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作战从接舷战到舷炮战
技术决定战术，有什么样的武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战术。14世纪中叶以后，舰船已逐渐使用火炮，海战方式也从接舷战逐步过渡到舷炮战。
舰炮自14世纪装备海军舰艇以来，经过了漫长的滑膛炮发展时期（14—19世纪）和线膛炮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最初的滑膛炮是前装式滑膛炮，是用青铜或铁铸造的，射程数十米到上千米不等。那个时期海军舰艇上装备的火炮和陆上用的火炮一样，都是在炮尾点火，从炮口发射圆形实心炮弹，由于炮管不能旋转，所以必须把火炮一排一排地布置在舰舷两侧，从主甲板开始一层一层地向上排列，火炮甲板的层数越多、火炮门数越多，舰艇的作战威力自然就越大。因此，战斗舰艇的体积、吨位也就越来越大。
在当时那种传统海战中，舰队司令的指挥才能全都集中体现在掌握风速、风向，排兵布阵的战术和使用舰艇舷侧舰炮的能力方面，巧妙的战术动作、抢占有利阵位、利用夜幕掩护的勇敢拼杀等往往成为夺取海战胜利的保证。当时正处于风帆战船时代，最大的战船也只有1000吨左右，火炮口径在60～203毫米之间，每艘战船装备的火炮数量一般为20门以上。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风帆战船就达到1700吨，可装备100多门火炮。这些火炮有的装于舰艇首尾的甲板上，但更多的是配置于舰艇两舷侧，故称之为舷炮。舷炮炮管不能转动，如一定需要在战船上进行机动，只能在炮架上安装轮子。一艘1000多吨级的战船上配置100多门火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些火炮通常被布置在主甲板、两层甲板或三层甲板上，所以一艘战船实际上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堡垒和活动炮台。
1588年，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就是凭火炮制胜的第一次海战，标志着海战战术的一个转折点，海上作战的交战距离开始主要取决于舰炮的射程。由于当时战船上主要是配备冷兵器、燃烧性兵器或爆炸性兵器，投掷的方式多以人力或简单的投掷机械施放，所以交战双方的作战距离只有数十米远。当时最快的战船是装有多桅风帆的战船，航速最高有六七节，逆风时划桨，顺风时使帆。战船在船头装有青铜或铁制冲角，接敌时以最高航速向敌船冲撞过去，将其撞翻、撞毁或使其木壳向船体进水而沉没。如没有达到这样的作战目的，则在猛然撞击之后，将战船驶近敌船并靠帮，船上将士手持刀枪剑戟等冷兵器跳入敌船内，进行拼杀。
舷炮的大量装舰使用，致使这种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海战战术面临挑战，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舷炮战战术。上百门舷炮分多层配置布设于战船的两舷，交战时首先需要借助风向、风速和潮流的作用，将编队中的战船排列成便于发挥舷炮火力的阵形，然后再使用舷炮对敌船进行轮番轰击。即便是初期的前装式舷炮，也有数百米和上千米的作用距离，所以破坏威力是过去那种简单燃烧或爆炸性兵器所无法比拟的。由于火炮是固定在舷侧的，因此交战时所有战船都必须排成一列纵队穿越敌船前沿，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己方舰载舷炮的火力。这种战列线作战的战术其实是陆上阵地战战术的翻版，是典型的线式战术。由于战列线作战的需求，最终导致17世纪中期战列舰的出现。
儒教文化与海洋文明对撞
中国历史虽然上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创新的思想火花，虽然也有过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一些发明创造，但由于多是技艺和技巧层面的发明，缺乏对理性思维和规律的把握，缺乏指导价值和推广前景。而西方科学家多重科学理念，认为技术仅仅是实现科学构想的一种技巧和手段。
面对西方科学启蒙思潮和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中国却闭目塞听，故步自封，沉湎于传统落后的东方文明和农本经济，偏安一隅，闭关自守，关起国门，拒绝与西方国家的任何经济交往，主动放弃海上远洋活动，对西方的工业革命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这种奇怪的现象一直持续了几百年，直到把一个繁荣富强的世界强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南宋时期的科技水平和物质条件堪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相提并论，为什么中国这个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国度，不仅不能发动一场工业革命，却反而把工业革命的成果拒之门外呢？
封建帝王出于维护其国家统治的需要，采取愚民政策，不愿意引入西方先进的文明和大机器等发达的生产工具。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政权，常推引平定内乱和消极防御为主的国策，从不积极主动地对外侵略。例如，康熙八年（1669年）平鳌拜，将其革职拘禁。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两年后攻灭台湾郑氏政权，统一全国。康熙二十四年，驱逐盘踞在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军，康熙二十八年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部边界。康熙三次出兵亲征准噶尔，晚年又派兵将准噶尔部的军队驱逐出西藏，加强多民族的统一。从维护民族统一和国家疆界完整角度看，中国历代君王几乎无一例外都习惯采用消极防御的方式来守疆卫土，以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但是，这种消极保守的防御思想在工业革命面前遭遇惨败。
