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只要了解一下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历史资料，就不会不同意梁启超的这句话。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我们很难统计出从古到今共有多少部、卷、集，但只一部《二十四史》，就足以使人感到自豪了。
《二十四史》记录了从远古到清朝前期的历史，总计三千三百二十九卷，四千万字。现在有人把《清史稿》加进去，算作《二十五史》，那篇幅就更多了。《二十四史》的内容极其丰富，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自然人文环境状况，人物的言行，都记录在内。它是百科全书的经典之作，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成就的巅峰。“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人们面对这史学大厦，感到难以进足的心情。其实，如果下定决心，从头读起，还是能征服它的，不过要深刻地理解它、驾驭它，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了。《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即前四史，成就最高，尤以《史记》为先，被称为史家的“绝唱”，无韵的“离骚”。
但是中国的史籍远不止《二十四史》。在它之前，还有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礼记》等更具价值的先秦史学名著。和它同行的还有《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经典。我国史书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有按时间顺序写的编年体，像《春秋》、《资治通鉴》以及其他通鉴一类。有纪传体，主要用“本纪”、“列传”的形式分别记录人与事，由司马迁首创，《二十四史》都是这种写法。有本末体，完整地记录重大事件的过程，如《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有实录体，翔实记录帝王的活动起居，如《太宗实录》、《明实录》等。还有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会要”，记述各地方历史的“方志”，以及各种考证、札记、史评、史论、纲目、笔记、年表、类书、文编、丛书等等。另外，各种个人专著、民间野史，也弥补了统治者或忽视或忌讳的社会实情，价值也不可低估。
史学著作浩如烟海，史学家也灿若群星。最亮的“史星”，像孔子，堪称元老。他整理的几部古籍，都与记史有关，《春秋》是第一部编年史，私人编史也是从他开始。为此，有人把“中国史学之父”的美称送给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写《史记》的司马迁，开了撰写“通史”的先河，一部《史记》，奠定了他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还有班固，他写的《汉书》是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他率先继承了司马迁的纪史方法，为后代正史的编写拉直了准绳。司马光，宋代史学家，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是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史，记载了从春秋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实。
这么多史学专家，留给我们这么多史学专著，有些人就会想：它究竟有多大价值？有什么用？唐太宗李世民对此作了回答：“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视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居安而思危。其实，在唐太宗之前，古人早已认识到研究历史的作用，成书于周代的《尚书》中就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鉴，又写成“监”，就是古人对镜子的称呼。“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熟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管好今天事情的最好方法。古人正是懂得这一点，才那么重视记录历史。不但最高当权者亲自过问，专门设置史官和有关机构；而且记史的人也格外认真。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件事至今给我们深刻启发。齐国大臣崔抒派人杀死了与自己有私仇的国君庄公。史官在文献上如实记下了“崔抒杀庄公”。崔抒又恨又怕，下令处死了史官，让他的弟弟继任。不想新史官仍然照实记录。崔抒又处死了新史官。史官的小弟再来接任，毫不犹豫地照写不误。崔抒不敢再施淫威，只好任史官去写了。这兄弟三人不愧为史学卫士。同时，这件事也使我们知道，古人记史是以“真”为最高原则的，真实记录，不夸大，不隐瞒，把真相如实告诉后人，这是史官的道德标准。正因为有一条标准，我们才对古代几乎每天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才知道帝王不但有神圣威权的一面，也有和凡人一样的平凡的一面。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今天已不止于记史和为后代提供“纲鉴”的作用。研究历史，需要全面完整地分析人和事，系统地有头有尾地记述人和事，最忌讳主观片面和绝对化地看问题。比如对一个历史人物，只凭他办的一件事和一次讲话判断他的是非功过是不行的，只有从他的一生多角度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史学的这一基本特点，对我们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是最珍贵的启示。至于历史学所提供的丰富生动的故事，历来是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喜爱的，久传不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投入对历史的研究中，挖掘先人们留下的精神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