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我们那个年纪的中学生一样，我们很轻易地给自己找到了台阶。
“失败是成功他妈。咱们也得失败一回不是。”
“那是。太顺利了，对我们这些幼苗的以后的成长也不利。”
“可不是，人生总得摔跤，早摔早了。”
“就是。何况本来我就觉得卖瓜是那帮胡同小混混干的，有点丢份。”
“没错，咱们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高档次的买卖，干大活，来绝活。”
“说干就干！”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贴近了社会”，“体验了社会”。
一位同学的父亲在经贸部工作，他“觉得”他能找到进出口的路子。可现实是，我们连申请经营进出口特权的资格都没有，比如，我们不到年龄成立公司，更没有最基本的资金。
那位提议搞军火的高干子弟更绝了。头一天拍着胸脯对大家说：“军火，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第二天，他远远地躲开大家，一声不响。大家一直不好意思问他。后来我们才听他的一个好朋友说，他一提这事，就被他的高干爷爷臭骂一顿：“你小子不好好读书，乱搞什么？军火是好闹着玩的吗？以后，我要听说你沾上这个，我马上叫小高把你抓起来！”
“小高是谁？”我们急忙问。
“他们家以前的警卫员，听说现在做到了国家安全部的副局长。”他的朋友回答说。
我们吐了吐舌头，没有敢再问什么。
过了几天，远远地碰见这位高干子弟，他主动走过来，摇摇头说：“吴剑，不好意思，没有办成事儿。”
我马上说：“这有什么？做事儿还能每件事儿都心想事成，百发百中的？”
然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好奇地问：“到底怎么搞的，听说，你被你爷爷骂了一顿？”
他垂头丧气地又摇了摇头，说：“一言难尽啊！我一开口，他老人家就大发雷霆说：‘你小子不好好念书，享福，成天瞎折腾什么。’反正是骂得我狗血喷头的。到后来，我也不服气了，就忍不住问：‘我爸，我伯父，叔叔，还有堂哥他们都在搞， 为什么我就不行？’”
我急忙问：“你爷爷怎么说？”
“他自然说：‘他们多大，你多大？军火这玩意儿，是你们这种小孩儿摸得的吗？！’我马上顶了一句：‘您不是老跟我们吹当年十一二岁就打仗的事儿，我想，在我这年纪，您老连军火都抢过了吧？’你猜他怎么说？”
我好奇极了，接着问：“怎么说？”
“他老人家更生气了，说：‘老子当年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要不然谁愿意十几岁就上山落草？老子舍下一身剐，打下了天下，不就是让你们这帮不争气的家伙享福吗？！你小子别有福不会享，整天给我惹祸。给我小心点儿，以后，我要听说你沾上这个，我马上叫小高把你抓起来！尤其是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少人紧盯着，整天想整我们和你们。他奶奶的，老子打下了江山，让老子的儿子孙子享受享受，挥霍挥霍，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先是不禁莞而，没有想到，我们的老革命家居然这样说。然后，我又看了看面前的这位同学，他也真够不争气的，这等内幕，这等牢骚话岂能与外人道？！我笑着摇摇头，又敷衍了几句，这才离去。走远了，我先是忍不住地大笑出声儿来，然后，我突然又有一点儿想哭。
高不成，只好低就。不少同学应征去站柜台，去卖报。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绝大多数的老板见了我们就摇头，敬谢不敏。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当时，在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吃苦耐劳，要的工资又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不会选我们这群城市骄宝宝。被雇佣的一些同学也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被老板解雇，就是自己解雇了老板。
“革命陷入了低潮。”表面上，我还能开开玩笑，自我解嘲地说，“坚持就是胜利。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实际上，我内心里的压力非常大，我个性中最大的两个弱点被magnify(放大)了：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常常怀疑自己的决定，就算是主意很好，往往也不能很好地follow through(执行)。另外，我是一个极内向的人，总喜欢“万事不求人”，遇到困难，总喜欢埋在心里，自己去解决。
我觉得很难。
“有些歌是要用心灵去听，去回应的。”
不知道谁给了我一张票，去参加一个什么“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通常我是绝不问津这些“俗到了家”的音乐会的，这一次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
照老套子先是一堆又红又绿的祖国小花朵(小孩子)们机械地照着大人的摆布蹦跳着，又歌又舞了一阵子，搞得我眼花缭乱，头晕晕的。
然后，是一位又一位抹着脂粉的女“歌唱家”，我甚至看不出了她们是谁。猜人成了唯一有一点意思的事儿。中间间杂着几位头抹得油亮的男“歌唱家”。男的女的都一曲又一曲地引吭高歌着革命歌曲与民族歌曲。
我拼命地想从瞌睡中挣扎起来，逃离现场，可是，我失败了，我太困太倦了。
然后。
一位长得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走上了舞台，他一身土土的军装，长发，一脸的潇洒不拘，写满了一身的孤独与沧桑。
吉他声起。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歌词。我至今还能够背得出每一字每一句。
“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是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 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在加剧，我想跟着歌者一起跳，想一起唱，想一起吼，我想哭，想笑。我的内心里充满了撕心裂肺般的呐喊与叫嚣，充满了疯狂，躁动和不安。真的，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没有自由，即使有了平庸的生命，如果再没有了爱，我们还有些什么呢？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被深深地震撼了。一曲已毕，全场静了很久，然后，每一个人都站起来，拼命地鼓掌。
这一首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磁带来，重新听一听，重新体验和思考，每一次都会像在现场的那一天那一样，眼睛湿着，心弦随着旋律震动着。不同的是，每听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我牢牢地记住了歌者的名字：崔健。
一回学校，我就慌慌张张地拉着李钢和谭志强，徒劳地有点儿颤抖地想描述崔健和他的歌。
李钢有点儿好笑地看着我：“一首歌儿，至于的吗？”
我急忙保证着：“真的绝了。毛主席保证！”(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最后一代这么发誓的了，尽管时代已经久远，小时候养起的习惯，却怎么也改不了。)
李钢笑得更厉害了：“不是吧？迷成这样儿？要是个特美的女歌星，我还能理解...”
我有点儿生气：“ 我是说真的。”说着，我把我所能记下的歌词默下来。
李钢读着歌词，不再笑了，谭志强问我：“有录音吗？”
我遗憾地摇摇头。
李钢立刻说：“这人叫什么？咱们马上去西单音像书店找，那儿录音带最全。”
当然，我们找不到。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还没有灌制出来。其实，这样的歌，这样的歌者，当然不会有人急着灌制出版，不会“提倡和鼓励”。
周末，我一回家，妈就告诉我：“王宇翔找了你好几次呢，让你一回来就去他家，说是有要紧的事儿。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我应了一声，就急忙往王宇翔家跑。
到了他家，我乒乒乓乓敲了半天门儿，他才来开门，头上还带着耳机。
我笑着问他：“干吗哪？这么半天才开门？”
他摘下耳机，不好意思地说：“大哥，不好意思，正听歌儿呢。”
我一边问一边走进他的屋子：“什么事儿，这么急着找我？”
他的屋子里乱摊满了磁带，录音机正在快速地翻录着什么。
我看着他好奇地问：“怎么着，你开了录音带铺子了？干起了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