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谁也没有嫌老人的动作慢，屋子里静极了，气氛沉重得有一点儿喘不过气来。大家看着老人一点一点地走出去，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动。
我很想冲过去，把我兜里的钱都给她。可是，我不敢过去，我怕伤了她的自尊。在物质上，她也许已经一贫如洗了，所以，她还固执地维护着她仅有的最后的精神上的尊严。
老人走出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才走到桌子前。护士递给他钱，用手拿了块破布擦了擦针头，拉起他的袖子，扎了进去。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有看错，然后又拼命捏了捏自己的脸，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作为一个医生的孩子，这点儿卫生常识还是有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问她：“您是不是忘了换针头了？这样做不太卫生吧？”
那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理也不理我，又埋头继续抽起来。
我有点儿生气地抬高了声音说：“您这样做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那护士又抬起头，朝墙上努了努嘴，又接着抽起来。
那上面挂着好几个卫生先进单位之类的奖状。
我哭笑不得地说：“不管您得了多少张卫生先进奖状。您这么做还是不对的。”
她正好抽完了，拔出针，把针管很随便地放在桌子上。上上下下地看了看我，然后说：“你是谁？干什么的？”
我鼓起勇气，大声说：“我是个大学生。”
我想了想，想起谭志强的社会调查的理由，接着补了一句：“我是来这儿做社会调查的。”
她笑了：“噢，大学生来上山下乡的。这年头可是不多了。”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
我生气地挺了挺身体，大声说：“是社会调查。”
她还是笑着说：“我们每天就这么点儿的针头，这么多人来，是不是让他们都回去？这么着吧，咱们问问，他们在不在乎？要不要献血了？”
屋子里的人哄笑着，异口同声地说：“要！”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小伙子抱了一大桶的血浆从门外走进来，走向屋子里的另一张桌子。他把大桶扔在地上，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慢悠悠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稠这么黑的血。我一下子忍不住，头一晕，一口就吐了出来。我蹲在地上，又吐了几口，我抬起头，看见大家都捂着鼻子躲开去。
这个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我拼命地想站起来，想去赶火车。
那位女护士大声说：“唉，唉，哪儿去？把这儿打扫干净了再走。我们这儿可是卫生先进单位呢。”
我抬起头，愤怒地看着她。她避开我的目光。
我看看周围，大家都低下头，没有一个人敢得罪她。
我默默地低下头，挪到门后，拿起那里的扫帚，开始清扫起来。
火车已经开走了。我抬起头，看见另一个桌子后边的小伙子在拿起针，从血浆桶里，吸满血。排在他桌子前第一位的人是个老头，走过去，毕恭毕敬地把钱交给小伙子。他点了钱，扬了扬下巴。
老头赶忙把袖子挽起来，把手臂伸过去。小伙子，把针扎进去，把血挤进去。动作一气呵成。
我看得都呆了。以我仅有的一点儿生理卫生和医学的知识，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老头子领了个纸条子，捂着胳膊走出来，下一个人走上去，我发现，小伙子也没有换针头。
老头子走过我身边的时候，默默地拿过了我手里的扫帚，他压低了声音说：“后生，这儿不是你该呆的地方，走吧。我来扫。”
我的心一酸，眼睛有点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出去了。我看见，刚才那位老太太已经排在了这一列“输血”的队里。我想去问她，她们这是在做什么，可是，我想了想，她的口音实在太重了。刚才，那个老头的口音还行，我决定等他。
过了一会儿，老头出来了。我凑上去问：“老大爷，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下一趟去省城郑州的车是一个小时后的，我先带你买了票再说吧。错过了那趟车，今个儿就没车了。“
我感激地点点头。
我买了票，这才迫不急待地问他：“请问您刚才让人往自己身上输血那是干什么呢？”
他木然地说：“噢，听说，献了血以后，把血浆再输回去，可以恢复得快，不用再等个几个礼拜才能献血，只用等几天。”
我悚然而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来什么，不明白地问：“血抽走了，又输回来，一来一回的，这么折腾有什么用呢。”
他说：“噢，听医院的人说，他们把有用的东西处理走了，剩下的东西再卖给我们，输回来，可以补充营养。”
我忙问：“医院卖给你们贵吗？”
他摇摇头说：“一半献血的钱。贵也得买，不买，他们就不让你很快地回来献血。”
我注意到他总是说献血，而不是卖血。
我摇摇头说：“好像没听说过这么补充营养的。我得回去问问。那他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买他们的血浆输呢？”
“你看这。”他递给我刚才那个小伙子给他的纸条子。
上面盖着个章，有个今天的日期。
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刚才那个女护士可以知道那位老太太昨天来过了。我很气愤地说：“他们这不是变相地半价买你们的血吗？”
老头叹口气说：“有啥办法呢。”
我转念一想，又问他：“那我要是就说自己把纸条丢了，或者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呢？不是可以不花冤枉钱了吗？”
老头低着头，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噢，他们就让你买了当天的纸条，过几天再来。”
我犹豫了再犹豫，明知道会伤他的自尊心，实在是太好奇了，我还是问了：“为什么要这样献血呢？为什么不去干农活，或者是去城里面打工呢？”
老头长长地叹了口气：“后生啊，跟你聊聊也好。我这心里也憋的慌。我就是邻村的村长。干这事儿，我也臊的慌啊。可咱这地儿土薄，不养人，一年到头的忙活，也挣不下个半饱。也有年轻人出去混的，咱这乡下人，没啥文化，在城里混也不容易。尽是混不出啥，灰溜溜回来的。后来，有人有亲戚在医院里的，靠献血挣了点儿外快。传开来，大家就都这么干上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村领导还堵在村子口拦人，不让来。可这人心要是铁了那哪儿拦得住啊？先是几个人偷偷地夜里走，后来，大伙成群结队地大白天地往外闯，我们几个老头子哪拦得住？后来，县里也不反对大家献。大伙就都开始献了。有一家人说是用献血的钱起了一片大瓦房，大伙就都比着献了。献着献着，这身子骨也就都不行了，干不了别的活儿了。家里要是有一个人顶不住了，有个大病，其他的就得更多的献，没多久也得趴下。”
我摇摇头说：“这样恶性循环哪儿行啊？”
他也摇摇头说：“就像是吸大烟，明知道不好，明知道会倾家荡产，还是戒不了。可怜的是小娃儿们，从小就苦。有的爹妈没法子，让他们的娃儿们年纪轻轻的就也去献。”
我实在不敢问这些孩子们有多年轻就去献血。我没有敢再多说什么。我掏出一包烟，和老汉一起默默地抽着。
我不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的生存是这样的艰难。他们的孩子有什么错，难道从一出生在这里，就已经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了吗？
那一个小时的等待，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之一。我的心理和身体都疲倦到了极点。火车来的时候，是老汉搀着我上的车。
坐在座位上，看过去，那个小屋前的两行队似乎更长了，我出了满身的虚汗，我忙趴在桌子上。火车慢慢地启动了，我支起自己的头，继续看着那里，直到在我的视线里模糊消失。我开始暗暗地计划怎么能为这里做一点事情。我想着，如果我在演讲比赛前知道这个事情多好，我可以写进我的演讲稿，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想着，也许回去了，可以写一点儿什么，登在校报上，和让学校的广播站广播。当然，最好还是能够登到大的报章杂志上......
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迄今为止最后悔的几件事之一了。像我其他太多的计划一样，我没有能真的把计划付诸实清b。这么多年后，我常常想，也许，哪怕我当初做了一点点实事，会不会有一点点用呢？哪怕能够改变一个AIDS(艾滋病)病童的命运也好啊。
快新年了，我去看馨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