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5月，部队与装备开始集中到各港口与装配地点来。交通阻塞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军需官、宪兵与英国铁路部门想方设法，使一切都能准时运转。
装着士兵与设备的列车在每一条铁路线上倒退、积压，等着到海边去集结。车队阻塞了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村和庄户都蒙上了细细的尘土，在原本很清静的春夜里，整个英格兰南部无时无刻不回响着卡车的低鸣声、坦克的咔嗒咔嗒声和一听就听出来的美国佬的喊叫声，他们像是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鬼地方离这儿还有多远？”
部队开始拥进准备登船的地点，于是几乎一夜之内，海边地区滋生出一个又一个由尼森掩体与帐篷组成的城市。大兵们睡的是架成三四层的床铺。浴室与厕所往往在好几片地块之外，到了那儿还得排队。打饭的行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部队太多了，单是为美国军营服务的人员就有54000人，其中4500个是刚训练好的炊事员。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军队与设备开始装上运输船与登陆舰。出发的时间终于快到了。
统计数字使人看了都不敢想象：军队的数目大得惊人。如今，这个巨大的武器——自由世界的青年人以及自由世界的资源——等待着单独的一个人——艾森豪威尔——来做出决定。
6月4日几乎整整一天，艾森豪威尔独自待在他的拖车里。他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出一切努力，保证在生命代价付出尽量少的情况下使登陆得到成功。可是如今，在多少个月政治、军事上的策划之后，“霸王行动”的得与失却全都掌握在老天爷的手里。艾森豪威尔无能为力，他能做的一切仅仅是等待与盼望天气能够变好。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进攻或是再次推迟进攻。不管他怎么决定，“霸王行动”的成败都将取决于这一决定。没有人能代他作决定。责任将由他而且仅仅是他一个人来承担。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怕局面。5月17日，他曾决定D日将是6月的三天里的某一天——5日、6日或7日。气象学研究显示，只有这三天才会具备登陆所需的诺曼底地区两大气候条件：月亮升起得晚、拂晓后不久海水处于低潮状态。
进攻将由伞兵和乘滑翔机的步兵开始，他们是美军的一〇一师、八十二师与英军的第六师，约有18000人，他们需要月光。可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是否成功，又取决于他们来到降落地区时天空得一片漆黑，因此月亮晚点升起是他们的尖锐要求。
从海上登陆则要求潮水低得足以暴露隆美尔的海滩障碍。整个登陆的时间要取决于这样的海潮。使得气候学上的推算更为复杂的是：这一天较晚时登陆的后续部队也需要低潮——而这样的低潮又必须出现在天黑之前。
月光与潮水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束缚住了艾森豪威尔。单是潮水这一项，就把任何一个月的进攻日子限制在六天之内，而其中的三天是没有月光的。
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别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必须考虑的。第一，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长时间的月光和良好的能见度——为了能辨认海滩，为了海军、空军能找到它们的目标，还为了减少5000艘舰船几乎肩并肩地在塞纳湾开始移动时相互碰撞的危险。第二，这次行动还需要风平浪静。风大浪急不但会给舰队带来灾难，而且还会使得部队晕船，还没登上海滩就已失去战斗力。第三，倘若刮的是柔和、飘向内地的风，那么海滩就不至于烟雾缭绕，攻击的目标也不会遮住看不清。最后，D日后盟军方面需要有三天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利于人员与装备的迅速集结。
总司令部里没有人指望D日的天气十全十美，艾森豪威尔更是不抱幻想。他和他的气候顾问进行过无数次“空弹演习”，早已心中有数，可以承认与估量在什么样最差的条件下，他也能发动进攻。可是按照他手底下的气象专家的说法，诺曼底6月里的不管哪一天，能够达到哪怕是最低要求的，也仅仅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独自待在拖车里的艾森豪威尔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觉得坏天气的比例简直是大得难以估量。
在最适宜登陆的三天里，艾森豪威尔选定了5日，那样，倘若有需要，也可以推迟到6日。如果他决定登陆日是6日，万一得取消，给回来的船队加油这一问题会使他7日无法发动进攻。他也可以把D日延迟到下一个退潮日，亦即6月19日。可是如果这样做，空运的部队只得摸黑进攻了——6月19日是无月光的日子。当然他也可以等到7月再说，可是这样长久的延搁，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是件连这么考虑都极其痛苦的事。”
延期的想法太可怕了，艾森豪威尔手下不少最谨慎的将领，甚至宁愿把进攻的日子定在8日或9日。他们不知道怎能把20多万军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听到命令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关在船上、出发驻地与飞机场里而不让登陆的消息泄露出去。即使这段时期里自己这方没有泄露，纳粹空军的侦察机也会发现庞大的船队（假设他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话），德国间谍也总会设法打听出来。不管对谁来说，延期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却是艾森豪威尔。
那天下午，在越来越暗淡的光线中，最高统帅时不时来到他拖车的门口，透过被风刮得乱动的树顶看看遮满天空的厚云层。有时候，他在拖车外面踱过来走过去，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把小路上的煤渣踢到一旁去——这个身量高高的汉子，肩膀稍稍前伛，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
在这样孤独地散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可是到了下午，他注意到联合派驻在他前线司令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外号叫“老红”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梅里尔·米勒。“咱们一块儿走走吧，老红。”艾克蓦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迈着步子走开去了，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的还是平时他那种急促的步子。他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考里，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他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他像是几乎忘掉我在他的身边。”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
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爬上拖车门口的那架铝质小梯。这时候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双肩上的四星每颗都有一吨重”。
那天晚上9点半前几分钟，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萨维克大楼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呢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书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防空窗帘，在这个晚上，它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
