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个月的取件期限前几天取到了我的护照。我捧着护照，看着自己在上面贴着的照片。这是一张照得糟透了的照片，聂子和馨儿都笑过我，说照片里的我活像一个逃犯。我特意选了这一张，我要逃离这里，逃离这里的一切。
现在，每每想起来，哪怕任何一处，有任何一点点的不同，哪怕我那一天我没有去宿舍大扫除，或者我扫除完了，早离开一秒钟，我的，以及聂子，馨儿，甚至惜惜，还有很多人的的命运都可能会有所不同，尽管我不知道是会好些，还是坏些？
“出国，人生，一如围城。”
第二天，大概六点多一点，我就早早地到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我自以为自己很早，可是领馆前早已经排满了人。我看见了在门前一条长龙般的队，就站在了队尾，心里暗暗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起，这回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了。哪知道后面一阵喧嚷，“别插队！”“排队去！”我顺着声音，转身看过去，原来，在这条队伍的后面，街拐角那边，还排了好几圈的队，比街这边领馆门前的队还长了好几倍！我红着脸，向满脸怒容的众人们鞠躬道歉，乖乖地走到真正的队尾，耐心地排起队来。
一位站在我前面的年长者回过头来说：“小伙子，是不是第一次来呀？”
我苦笑着说：“是，是，您老多多指教！”
“祝你好运！”他和善地回答我，“看你的样子就像是第一次。第一，看你排队闹的笑话。”
我的脸又红了。
“第二，你的护照和资料都这么薄。”他接着说。
我忙问：“这是什么意思？”
“你瞧他们，护照本子被拒签了太多次，只好加页，所以比你的新本子厚多了，而资料袋，每拒签一次，以前的资料不能扔，下一次再来还得再带着，自然比你这样的新兵厚得多了。”
听了老人的话，我一下子明白了，看着老人手里的新新的薄薄的护照本子，我自作聪明地问：“您这本子也挺新的？”
“第二个本子了，第一个不能再加页了。”老人的声音一下子低沉下去了。
我很不好意思，急忙岔开话题：“您这是去探亲吧？是探儿子还是女儿？”
老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说：“都不是。我是去留学。”
我一愣，想了一想，欲言又止，还是住口了。
这时候，身后一个款爷打扮的人突然插进话来：“小伙子，你出去干什么。”
我忙说：“留学。”
“学什么的？”
“电脑。”
“嘿！”他一拍大腿，从一个大皮包里抽出厚厚的一叠纸。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是很多张极大的表格和图表，上面画满了字母和符号。
“您这是。”我大惑不解。
他大声说：“规律图啊！你瞧，哪一位领事哪一天上班，每一天的天气，哪一位领事哪天签了多少，拒签了多少，签了多少旅游的，签了多少探亲的，签了多少留学的，留学里的有多少全奖的，半奖的，没奖的，签了多少男的，签了多少女的，多少个带小孩的......”