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占香港、广州、厦门、定海、上海、镇江，进逼南京，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受儒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日趋重文轻理。郑和七下西洋，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从未想过侵占或掠取外国的财产，满脑子都是礼义廉耻和仁义道德，这与欧洲列强四处侵略的暴行形成鲜明对照。儒家思想鼓励柔弱、温顺，反对冒险和暴力，强调“学而优则仕”，提倡通过多读书来做大官，其关键性措施不是实践而是科举考试。这样一来，就引导社会精英大都变成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吟诗、作画、写字、唱歌成为文人雅士的主要爱好，小说家、散文家、书法家比比皆是。反观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科举之类的考试，创造、冒险、探索、求证和实践都是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好措施，平等竞争和利益争夺使整个西方国家生机勃发。虽然西方也有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思想的解放最终基本都落脚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工具的改进上。达芬奇是一个著名画家，同时也是一个解剖学家、科学家、建筑学家和军事家，因为他的科学构想基本都变成了现实。哥伦布、达伽马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进行海洋探险，终于发现了新大陆。这种阳刚之气和冒险精神是西方人的可贵品德，也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弱项和软肋。
从民族文化传统和思维观念上来看，西方人崇尚武学，重视技术，喜欢挑战和发明创造。相比之下，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儒家思想和道家观念长期占统治地位，礼让、谦卑、求和、忍辱负重是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好风尚。老子主张“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受道家、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中国军事文化也体现出重道、重谋而不重器、不重技的规律性特征。“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是中国封建传统观念最典型的表现，这与中国历史上长期重农抑商、重文轻技、八股取士、闭关锁国和文向化专制是分不开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从事科技的人只能列为“方技”之列，科技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学而优则仕，只要把四书五经等八股文背熟了，就能当官，走入仕途，就能够制人；而一旦落魄到“技”的地位，就只能制于人，因而谓之雕虫小技也，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人已开始将万物变化解释为阴阳二气及金、木、水、火、土五行说，但却没有人去深究其科学原理，并最终上升到天文学、物理学的理论高度。这种早期形成的长于综合、短于分析，长于意象顿悟、短于逻辑思维，多崇尚抽象的概括和以简驭繁，善于进行粗放式研究的做法对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于过分重道而轻器，致使中国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也只是出现了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和器具层面的创新，很少出现科学理论层面的理论创新。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指出：“在早些时候，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几乎在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从我们的文明开始到哥伦布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常常令欧洲人望尘莫及。然而，从16世纪开始，中国就逐渐落后。据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到1500年期间，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此后至19世纪，却一落千丈，只占0.4％。此间，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法拉第、瓦特等一个个大科学家相继出现，他们发现的科学原理很快就转化为技术和装备，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革命。而此时的中国，仍然是封建迷信当道，虽然在某些具体技术上有所创造，但大的科学理论却没有突破。当科技和装备沦落到世界二流或三流水平之后，当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艺不如人的时候，又被迫重新回到“道”上找出路，企图以谋制胜、以巧补拙，通过战法创新、理论创新和各种花花点子来置敌于死地。这种传统上重道轻器的思维逻辑往往会偏离正确方向，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把人的作用提升到完全能够取代装备、抵消武器作用的地步，最终距离科学精神越来越远。