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战国后期的韩国人。他虽在人世间只活了四十多年，却留下了杰出的思想成就：把法家学说体系化、现实化，成为统一和治理国家的有效思想武器。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一直最弱，王室出身的韩非对此很是焦虑。他曾拜在荀子门下学习，广泛接触了儒道墨法等各家著作，而最推崇法家。法家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主张以法治国、推行改革、富国强兵。可见“法”与政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春秋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战国的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都是掌握政权的官员。韩非关心国事，希望韩国强大起来，曾多次建议韩王变法图新，却遭到拒绝。韩非说话口吃，辩论不过反对改革的人，于是就发愤著述，写出了《孤愤》、《说难》等文章，对法家思想进行总结和传播。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思想，否认天命和鬼神，强调人力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客观的，并且在不断地变化，而当权者就应“世异而事变”，“事异则备变”，根据新的情况来制定新政策，不可只循守古人之道，墨守成规。我们现在熟知的“守株待兔”、“郑人买鞋”等寓言故事，就是韩非讲的，生动地讽刺了那些守旧循规的人。
用严格的“法”来治国，管理民众，这是法家的最基本主张。韩非对此深信不疑。“一民之轨，莫如法”，“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等，韩非讲了不少这样的话，都是在强调法是治国的根本。至于如何制法和执法，韩非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就是要公正，要赏罚分明，要人人遵守而没有例外。“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这是一句名言，流传了几千年，意思就是说，法是不认贵贱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句话是针对“刑不上大夫”说的。只要犯了法，官员也应受罚；只要立了功，低微的百姓也可受赏。这些主张，在我们今天听来，理所当然，但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是需要很大勇气才能提出来的。
不仅如此，韩非还针对当时王室贵族垄断权利，养尊处优，致使国力贫弱的现象，指出只有做了好事有功于国，才能享有地位和官爵。“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韩非说的这些话与在秦国变法的商鞅的做法是一致的，与荀子说的“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也是一致的。应该说，赏罚分明，是古来就有的主张，而韩非说得更直接，表明他迫切地感到当时限制贵族权利、壮大新兴势力十分必要，有更强的现实作用。
韩非在极力呼吁以法治国束民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吸收了前辈思想家的“术”和“势”的思想，把“法术势”看作一个整体。什么是“术”？说明白一点，就是统治者控制和掌握下级和百姓的政治手段和具体方法。什么是“势”？就是统治者拥有的权力和地位。韩非认为要管好一个国家，让官吏民众听从指挥，除了应制定公正的法律以外，统治者还要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应付各种事态的办法，还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并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才能达到推行法令富国强国的目的。“事在四方，要在央央”，加强中央集权，是至关重要的。商鞅变法的时候，就是因为只重法而没有注意术，结果让反对变法的人任意搞背后活动，招来杀身之祸。韩非正是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得出的这个结论。法术势三结合的主张，为后来封建统治者统一国家和巩固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曾在历史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思想也给当权者利用权力动辄实行镇压或设立阴谋控制臣民开了绿灯，负面影响也是有的。
韩非自己就死在了阴谋之中。他的著述传播出去后，被秦王嬴政看到了。一心要统一全国的嬴政非常赞赏韩非的主张，一定要见见他。后来嬴政派兵攻打韩国，逼韩国交出韩非。韩非到了秦国，嬴政多次召见他进行畅谈，并打算重用。与韩非同出于荀子门下的李斯当时正在秦国担任要职。李斯担心韩非的才能会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竟捏造罪名诬陷韩非，韩非被下了狱。嬴政发觉不对后派人去赦免，为时已晚，韩非已经被逼自杀。一代英杰虽中途夭折，可嬴政仍采用了韩非的主张，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韩非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和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的主张受到了后世当权者的重视。
古代的法家也有让人不喜欢的地方。主要是它强调用严厉的法去管制国家和百姓，而不注意以德教民，恩威并重。秦国统一全国后，就因为刑罚太重，对百姓寡恩少惠，而引起反抗而导致灭亡的。这是一条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