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上台了。她眼睛不大，却极精明，短短的头发，像一个男孩子，充满了活力。可以看得出来她并没有什么准备，不像我事前想好了无数的“施政纲领”。她一点也不紧张，先赞扬了我的一些主张，轻轻松松地介绍了她自己，微笑着讲了讲她的一些看法。
看着她走下台，我暗暗地闭上眼睛，更加希望她能胜出。
事与愿违。我得了90%的选票。
“听说这是学校各种选举里胜出优势最多的一次。”谭志强兴高彩烈地对我说。
“彻底灭了那些本校生的锐气！”李钢也兴冲冲的，“真给哥们儿争气！”
“你们知道我不行。”我却怎云5c也高兴不起来，叹了口气说，“以后，你们可得多帮着点儿！”
“那还用说？！”谭志强拉起我和李钢，“走。去喝他几扎啤酒庆祝庆祝！”
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快乐而充满希望的年代。国门刚刚打开，奥运会又拿了十五块金牌，大家都特别开心，觉得国家有戏，个人也有奔头，动不动就要找个由头庆祝。庆祝，就是喝扎啤。和喝惯了的瓶装的不新鲜的“熟”啤酒不同，扎生啤酒，是现酿现喝，很新鲜，所以叫生啤，倒在大扎(jar)中，所以叫扎生啤酒，北京人都叫它扎啤。经济改革虽然初见成效，可是，真正富起来的人还不多，能动不动就下馆子的人也还不多。扎啤，街上到处都是，不贵，几扎啤酒，几碟凉菜，十几二十块钱，可以和貌7b识不认识的人们大侃一顿，颇有些“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豪迈劲，极合北京人的味口，所以一出现，就风靡全城。
这阵子，扎啤摊子上就只谈钱。某某如何发了，某某开公司了，听说倒卖钢材能发......“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也想搞。”真的是全民皆商。自然，我们中学生也不例外，我“施政纲领”的一个中心就是“经济上要自立自主”，另一个是要面向社会，贴近社会，体验社会。
“你们说，”我提着扎啤，问谭志强和李钢，“我们中学生怎么才能赚钱呢？我们好像连开公司都还不够年龄呢。”
“无非站站柜台，打打小工罢了。”谭志强说。
“那多没劲儿。”李钢说。
“那你说呢？”谭志强反驳说，“我们要资本没资本，要路子没路子，干什么？”
“也别老说打小工没劲，我觉得那可以是我们‘贴近社会’的方法。”我说，“可是，要真的经济上能自立自主，我们还是得倒腾点买卖。”
“难！高中生做买卖，难。”谭志强摇摇头。
“难才有劲儿。”李钢举起杯子，一饮而尽。“咱们哥几个好好地大干他一场！”
“我想设立一个经济委员，专管赚钱的事儿，怎么样，李钢，你是不是当仁不让了？”我兴致勃勃地问。
“行！”李钢一口答应。
“这样行吗？要不要先和班主任老师先商量一下？”谭志强谨慎地问。
“管她呢，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咱们班主任就头大，她太，太......”李钢说。
“太做作了。”我补充他。
“没错。咱们就来她个先斩后奏，看她怎么办。”李钢大声说。
“好！甭老聊她了。咱们干了这杯！”我也一饮而尽，“我看就这样定了。咱们先好好想一想路子和主意，然后再发动全班的同学一起想！”
“干！”“干！”
“对了，我在想，组阁的时候，邀请白雪也加入，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又问。
“吴剑，你怎么尽出绝活？这手高！”
“嗯，挺有政治手腕的。”
第二天，一切出乎意料的顺利。白雪一口答应出任文体委员。
我站在讲台上，一一介绍我身后的“阁员”，文体委员，学习委员，生活委员......一切顺利。
我接着说：“我决定设立新的经济委员一职，由李钢同学出任，我也希望全班同学和我们一起想办法来做到经济上的自立自主。”
一直在旁边坐着，静静地听着的班主任站起来，问：“这样好吗？班干部的职位都是学校统一的？”