参谋长们三五成堆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在和抽着板烟的最高统帅的副手、空军元帅特德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统帅拉姆齐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空军上将。据史密斯将军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将负责D日军事行动的脾气火爆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卷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参谋长——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来临，在等待9点30分要开的那次决定性的会议。到那时，他们将听到气象学家们最新的天气预报。
9时30分整，房门打开，穿着一丝不苟深绿色作战服的艾森豪威尔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时才露出一丝惯常的艾森豪威尔式的微笑，可是他一宣布会议开始，那副忧虑的表情马上就回到他的脸上。开场白是不需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必须做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因此，几乎就在同一分钟，“霸王行动”的三位高级气象学家在头头——皇家空军的詹姆斯·斯塔格上校的带领下走进了房间。
斯塔格开始他的情况介绍时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迅速地把过去24小时的气候图景勾勒了一番，接着平静地说：“先生们……气象形势中出现了一些迅速的、未曾料到的发展……”这时，所有的眼睛全都盯着斯塔格，因为他给愁容满面的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说，探测到一个新的气候前锋，在今后几小时内，它将移到海峡上空并导致作战地区逐渐变晴。这样逐渐变好的气候条件明天将持续一整天，并一直维持到6月6日早晨。这以后，天气又会重新变得恶劣。在可望来到的晴好时间里，风势会明显减弱，天空晴朗——至少可以保证轰炸机5日夜晚与6日早晨正常行动。到中午，云层会变厚，天空重新变阴。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被告知，他可以有比24小时稍长一些的良好天气，离最低要求仍然很远。
斯塔格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位气象学家就受到了密集炮火般的问题的轰击。他们是否全都对他们预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们的预报会不会有错——他们有没有用能弄到手的每一项资料核查过？紧接着6日的那几天，天气是否有任何继续变好的可能？
有些问题是气象专家们无法回答的。他们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对于天气发展趋势，他们是做了尽可能乐观的估计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这就使他们的预报不会全然无误。他们尽自己所能做了回答，然后就退出去了。
在接下去的15分钟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官们反复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强调得赶紧做出决定：如果“霸王行动”是在星期二进行，那么，在艾伦·柯克少将指挥下的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部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命令。拉姆齐的担心又连带引起了加油的问题：倘若这些部队再晚些出发，然后又被召回，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准备好在星期三——也就是7日——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现在一个个地征询部下的意见。史密斯将军认为进攻应该在6日进行——这有点像赌博，但是又必须得搏上一搏。特德和利－马洛里都对预告中说会有阴云感到担心，认为即使这样也一定会妨碍空军有效地执行任务，这可能意味着登陆得在没有足够的空军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未免有点“冒险”。蒙哥马利则坚持在决定推迟把6月5日作为D日后昨天晚上他所提出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赶紧出动。”他说。
现在，得由艾克来做出决定了。已经到了必须由他来做决定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掂量所有的可能性时，会议室里沉寂了很长时间。史密斯将军在一旁观察，他见到最高统帅坐在那里，双手在身前对握，眼睛俯视桌面，对最高统帅的“孤独与寂寞”很有感触。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有人说是过了两分钟，也有人说足足有五分钟。接着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宣布他的决定了，他脸上的表情很紧张。他慢腾腾地说道：“我非常清楚我们非下命令不可了……我也不很满意，可是情况就是这样……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做法。”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情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官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使这个巨大的进攻计划变成行动。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出亮光，壁炉架上，一只座钟的指针显示出时间是9点45分。
11
晚上10点钟光景，第八十二空降师一个外号叫“荷兰佬”的二等兵阿瑟·B·舒尔茨决心退出那场掷双骰子的赌博，他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多钱了。这场恶战是在宣布空降行动至少要推迟24小时后开始的。他们先在一座帐篷后面玩，接着又移到一架飞机的机翼底下，现在又搬到改为一座大宿舍的飞机库里，在这里他们战得昏天黑地。即使移到这里，他们也是在不断地“搬家”，从双层床形成的一个甬道搬到另一个甬道。“荷兰佬”是大赢家之一。
他赢了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估计他捏在手里的那把皱巴巴的美元、英镑和准备登陆后用的崭新的蓝绿色法国货币，加起来总得超过2500美元。在一生的21个年头里，他还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的钱。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已做好跳伞的一切准备。今天早上，飞机场上举行了各个宗教教派的仪式，“荷兰佬”是天主教徒，他去做了忏悔和圣餐礼。现在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这笔赢来的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分配方案。他要把1000美元存在副官的办公室，等他回到英国他可以凭存折支用。另外1000美元他打算寄给在旧金山的母亲，让她代自己保管，不过他要让她接受其他的500美元，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笔钱她可以随便用。其中他的打算派作一个特殊的用途：当他的班，也就是说第五〇五班，到达巴黎时，他可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