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爱我们的班！麦当劳打工的同学没有必要把他们工资的一部分交做班费，可是，他们一致这么做了。今天，晚会里这么多的手工精心制作的装饰品也是用钱买不来的。”
更大的掌声。
我又望了望许多外班来到我们晚会的同学，笑着说，“说我们班不好，不吸引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班同学来我们这里？！”
大家都笑了。
“当然，我们疏忽了学习，我可以负责。可是，我们一定能够赶上。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远远地超过了书本里的知识。”
掌声。
“我想请求老师们允许我们犯错误，原谅我们的错误，并且相信我们，学习上，我们一定能够赶上！”我期盼地望向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她们却低下头，没有看我。我又有些想哭，我还是忍住泪说：“最后，我只想说，明天会更好！”
掌声。口哨声。我知道，在我们学校，口哨声是一个演讲者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赞美与荣誉了。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演讲之一了，这一刻也该是我一生中美好的时刻之一了。可是，一直到最后，班主任和年级主任都一直再也没有与我做过目光的接触。
那一夜，我们一直闹到天明，我第一次没有在家里度过新年夜，第一次在外面到了第二年。那一夜，我们很多人都喝醉了，包括我。我没有听见新年的钟声。
“新的一天，新的一年。”
我从床上爬起来，昨天晚上连衣服也没有脱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头还有一点儿大，晕晕呼呼的，我决定出去走一走，也许晨风和新鲜的空气可以吹醒我。
出了学校的胡同口，我还以为是我看花了眼，在做梦，或者还是在醉酒中。我使劲摇了摇头，睁大了眼睛。没有错，是大学生们在游行。政府的禁令，警察的阻挡，都没有能够阻挡住他们！我的心中充满了激动，紧紧地在路边跟随着他们。
他们举着旗帜，标语，用扬声器宣讲着民主与自由，散发着传单。人们在路边看着，交谈着，读着传单。
我跟着大学生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他们挥舞着旗帜，欢呼着，唱着歌，讲演着，朗诵着诗歌。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广场竟然可以这般充满生机，如诗如画，整个场面就像是一首不朽的史诗，一幅壮阔的画。
我的头脑变得格外的清明，我的眼睛变得格外的明亮，和这样的大事相比，我平时的一些“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呢？真的是小得太可笑了。
“同学，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呢？”一个外地的口音传来。
我转过头，是一对游客模样的中年夫妻。也许是我的学生打扮，或者是因为我的手里拿满了一路上领到的传单，他们以为我也是游行的大学生。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不解和探求的目光。
我又兴奋又有一点不好意思，红着脸递给他们几张我要重复了的传单。
他们仔细地读着，不停地问我一些问题。
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只敢红着脸低声地回答他们，一边还要回想着不久前读过的传单的内容，生怕讲错。慢慢地，思路顺了，胆子大了，我开始大声地讲起来。
渐渐的，我的四周围了一群人，大家谈论着，辩论着，笑着，享受着言论自由的欢乐，和对民主的憧憬，哪怕只有那么短暂的时光。
那一天过得真快，但又是那么的充实。要分手了，大家互通有无地交换着手中的传单，都说：“回去了，一定要把这些传单复印了，传开去。”
生平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做了一点点有益的事情，没有了那一种空虚的感觉。
我想，这一次的事件，应该算是一次启蒙运动瞎d？不论如何，民主的种子已经在很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了。
然而，生活很快就陷入了沉寂与平淡。我们又开始忙于期末考试，结果仍然不十分理想。尽管我们又有了很多的提高，有两位同学打入了前二十名。可是，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班还是最后一名。我们的提高实在是too little， too late (太少了，太迟了，与事无补)。对某些人来说，她们看到的只是“三班还是最后一名”。听说，在高二文理科分班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班会被分开，我想，一定是我们班了。
