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会有等级与阶层。”-- 作者
我终于考上了这一所名高中， 我的父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北京的中学可谓等级森严。
普通中学， 一般只有Top 10%的好学生才能够考上大学，能够考上好大学的则是廖廖无几。当然普通中学里面也会有好坏之分。
区级重点中学， 顾名思义， 各个学区重点投资， 大约Top 50%的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其中有10%的学生能够上好大学。
市级重点中学， 北京市重点投资， 全市不过20余所， 却亦分几等。最差的，也有70%的学生能考上大学，其中有20%能上好大学。 顶尖的有6，7所，几乎100% 上大学， 80%能考上好大学。而顶尖的市级重点中学当中，绝大多数又都是大学的附属中学，地处于郊区，与世隔绝，以苦学著称。
只有我们学校和另外一所学校，位于北京市的闹市区，学生不像书呆子，参与社会，玩得痛快，学得尽性，令人羡慕，所以入学竞争格外的激烈。
我初中上的十二中是另一所市级重点中学，开始的时候，名气并不大。但校长雄心勃勃，通过校办企业，大量集资，建新教学楼，实验楼，购买仪器，聘请名教师，使得学校名声大震。他后来也因此而被提拔成为北京市的教育局局长。可是，他当时的口号也仅仅是“迎头赶上北京市一流的市级重点中学”。
通常，各个重点中学为了防止“人才流失”，都会在高中升级考试的时候，给一些本校初中学习好的学生免试保送直升本校高中的机会。应该说，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一般来说，学生们都会接受。如果不接受，就肯定得罪了本校的老师和领导。有人说，看一个重点中学是否顶尖，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本校的初中毕业生基本上第一志愿都报名本校高中，那一定是顶尖的学校。否则，如果有一些好学生不要保送，而报了其它的重点中学，那么，这一所学校就还不够顶尖。我考上的学校，连续十几年几乎都是100%的初中毕业生报考本校。
当时，我基本上在班上是前两名的成绩(通常是第二名，第一名通常是一个叫梁超的书呆子，我玩得太多太野，通常赶不过他)。于是班主任老师在高中升级考试之前问我是否愿意免试直升本校的高中。
我父母自然以稳健为重，主张免试直升。因为名校竞争实在太激烈，如果我考场失手，就要去上普通中学了。当时社会上正在流行“逆反心理”，名词fancy，说白了，就是父母老师说东，孩子偏往西。我也不甘落后，再加上道听途说了名校的诸多好处(又玩又学什么的)，又有一点儿烦梁超，所以执意要报考名校。
我表面上信心十足地上了考场。考完了，却也心中无底，必竟这是我为自己做的第一个重大的决定，父母又不太同意。如果没有考上，生怕他们又会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瞧瞧，还是我们社会经验多，当初就该听我们的”。
考上了，我的父母自然大为高兴。很快的，亲朋好友和父母的同事们也都知道了。每每跟著父母出门，他们就当著父母的面大大地夸我，围著我，问这问那的。为了体现“逆反”，我自然表面上大大地不以为然，心里却也蛮得意的。
美中不足，居然梁超这家伙也上了同一所学校，至今我也没有搞明白他是否想一直气我，才拒绝免试直升，也报考这所名校的。当然这是开玩笑，后来我们还挺好的。
初中毕业典礼后，校长特地找了我和梁超去他的办公室。一路上我不由地想起一年多前发生的那件事。
应该说，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
当时，整个中国充满了浮躁，人人急功近利。这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盲目的自信。其实惊人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因为整个中国的起点实在太低，就像刚上市的小公司很容易高速增长，而大型的跨国公司就很难百尺杆头，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的中国足球队就像是那个时代，大讲攻势足球，对待弱队，进攻如水银泻地，进球毫不留情，不再像以前的中国队，遇弱不强。全国的球迷们为此兴奋不已，如痴如醉。
可惜，不久前在客场，居然被小小的香港队全力防守，逼成了平球。球迷们大骂香港队没胆子，是缩头乌龟，继续鼓励中国队“不要脚软，要继续坚持攻势足球”。中国队果然不负众望，大败数队。尤其是上一场比赛，更是“充分地发挥了技战术水平”，“毫无保留”地打败了除了香港队以外最后的一个弱队---澳门队。最后一场，将是我们在主场迎战香港队。
那个时候，其实中国有不少问题，像贫富差距拉大，通货膨胀等等。可是，老百姓们突然暂停了讨论这些问题，所有的话题都转移到了足球上面来。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讨论中国队能胜出几个球。除了议论中国队能胜出几个球，就是谁能进球，再有就是议论中国队小组出线后的对手强弱。
地下的赌市无比风行，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赌了一把。有赌中国队上下半场各进几个球的，有赌中国队罚不罚点球的，有赌中国队头球进几个的，有赌香港队会不会有红牌被罚下场的。几乎没有人赌比赛输赢，甚至很多的庄家都不愿意赌比赛输赢，怕赔得太多。
北京市的年轻人们几乎都停止了工作与学习，大家都在拼命地找比赛的门票。门票成了身份的像征， 谁能搞得到门票，就说明谁有能耐，有路子。我自然也不例外，我几乎发动了所有我认识的人，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比赛的那天，我已经尽乎绝望了，只好早早地跑到学校宿舍的电视房占位子。提前几个小时，就和几个哥们儿拿著啤酒饮料和小吃摆了一大摊，准备吃著喝著痛快他一夜，连不住校的好几个同学也跟我们凑在一起。
有人问他们：“你们几个怎么还不回家？”
他们大声说：“回家一个人看球多没劲儿？！在这儿大家一块儿吼，一块儿乐，多带劲儿！”
我们正乐著，传达室的老大爷进来大声叫：“吴剑，电话！”
我有点生气，忙问：“谁来的？”
“你父亲。”
我一边心里想著：“这节骨眼儿上！可千万别找我回家！”，一边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嘱咐了几个哥们儿一句：“帮我占著点儿座儿！”懒洋洋地和老大爷走了出去。
“爸，什么事儿？”我拿起电话，不耐烦地问。
“你不是要找今天的足球票吗？我......”
“爸，你是不是找到票了？”我忙打断他。
“就一张，一个以前的病人送的。要不要我给你送去？”
“得了，您老的动作太慢了！我马上回去取！”我放下电话，推了自行车，犹豫了一下，觉得来不及了，也没有回宿舍跟那几个哥们儿说一声，跨上车就往家里赶。
平时四十来分钟的路，我二十来分钟就赶到了。初夏的北京，已经有些炎热，我出了满身的大汗。
一口气爬上五层楼，累得气都有点儿喘不过来了。冲进家取了票，一句话没说，就往外面跑，父亲忙在后面说：“小心点儿！打的去吧？公共汽车又要倒好几次车。”
我应了一声，头也不回地骑了自行车向医院门口冲去。
平时，在傍晚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是很多的，尤其是在医院的门口。可是，今天却一辆车也看不见。我仔细一想，明白了，出租车司机个个是球迷，今天当然是不会出来的了。等了等公共汽车，也是半天 不来，又想到在体育场附近也得堵车，犹豫了一下，还是骑了自行车上路了。
一路上，不少人家把电视机搬在外面，摆著烟酒，饭菜，和西瓜，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吃著喝著，聊著，跟过节似的，喜气洋洋的。
满头满脸的汗水把我的眼睛搞得模模糊糊的，我一边不停地擦著汗，一边拼命地蹬著车，实在是累得够呛，可是看著街边的“普通老百姓们”，想著自己能去现场看球，心里就充满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感觉好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