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过了孔子，接着就应该讲讲孟子了。孟子名轲，出生在战国时期的邹国，和孔子一样，也是山东人。在古代，孟子被尊为“亚圣”，他的学说与孔子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可见他的地位多么重要了。
当年，孟子本人也是以孔子的继承者和卫道者自居的。他虽然没有机会做孔子的亲传弟子，可从年轻时代起就“私淑”孔门的后代，专修孔子的学问，后来也兴办私学，并像孔子那样，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从记载他言行的《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孟子能言善辩，经常情绪激昂地侃侃而谈。尽管当权者们认为他太“迂阔”，好讲大道理，不切合实际，可他不改初衷，总是言语尖锐，不留情面。公都子问他，别人说您好辩，为什么？孟子答道，我哪里是好辩？我是不得已呀！我是在捍卫先圣之道啊！
这么说来，孟子的思想和孔子是否就完全一致，没有区别呢？不是的。如果那样，他的价值就不大了。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并有独创。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比如，他在孔子仁学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仁政”。他认为仁德才是无敌于天下的。统治者只有乐百姓之乐，忧百姓之忧，使百姓有吃有穿，生活安定，减轻刑罚和赋税，重用贤德而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强大。这种“仁政”后来差不多成了封建社会中衡量一个朝代一个皇帝好坏的最大的一把尺子。再比如，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家庭等级制度的，而孟子则把人民看得比君主更重要，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仅如此，他还说过，君主把臣子当作手足，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视为草芥，臣子就会视君主为仇敌。臣子可以选择甚至更换君主。推翻像商纣王那样的暴君，不能叫犯上。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不但比孔子进步，而且否定了所谓君权的至高无上，为人们反对暴政提供了理论武器。
正因为有坚定的信念，孟子才敢于当面批评当权者，为百姓说话。他见到梁惠王时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厨房里有肥肉，马舍里有壮马，而你的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不等于率领野兽来吃人吗？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死了三十三个官员，而邹国百姓袖手旁观不去救助。邹穆公很生气。孟子则厉声说：不要责备百姓吧！大灾之年，你的百姓饿死逃亡的有多少？仓库里存着粮食财宝，却不去救济，官员们不报告还残害他们。百姓们这回找到报复的机会啦！孟子能从“民”的角度谈政治，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他的一些名言，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等等，至今仍有深刻的意义。
孟子也关注人的道德。他认为人人都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由“四心”引发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而且是生来就有。所以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性善”是他的学说的基础。这个说法对于人们培养保持优良品行有好的作用，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就不大符合实际。当时就有不少人，包括孟子的学生，对孟子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孟子回答得也挺含糊。
孟子为我们民族留下的另一份珍贵思想遗产，是“舍生取义”的观念。“义”，可以理解为正义、道义、理想、事业等意思。孟子特别看重义，看重人的精神，说过许多这方面的话，最有名的一句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认为人世间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也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东西。为了正义和事业，可以舍去生命。他大力提倡人要有高尚的情操，曾对弟子们说，要培养浩然之气，也就是伟大而刚强的气概。缺了它，人就没有了力量。一个人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称得上大丈夫。
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从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事迹中，就可以看到这种作用。唐朝爱国官员张巡在“安史之乱”中，坚持在敌后抗敌，被俘后，敌人以刀相逼。他高呼：“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坐牢三年，始终保持一身正气，最后是怀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信念走上了刑场。“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在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中赴难的先烈们，在当今生活中见义勇为的英雄们，不也经常用孟子的名言表达雄心壮志吗？一个人，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精神。爱国为民，坚持正义，为崇高的事业献身，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孟子为培养这种伟大精神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