我发了同学们的“奖学金”，悄然地离开了学校。我知道谭志强，李钢他们在找我，他们要找我去喝一jar，去侃大山，去他们家玩儿。我知道班主任在找我，她还要和我谈话。我知道王宇翔，周兴海在找我，好久不见了，我们早就约好要好好地聊一聊“名校风范”的。我知道父母也在找我，自从我住校以来，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回家了。
可是，我只是想自己一个人呆一会儿，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只有我一个人。我突然觉得一个人的感觉很好，没有人来烦我，我也不去烦别人。没有世事， 没有纷争，没有算计。从那以后，我一直很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
我就这么无所事事地骑着车闲逛着。抬头一看，居然骑到了丰台火车站。
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想离开这里，离开北京，哪怕一刻也好。我摸了摸兜里的钱，买了一张我的钱所能往返的最远的车票。
这是一辆那种最慢的普通列车，几乎一会儿就会在一些不知名的农村小站停车。乱糟糟的，上来无数的挑着无数家什的农民，鸡筐里的鸡不停地叫着，猪篓里的小猪哼哼着，鸡粪和猪粪的味道和着人的汗臭味和一些不知名的臭味，劣质的烟草味，烟雾腾腾的，再加上火车缓慢的有节奏的振荡声，令人昏昏欲睡。我望着周围衣裳不整的人们，望着他们衣服上的破洞，补丁，油印，和脏记，再看一看衣裳还算光鲜的我，就好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做为这两个世界的偶然的交集的我却更喜欢这一个不属于我，而我也不属于的世界。也许就是因为这世界不属于我，与我毫不相干，我可以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静静地旁观着。我看着憔悴的农民们，看着他们脸上岁月的风霜，却不敢猜测他们真实的年龄。我听着他们的孩子们的惊心动魄的哭声，不知道他们是饿了，还是在担心他们的一生也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的穷苦？我也看着他们之间浓浓的情义，母亲尽量地用最好的细面干粮喂自己的孩子，孩子却闹着不吃，在把孩子哄睡以后，母亲才会吃起自己粗粗黑黑的干粮。丈夫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给妻子当一个睡觉的枕头。看着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很奇怪地冒起了一个念头：“不是说中国的农民都富起来了吗？”我收起思绪，收回目光，向车窗外面望去，北方农村的冬天，天暗暗的，灰灰的，冷冰冰的，土地贫脊得裂满了缝，枯枝在寒风中无奈地摇晃着，在我看来，却有一种苍凉的美。
车子越来越挤，三个人的座位往往挤了四，五个人，只有我这一排的座位，大概是农民们摸不透我的来历，只是坐了另外两个人，一位母亲犹豫了再三，还是把她五六岁大的小孩塞在了椅子的边缘。我把自己的身子缩了缩，努力空出了一点地方给那个孩子。车子里越来越热，没有任何的暖气和空调，却热得人浑身冒汗，车厢里浓浓的臭味像是发了酵一样，越来越浓。我的鼻子有些轻微鼻炎，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
“小同学，你没事儿罢？”
我转过头，发现讲话的人坐在我的斜对面，我有些讨厌他在同学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字，没好气地回答说：“没事儿！鼻子过敏！”
“是第一次出远门坐这种慢车吧？还习惯吗？”
我有些奇怪他的观察力，开始细细地打量他。他的脸色也像农民一样黑，却带着一股书卷气，衣服旧旧的，蓝色的衣服洗得发白，却很干净，只是在不显眼的地方有一些补丁。本来我是很难猜出他的身份的，但是，那个时候，所谓的文革期间的伤痕文学在电影电视里见得太多了，小说里读得太多了，现在见到了一个很像的，我便猜他是那些文革期间被下放的知识分子。
“还好。”我好奇地问，“你是不是......”
“我就是你所猜的那一类人。”他不等我说完，就打断我的话头。
我更惊异于他的察人之能了，对他也更感兴趣了。
这时候，车子缓了下来，进站了。
他站起来，问我：“这是一个大站，停得挺久的，你要不要下车歇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