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称赞那些有知识有智谋的人物时总要说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把地理与天文看得同等重要，这是十分英明的认识。如同我们在一个地方安居之后，最关心的是周围的环境如何一样，先人们自从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就有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观念。
“地理”这个词最早就出于古书上的这句话，是载于《易》书上的。“天时有生，地理有宜”，研究地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人如何利用地形地貌发展生产，求生存。所以古代当权者对所管辖的地方的地理情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大禹在治水成功、成了天下领袖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丈量全国土地，然后把已经控制的土地划分成九个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还下令铸造九个巨鼎，作为九州的象征，显示自己的权力。刘邦率起义军进入秦都咸阳后，将士们都去争抢财宝，名相萧何却直奔官府，先把秦朝的档案接收过来，掌握起全国的郡县地理资料，为后来刘邦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还有极为可贵的一点：祖先们很早就把我们这广袤的土地看成一个整体。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九州的自然和人文状况，还明确指出，从东部的大海到西部的沙漠是地域之极。这虽然受到当时的知识的限制，可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分裂状态的战国时代，人们也是把九州方圆看成一个不可分的完整的国家。《禹贡》被后人奉为“古今地理之祖”，也成了古代地理学的代名词。
正因为对研究地理的重视所致，我国古代的地理书籍和资料，非常丰富。最有名的专著，除了《禹贡》以外，还有《山海经》。这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书，最大的价值实际上是记录了中国山脉河川的状况，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根据。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列入《河渠书》，把地理知识引入了历史资料。到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又进一步把《地理志》明确列为正史。从此，这成了历代官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宋代之后，各地方政府也编起了“地方志”。到清代，各个省、府、州、县，差不多都有方志，存下来的有近九千种。除此之外，个人编撰的风土志、游记、物志等等，更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绘制地图也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先秦时期，地图已被广泛使用。有“地图学之父”称誉的晋代人裴秀曾创立了“制图六体”，也就是制作地图的六个标准：按比例，定方位，知远近，分高下，逢方取邪，逢迂取直。这个制图法则奠定了古代地图学的基础，影响已超越了国界。宋代杨甲绘制的《六经图》，是世界上第一幅印刷地图。
至于研究成果，也引人注目。古代地理学者为探求真知，不辞劳苦，上高山入荒野探险谷，足迹遍及各地，发现了许多奇异地理现象，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录了古代一千二百条河道，对与之相关的地形地貌、城镇演变、人口迁移等都提出了见解。北宋的大科学家沈括算得上古代地理学的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不但记录描述了各地风光和地貌，还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求规律，进行总结。比如他经过对化石和沉积物的研究，就得出了雁荡山是水流冲击而成，而太行山区最早是大海的论断，对地形的侵蚀、沉积的学说，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还主持了大规模的地形测量，创了天下之先，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形模型。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把一生献给了科学考察事业，最早确认了长江的正源，提出了长江流域面积超过黄河流域面积的论断，并最早提出了分水岭、流域面积等地理概念。他对我国西南各地的岩溶区进行了普查，是世界上最早考察石灰岩地貌的人。在《徐霞客游记》中，他对洼地、岩水洞、石峰林、地下暗流等的特征，都做了生动的描述，并探讨了成因，比欧洲早了一百多年。中国传统地理学和天文、数学一样，在古代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古代地理学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有不同于西方地理学的许多特点。如同天文学、数学一样，传统地理学也重视应用，特别是应用于政权管理，应用于社会的发展。古代当权者无不把国土面积、人口分布、经济状况、资源水文、都城选址、行政区划这些地理学问，看成政治性的大事。在研究地形方位的时候，也总是想到哪里利于建都建城，哪里可以建造宫殿坛庙，好便于统治全国。而且，像编地方志一类资料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门主持的，目的在于总结前人的成果，为后世留下可借鉴的经验。可以说，传统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密不可分。这给我们今天的地理学研究以很宝贵的启示，也是应当继承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对深入研究地表地里的自然状况有所束缚，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可以说是古代地理学的局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