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商业和文化联系起来同把军事和文化联在一起一样，都有些令人费解。古今中外，凡经商于市的行为，无不是为了赚钱为了利，与文化何干？而且在中国古代，一项基本国策就是“重农抑商”，商业受到人为的限制。很多思想家，包括孟子、荀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对“商”都是轻视的。许多政治改革家，像商鞅、王安石等，也都把重视农业限制商业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大多数人看来，君子讲“义”，只有小人才谈“利”，那些为了赚钱而动心思的行为是有道德的人所不齿的。这种看法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认为从商的人最为下贱。信仰上帝的教徒们甚至说商人永远不会得到神的欢心。
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史学家司马迁就是一个。他在《史记》中专门写了《货殖列传》，为一些大商人立传，像孔子的弟子子贡，改政从商的“陶朱公”范蠡，先经商后从政，担任过秦国权臣的吕不韦，等等。司马迁不但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经商经验，还为他们说了不少好话。但司马迁毕竟是少数，后世史书便很少讲商人的事了。人们对商人的看法总离不开“无商不奸”的老话。
今天，我们对古人的这种观念不必大惊小怪。总的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本来在夏商周时代，商业并没有被轻视，商人一直被列为“四民”之一，所谓“士农工商”。古书上还说过“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这样的话。但是进入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连年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无论是老百姓过日子和军队打仗都离不开的粮食极度缺乏，这就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强盛，所以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要“令民归心于农”，把加强农业看作“治国之要”。而且一个基本事实是，经商做买卖的人不从事生产，却比农民获利多，生活也富裕。人们便本能地把同情心给了那些终年劳作、风里雨里辛苦备尝的农民，认为他们创造了物质财富，还担负繁重的劳役，而商人四方游荡却负担极轻，是不合理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就这样制定出来了。
可是，只要稍加思考就会认识到另一个基本事实：商业是发达社会必不可少的。居住在城镇里的人不就是靠“商”生活吗？“城市”的出现就是由商引发的。从字面上看，“城”是指城墙，“市”就是做买卖的地方，也就是市场。城与市的结合，才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出现了。从时间上看，市比城出现得还要早：远古的人们把剩余物品拿出来交换，就诞生了原始的商业。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当权者把买卖的地方围起来好便于管理，城市才有了雏形。
应该说，我国古代的商业从未消散，反而一步步发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古人在建城的时候，都是遵循“前殿后市”的古训，先规划出市场的位置。到了宋代，商业发展更快，已经冲出固定市场，走向全城。都城开封形成了“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这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上可以得到印证。宋代之后，市场已经遍布各地，连农村和边境也有了。北方的集市，南方的亥市，两广的墟市，四川的痎市，办得很兴旺，“赶集上市”成了百姓们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明清时代的北京城，有不少地名就是市场名，如灯市、花市、药市、菜市、蒜市、珠市等等。
商业发达了，商人就有相互关照的必要。唐宋时期的商人成立了行团，明代有了商会馆，清代成立了商业公所。商人们聚集在一起，自然有个相互比较。有趣的是，为了避免“小人”之名，古代的商人，特别是资产丰厚的大商人，都喜欢讲经书，谈道义，以文化人自居，而闭口不谈利。谈是要谈的，那是私下的事或在“袖筒”里心照不宣。
“儒商”就在这种心态下出现，成了独特的人群。到了清代，有名的“吴商”、“徽商”、“晋商”都是很有讲究的商人群。儒商们奉行的是“诚”字，“非诚贾不得食于商”。商品要货真价实，一分钱一分货，绝不为赚钱而损坏了名声，得罪了主顾。有的时候，宁肯赔了本吃了亏，也要把买卖做下去，以取得买主的信任。我们留心一下古代商人留下的字号，像“全聚德”、“六必居”、“瑞衭祥”、“谦祥益”等等，还有铺面上的匾额、对联、条幅的内容，无一不是表示店主人是讲道德有文化知孔孟的信义之人。这些都给商业和商人蒙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以文经商，这是传统商业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现在的商家，也有很多人喜欢商业搭台文化唱戏，以文化招揽顾客，而不是赤裸裸地要人家掏腰包，这不能不说是受了古代商业文化的影响。
古代商业虽然名义上受到压抑，而实际上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支柱，还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果改变了观念，商业一定会大展身手，为国家的富强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