西方重器也重道，但器为首要，道为次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总的看来，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技术创新，但缺乏自然科学理论的创新，因而难以实现军事装备上的跨越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军事装备是生死决战的凶器，应该让其在战争对抗中充分发展，但由于重道轻器的观念及忍让谦和的理念致使凶器不凶、利器不利，致使在14世纪之后到20世纪中叶之前，几乎所有的军事装备都处于尾随发展状态，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难有创新之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抛弃某些糟粕和过时的陈旧观念，与时俱进，确立科技强军、跨越发展、开拓创新的现代观念。
中国再次错失崛起的机遇
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火药和火炮技术经郑和船队传送到阿拉伯各国，又经这些阿拉伯国家辗转传入欧洲。正在沉睡的欧洲小国，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15世纪中期的那些所谓“地理大发现”，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小国迅速崛起，它们利用海军舰船到世界各地去征服和占领那些所谓的“无主地”，疯狂进行殖民掠夺，瓜分世界。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和航海大国，虽然具有非常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但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愚昧，终于在世界性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大竞争中失去了第一次宝贵的历史机遇，主动放弃了传统的海洋大国地位而固守于近海沿岸和陆地疆域，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一个驰名于世的海洋大国，在16世纪以后，面对欧洲海军列强从海上来的侵略，却没有任何反击之力，致使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抢占台湾之后，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又派出强大的海军舰队，轻取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地。从此，中华民族陷入被帝国主义海上列强任意侵略和宰割的境地。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80年代，发明了蒸汽机；很快，便出现了螺旋桨、旋转炮塔的线膛炮和钢铁装甲等一大批新技术。动力机器的发明，许多重大自然法则、科学定律、造船技术、冶金技术和新材料的发明和应用，终于使欧洲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从而也使海军舰艇装备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1814年，美国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动力炮舰，1836年造出第一艘螺旋桨推进的蒸汽船；1849年，法国首先利用这些新技术建成世界上第一艘5000吨级蒸汽动力战列舰“拿破仑”号。蒸汽动力装备舰船后使舰艇航速明显提高，海战中的进攻速度和作战节奏向也大大加快。由于舰艇不必再为风帆、风向等动力问题操心，所以大吨位、重装甲的舰艇开始涌现出来。克里木战争结束时，舰艇上开始出现单独的装甲炮台，很快便出现了舰体的装甲防护。1860年，英国终于造出第一艘装甲舰。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1艘装甲舰连续撞沉北军2艘战舰，北军密集的炮弹对它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于是，北军也开始建造装甲舰，这时开始出现活动炮塔的线膛炮。装甲舰艇在海上排列对阵，相互交战，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出现：交战双方的炮弹居然都无法穿透对方的装甲战舰，防护力第一次超过了攻击威力。这样，便促使人们去加速研制一种能够摧毁对方战舰船体的穿甲炮弹。
站在工业革命大潮最前列的英国于1860年建成世界上第一艘铁壳装甲舰“勇士”号，1873年建成世界上第一艘完全不用风帆而采用蒸汽动力的“蹂躏”号铁壳装甲舰，1892年又建成世界上第一艘钢质装甲舰。19世纪中期以后，战列舰的技术已经成熟，世界各国开始向大吨位、重装甲、高航速方向发展。当时战列舰的吨位已经达到5000吨以上，舰艇航速达到17节，普遍开始采用钢质船体，主炮改用旋转炮塔的线膛炮，口径已经增大到350毫米以上，火炮数量则达130多门，舰炮威力、装甲防护力、航速和排水量被视为战列舰作战能力的四大要素。19世纪70年代，蒸汽装甲舰已经达到9000吨。
在西方工业革命爆发100多年以后，清政府才逐渐搞清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一批封建官僚提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代表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等。晚清思想家、史学家魏源编纂《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时期掀起了一阵“洋务运动”，试图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搞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