周围的人全都笑了，我也忍俊不禁地说：“您这还真是一门学问！”
他一本正经地说：“您别乐，我琢磨了好几个月，最近试着预测了好几个人能不能签过，都挺灵的！”
我还是笑着说：“那您怎么不给自己预测一下呢。”
他还是很严肃地说：“我当然试了。不过，我觉着把握还不是很大。这不是等到您这样懂电脑的，把这些输进电脑，给咱分析分析，把握再大些！这些日子，留学生倒不少，净是生物，物理，和化学的了，今天好歹碰上一个学电脑的。”
听他这么一番话，大家都不笑了，都围过来，看他的表格和图表。
我也对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战术有点敬佩。稍微想了一想，他这个东西也就是些简单的数据库和电脑做图，不太难，便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给你设计一个特棒的程序！”
他极高兴，看了看腕子上的Rolex表，大声对周围的人说：“反正离领馆开门还有两个多小时，咱们一起坐下来，好好聊聊！”
大伙哄地一声，不少人围着我们席地而坐。我本来也是一个爱侃的人，便也凑兴地坐了下来，大声地提议：“干脆咱们就聊一聊自己干吗出国，好不好？我先开个头，我在复旦电脑系念，只因为情场失意，想溜出国。”
大家哄笑做一团。
款爷大声地说：“好。够意思。该你了。”他指了指我旁边的一个小女孩。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半天才说：“我是南大的，也是留学，因为是半奖，排了一个多星期的队了，也没敢进去签。”
“这是常事儿！没全奖，你就悬。”款爷指了指我们身边的一位少妇和小孩问：“你们是探亲罢？”
“嗯。”少妇接过话说，“孩子的爸爸走了四年多了，一直没有奖学金。几乎他一走，我们开始申请去陪读，四年多了，一直没有签下来。现在，孩子肯定连爸爸都不认识了。没有奖学金，他也不敢回来看我们。”说着，她有些哽咽。
大伙全都静了下来，心里都有一些不好受。
那位款爷突然大声骂道：“他妈的，这些美国鬼子，闹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大伙一听，又全都乐了。
我又指着一对老夫妻问：“你们呢？”
“我们是探亲，看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丈夫说着，口气里不无自豪，可是话锋一转，他又有一些沮丧地说，“这不是，我老伴签出来了，可是我怎么也签不出来。说是不能两个人一起去，居留倾向太严重！”
他的老伴插话说：“我们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英文又不懂，我们定居在哪儿干吗呀？我们在国内也有儿有女的，不过是去看看。孙子都快两岁了，还没有见过呢！可是，我们两个人伴了这几十年，让我一个人去，丢下老头子一个人在家，我又怎么放心哪！”
“得，这帮洋鬼子又闹得一对夫妻夫妻离异！”那位款爷又插了一句。
大伙又乐了，一致要求他讲一讲他自己。
他毫不推辞，一语惊人：“我是投资移民。”
我睁大眼睛，迟疑地问：“是要求最低投资额一百万元美金的那一种？”要知道，中国那时候的城市年均收入不过一两百美金，我的父亲，作为Chief Neurosurgeon (脑外科主任)，当时的年收入也不过四五百美金。可想而知一百万元美金是怎样的一个数字。
大家也屏住了气听他的回答。
“是。”他毫不含糊地说。
我不解地问：“那你往那边跑干吗去呀？你的钱在那里可能只是小富，在国内，你不是像在天堂一样？！”
“想出去混个身份。”他大声说。
第一次和我谈话的那位老人轻轻地拍了拍款爷的肩膀，说：“小伙子挺聪明的。”
老人再也止不住话，有些激动地说：“我是学法律的，一辈子亲身体验了中国的法律。那一年，我就是说了这样一些话，就被关了将近二十年！没有审讯，没有判刑，只是被关了将近二十年。放出来的时候，一句道歉也没有，连罪名都没有！”
大家听了，心中一凛，这可是又点“过激”的话，可是谁也没有言语，心里暗暗点头，都充满同情地望着他，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款爷试探着问：“您去美国是？”
他说：“留学。去学法律。”
平心静气地讲，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话，我觉得不无偏激。我一直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的开放，法制的健全将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一些人，或是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改变的。而美国，也并不是样样都好的自由天堂。但是，对这位老人，我充满了崇敬，不知为什么，我想起来中学的时候，在火车上邂逅的那一位同样饱受动乱之苦的中年人。
过了一会儿，款爷才大声地说：“诸位，今天完事儿以后，咱们到希尔顿酒店聚一聚。我请客！今天咱们相逢就是有缘！”
领事馆开门了。大家静静地排好队，很慢很慢地移向领事馆的大门。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第一批进去的人渐渐地开始出来。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那位款爷低头在自己的纸上画了一点什么，自眼自语道：“今天不吉利！今天不吉利！”
可是，他老人家嗓门天生特别大，不少人都听见了，愤怒地瞪着他，他才止住了声儿。
“哗啦！”领事馆的门一下子被撞开，一个只有十四五岁样子的小男孩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