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沮丧地说：“I guess it is not good enough. Without a full scholarship， to apply for passport， I need a foreign sponsor. Can you help me？ (我想这还不够好。没有全奖，我就一定要有担保才能拿到护照。你能帮我吗？)”
她很抱歉说：“I wish I could help， but my salary is too low to sponsor you. Let me ask my parents.(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帮你，可是我在这儿的薪水太低了。让我问一问我的父母吧。)”
我谢了她。又想起那个HP的副总裁。他一口答应：“I am too busy today. I will go to the consulate tomorrow to notarize the paperwork. You can com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 can also write a recommendation for you. (我今天太忙了，明天我一定去去上海领馆去办公证，我还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
我谢了他。
后来，我居然有了两份担保，HP副总裁的，和York教授父母的。我又一次想起聂子的话，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我终于退了学。
那以后的日子，就像恶梦一样。
有的时候，我喜欢独处的感觉。可是，我恐惧那样的孤独，我绝不愿再回到那样的日子。没有聂子，没有馨儿，没有父母，朋友们也在忙期末考试。只有我一个人独自苦苦地撑着熬着。
那一段日子，复旦的女生楼和女生连着出了几件不太好的事。学校研究决定把一个单独的学生宿舍院子改为女生宿舍。坚决不再允许男生进入那个院子。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抱怨。对于我却有一个好处。聂子以前的宿舍楼有好几个门，自从我们没有在一起以后，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在躲我，在她以前常走的，离她寝室最近的楼门口，我常常等不到她。现在，所有的四栋女生宿舍楼在一个大院里，只有一个院门。我实在想她的时候，在晚上，我就可以躲在院门前的树后，看着她独自一人走进去。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算不算stalking。可是，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我永远鼓不起勇气去见她。
过了很久，我收到了一封聂子高中最好的朋友寄来的一封信，她说：“
吴剑同学，
很冒昧地给你写信。我是阿聂中学里最要好的姐妹。
我们一向是无话不谈的。你们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我知道你很怪阿聂。可是，我想说，这都是命。我们四川人都很信佛的，世上人，事，和情真的都讲究个缘法。
我知道我说这些话，阿聂会怪我的。可我还是想说。
她最先认识的那个老乡的父亲是个挺高的官。我们这些朋友当时都劝她，为了毕业以后的分配，为了以后的生活，不要同他分手。何况，他对她也挺好的，他也很珍惜她。
她还是决定和你在一起了。听说，在她的系里，尤其是在四川的老乡中，有很多人骂她三心二意。在我们四川人眼中，不忠贞的女子是最要不得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她姐姐的事儿也被传到四川老乡在上海大学的圈子里，大家都说‘这两姐妹一个比一个水性杨花。’也许，我们四川人对交朋友和感情上的事比你们北京，上海人看得重吧。
她一向是一个很柔弱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一次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能够承受住这一切，也许是因为有你在她的身边，也许是因为爱吧。
后来，在你们有了误会这一段时间，你能想象得出她所承受的冷嘲热讽，恶言恶语，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吗？你能想象得出来她的痛苦吗？你能想象得出来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有一次我写信问她过得好吗？
她的回信里只有了八个字，以泪洗面，生不如死。
我接了信，马上就到上海去看她。
你见过什么叫活死人吗？你知道什么叫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吗？我们抱着，哭了很久。我要求去见你，和你理论。她死死拉住我，不要我影响你学习。她那个样子了，还想着你，还想着要我赶紧回学校，准备期末考试。
后来，我们这些朋友都劝她可以出去打打工，让自己忙起来，不要整天自怨自艾地呆在校园里。
后来，她去了你们学校学生活动中心打工，她还是不敢到校外打工。
她的老板，是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爱上了她。
她一直不肯接受。
去年春假的时候，我们一群姐妹一起到上海，见了他，帮她参谋，我们一致要她和他好。
没多久，她就哭着打电话，告诉我你们的事儿。
她一口气讲了太多的如果，如果那一条有任何的一点点不同，你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一起哭了很久。
我一直在想，连我自己都有好几个如果。
如果，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见了你，和你理论了。
如果，我们这群姐妹后来没有去上海。
如果，我们没有劝阿聂接受那个男孩子。
最后的结果都会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命。
写了这么多，只是希望你不要总是怪阿聂。她永远不会为自己申辩，永远只会默默地自己哭泣。
不写了，写不下去了。祝你们，祝大家都好。”
读完了信，我冲出自己的宿舍，到处找聂子。整整一天，我也找不到她，我已经不知道聂子现在通常去哪里了。当我在夜里才在她的宿舍院子外面见到她的时候，我的勇气早已经消失了，我只能是远远地看着她走进院门，我才低低地徒然地唤着：“聂子，聂子......”
在我生日的时候，聂子给我寄了一张卡，里面是空白的，一个字也没有。
我实在忍不住了，找到她，高兴地问她：“聂子，你是不是在告诉我，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写我们的未来。”
聂子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剑，不是的。我实在有太多的话要说，我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像崔健唱的那样，要说的话太多，不如相对沉默。”
我追问着：“那你就从头开始一样一样地说吧。”
她看了看我，无奈地摇摇头说：“我最想说的，当然是向你道歉，和我深深的忏悔......”
我大声说：“我不要听这个。”
她苦笑着说：“好吧，我还想说，你应该重新开始，但不是和我。”
我大声地说：“不，我就要你！”
她低下头，叹口气说：“你听我说完，我有太多的包袱。更重要的，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欠你的太多，我没有办法面对你，我实在是怕见你，听你逼着我表态，感受你的爱。我觉得我不配，我实在没有办法答应你，报答你，补偿你。”
她抬起头，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我只求你先让我一个人，平静地想一想，再答复你好吗？”
我看着她，只好点点头，让她离开。
我一向厌恶繁文冗节。可是那一段日子，我要在炎热，尘土，和喧嚣中，从东办公室，跑到西办公厅，再到南局，再从北处拿着盖了章的文件回到东办公室，无数的公章，到处点头哈腰，到处说好话，陪笑脸，每一天，我回到宿舍，都累得动弹不得。第二天，又不得不爬起来。最可怕的是，没有一个书面的可靠的程序，而且常常“改革”，常常是某人“听说”要到东办公室，去了那里，他们说改在西办公厅了，跑到西办公厅，他们又说“谁跟你说在我们这里？明明归南局管。”当你费了大半天，挤公共汽车，挤了一身臭汗，到了南局，要么文件没带全，要么是今天不办公，更气人的是，有时候，又会把你指回原先的东办公室。听说，现在的出国手续简便了许多，但愿如此！
我更被学校“开除”出了普通的学生宿舍。因为学校又别出新裁地规定，所有退学想出国的学生，不得在住在普通的学生宿舍，而是必须住在昂贵的“收费宿舍”。我想，复旦一定在出国的学生身上创收了不少：培养费，退学费，住宿费，证件费，旁听费......学校里有一个很穷的山区来的同学，拿到了Duke的全奖，却交不起学校里的钱，更出不起机票。他想放弃了。我们这些同志们，大家凑够了钱，又凑够了机票钱，送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