我想我当时犯了一个最幼稚的错误，我大声说：“我想，我们同学可以自己决定这个问题，赞成设立经济委员的请举手。”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举起了手。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起了做生意的主意，把班主任晾在了一边。我也兴致勃勃的，一点也没有注意班主任的表情。这是我第一次和班主任冲突，就已经彻底地得罪了她，尽管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大家的主意很多，五花八门的，有的要上广州倒衣服，有的要卖西瓜，有的说可以搞到进出口的路子，最绝的是一位高干子弟说他可以搞到军火。我一一记下，心里高兴极了，一是觉得抓住了大家当前最感兴趣的事，打响了第一炮，二是同学们的路子还真广，有干头！
真正实施起来，才“面对了社会现实”。我苦笑着对谭志强和李钢说，“这也算实现了我们‘贴近社会’的计划了。”
在学校，在家里，我们是天之骄子，总觉得“世界都在我们的手里”，什□ "5c都敢想，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吹。可是也就仅止于此了，真正做起来，在我们都是第一次。
我们先凑了些钱，准备去卖西瓜。
几个哥们儿坐了长途公共汽车兴冲冲地杀到了产西瓜的大兴县。下了车，本来以为就是瓜田了，却是一个很繁忙的城镇。人挤着人，乱糟糟的，腐烂的西瓜的臭味夹着汗臭味在黏黏的空气里，令我们无所适从。同车的瓜贩子们，有几个一路上想和我们聊天，我们却不屑于与之为伍。现在，他们纷纷找到自己熟悉的瓜农，扬长而去。
我们羡慕地望着，“真应该先搭上一条线！”一个哥们儿说。
“别瞎扯了。”另一个哥们大声说，“搭什么线？我们平时哪儿会看得上瓜农？哪儿会理瓜农？”
看着周围闻言大怒的农民们，我们几个急忙架着冒失的哥们儿逃离了汽车站。
街上到处都是三两成群的瓜贩子与当地人，无不兴高彩烈地谈着，指手划脚地讨价还价着。满载着西瓜的拖拉机与小卡车在坑坑挖挖的路上鸣着笛东钻西窜，扬起黄黄的尘土与黑黑的废气，弥漫在湿热无比的空气里，令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我们显得与周围的一切那么地格格不入，想起我们几个小时前踌躇满志从城里出发的样子，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回城的车还要等好几个小时，我们只好买了些冰棍，找些树荫相对多些的街道乱转。
“这冰棍一股自来水和漂白粉的味道，真不该叫奶油冰棍，应该叫漂白粉冰棍。”李钢发着牢骚。
“将就着点儿罢！”我也垂头丧气地说。
正说着，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蹲在街头上，头埋得低低的，旁边立着个写得歪歪扭扭的纸牌，上面写着“有瓜卖”。
我们几个人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急忙冲过去。李钢大声问：“你的瓜怎么卖？”
那人吃惊地抬起头，他瘦瘦黑黑，畏畏缩缩的，身子向后仰着，一脸惊恐地望着我们。
李钢又问：“你的瓜什么价，怎么卖？”
他突然笑了：“你们要买瓜？你们才多大？拿咱们农民寻开心来着？”
被这么一个农民这么笑，我们都不禁有些恼火，我们几个正要发火，谭志强拉住我们，拿出我们的钱，挥了挥，对他说：“你也甭管我们多大，反正我们有钱，你有瓜，生意不做白不做，对不对？”
“真的？”
“真的！”
“真的没骗我？”
“真的！我们吃饱了撑的？大老远的从城里跑来，就是为了骗你？”谭志强也有点生气了。
“那好，你们跟我到我田里去看看，保证瓜又大又甜。”
“远吗？”
“不远，不远。”
这“不远”的路可真把我们累残了。好不容易熬到了，议定了价。我们几个暗自得意价钱的低廉，暗自计算着利润。
那瓜农也挺满意，最后问我们：“你们的车在哪儿呢？什么时候来拉瓜？”
我们顿时傻了眼：“什么，你这价不包括运费？”
“当然，这是规矩。现在不就是车难找，我要有车，我还不自己运进城？干吗便宜卖给你们？”
“我们又哪来的车？”一个哥们小声嘟囔了一句。
“没车？！”他顿时火了，“没车来这儿买瓜？我就说你们拿我寻开心的！”
“真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次，不懂规矩！”我们一群人一阵子好说歹说，他才不再纠缠我们。 我们苦笑着，乖乖地溜回车站，铩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