共同使用，实在是罕见的事。这首先应归功于政治上的统一，还应归功于汉字，是汉字使语言差异限制在说话范围内，而书面语从古到今一直是全国通用的。汉字保证了中华文化的流传与交流。
我国是方言繁多的国家。方言，又叫地方话，其间的差别主要在语音和词汇上。从语言学上讲，我们按大的区域，可分成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分布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和华东的一部分。吴方言，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代表，分布在江南的江浙一带。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香港、澳门一带。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的一些地区，四川湖南台湾也有。闽方言，又可分为闽北、闽南、闽东几个分支，分布在福建、台湾等地。
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如果到不同方言区去旅游办事，听当地人说“土话”，就像到了外国。因为那里的人说的地方话几乎听不懂，需要人“翻译”才行。一是发音不同，北方话一般是四个音调，而其他方言区有的是六个、七个或九个。词汇不同也很明显。比如北方话“小孩子”，到江南叫“小干”，到湖南叫“细人子”，到广东叫“细佬哥”。
就是在同一方言区，说话也很不相同。像闽方言内，福建人和厦门人就差异很大，只能用“官话”交谈。北方方言区内，山东话、山西话、陕西话、四川话、湖北话、河南话等，在发音方法和用词上也有很大不同，相互讲话要反复听或追问才能听懂。就是在一个省内的各地市县，发音也不相同。北京和天津相邻只一百多公里，说话却明显不一样。天津话只在方圆几十里地内流行，与周围的河北话差别也很大。
造成方言的差异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远古时代，大多数人只在居住地生活，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相互隔绝，各自讲各自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口大迁移造成众多外来人口，说话差别也就大了。像客家话，顾名思义，是客家人的话。客家人是东晋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不断从北方迁到南方各地的人，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既不同于北方话，又不同于当地话的客家方言。前面提到的天津话，和苏北皖北的发音很相近，可能也与明代后南人北迁有关。
方言的差异自古就有。孟子就讲过，让一个楚国儿童学齐国话，如果他周围人都是楚国人，都说楚话，即使让他跟齐国人学，每天鞭打他，他也学不会。如果让他到齐国闹市住几年以后，再让他讲楚话也不行了。这就说明，当时各地的语言就十分不同，需要改变环境后才能学会另一种话。
方言来自民间，体现了某一地区群众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惯和性格，还产生了许多生动的词汇。比如听东北话，明显地感到一种豪爽气；听四川话，会有火辣的味道；听江浙话，就会觉得为人心细，滴水不漏。把方言引入文学和艺术创作，十分生动，有乡土气息。像我国有好几百种地方戏曲和曲艺，大多用方言演唱和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流行的“小品”，有不少演员就是以讲方言见长的，尽管别无他长，演技和长相也很一般，可因为能说一口地道又逗乐的方言，就扬了名成了“星”。
方言带来的不便和不利影响也是明显的，特别表现在国内国际的交流上。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努力寻求用一种共同语来说话。古代有一种“官话”，就很流行。官话是指各级政府官员说的话，以北方话为主。因为北方话使用人多、地域广，北方又长期处于政治中心，所以北方话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公认的共同语言。到了民国时期，又出现“国语”，是当时政府推行的一种共同语，以北京音为基础音，但标准不明确不规范，听起来并不舒服。我们从早期电影中可以听到这种国语。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确定了普通话为共同语，而且做了明确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推广普通话，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有些人以讲本地方言为“美”，甚至当着外地人故意说让对方听不懂的方言。这种人自以为很得意，其实正好暴露自己坐井观天、气量狭窄、保守落后的习性。实践证明，普通话在发展经济、提高人口素质和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各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说普通话，已成为社会大趋势。
至于方言，还是要保留的，这是我国的文化遗产。普通话会不断从方言里吸收词汇，丰富自己，而各地方的人也应不断克服狭隘的地方观念和保守意识，努力学习普通话，建设和谐又开放的中华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