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这些故事，有的是“潜伏”，有的是“风声”，有的是寒心的情感戏，有的是精心的迷魂阵，心灵的纠葛，命运的沉浮，无形之手的捉弄，汇聚得像个庞杂的戏园——然而，轮番上台的却不是表演，是活生生的江湖铿锵。虽然，我涉足这个行业的时间才三四年，并不是特别长，但故事里的那些事，只要是一个哪怕再普通不过的当代中国人，都不会感到“天花乱坠”。当然，不“陌生”不等于就“熟悉”，熟悉了还不一定能达到“洞察”的境界，即便洞察了，也未必能心相通，情相融，也未必能明其理，悟中道。很多事儿“真实”的简单面貌里，藏着更多的“真实”，其中的“机关”，即便我这样的纪检业内人，也难免“一时糊涂”，非要读到细处、问到深处方才明了！有的故事，听得稀里糊涂，过了几天，回头想起来，才要忍不住拍案叫绝；有的故事听得怒火中烧，回去几天才能平息；有的故事，听得泪水涟涟，却经不起理性的考量，就使自己陷入一份羞耻难当，甚至伴生一份绝望的情绪。很多故事里面，无限的波澜壮阔，经由当事人的描述，倾泻到我的内心。一段时间，我甚至难以承受。要去接受这些故事，接受这些有的甚至荒诞荒谬的故事逻辑的存在，甚至绘声绘色地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的确需要一些特别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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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故事，听故事，我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故事的亲历者，承受了怎样的跌宕。
在我担任纪委书记的几年间，我参加了中纪委和地方纪检系统的好几场学习活动。每次的学习班，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课程，那就是心理辅导课。2015年秋天，在中纪委监察部于河北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上，一位著名心理干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前来为我们上心理辅导课。他一走进课堂，就对来自中央部委和全国各地的200多名纪委书记学员，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我在生活中，而不是在今天这个课堂上遇到在座的任何一位领导，我都会像绝大多数百姓一样，用崇敬的眼光仰视你们，当下，纪委书记这个职业，在赋予你们重托的同时，赋予了你们很多的荣誉，甚至超凡的力量感。然而，今天你们端坐在我的课堂上，说得轻松、好听一些是我的学生，说得严重、难听一些，是我的病人。因为，你们的职务为你们的阅历里积蓄了很多负能量信息，在你们心里装载的沉重故事太多太多，随便拿出一个故事，就能让一个普通人听得心惊胆战，扪心捶胸，甚至心理崩溃，而你们却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背负着越来越多的这类故事，镇定自若地走在雷霆万钧的路上。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看，你们就是病人，你们需要放松、再放松，放下、再放下，党性固然可以强大你们的内心，但内心超载太多，就难免弯曲，直至破碎。
接着，他关掉大教室的灯，播放一段舒缓的音乐，让大家闭目静思。五分钟后，音乐结束，灯光亮起，课堂里闪闪烁烁的，尽是泪光。
教授接着说：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我们累积的负能量信息，是从社会广大的正能量信息中剔除出来的。它是正能量的观照，是明辨是非，为社会病理寻本溯源的介质。
但是，这些，你必须倾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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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个人容易从他的“出身”里找到表达的方式，形成话语的风格。“纪检”这种背景里的作家，必然有话题的诸多顾忌，表达的诸多障碍。出于身份的严肃性，我们慢慢养成了“说大、不说小”的习性。具体说，就是宣讲政策、解读纪律、破译重点案例的时候，口若悬河，说到自己的日常工作，则寥寥数语，甚至三缄其口。但是纪检事业完全又是做“人”的工作，做“人情、人心、人性”的工作，时间长了，感动太多，感慨太甚，感悟太深。心中有事，久憋成患。即便不为自己，从做人责任与角度担当出发，我也需要把从业心得与人们分享。事以知之，情以动之，理以晓之，我认为这应该算是尽一份本职。
长期以来，纪检这条战线沉在沧海之中，其力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着看不见的波澜壮阔，有着听不到的声情并茂。清风不弄潮，浑气来作浪，这条战线的苦心与辛劳，往往被神秘的面纱笼罩，被误读的雾霾覆盖，太多的故事在口传之间变形走样，最终成了八卦。而八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像游戏，像编排，文过饰非，无奇不有。
“刚到两天，他就爽快地交代了100多万元的受贿数额，还意犹未尽，搜肠刮肚地回忆。如此‘好态度’，让人心里打鼓，叫他不要急，先静一静，想清楚后再说。经过核实，竟然只有60多万元是真的。原来，他精神一直高度紧张，认为多讲就是态度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否则就要‘吃苦头’……事后，他感慨万分，说进来之前，大家都认为没好日子过，不如多说点，让办案人员满意。”
“老婆捉奸在床，他写血书发毒誓痛改前非，仕途并未受影响。开始还重合同守信誉，不久又旧病复发，拿贪的钱去博女子一笑。但那女子并不满足，竟要鸠占鹊巢，并以举报发艳照要挟……”
比如，同行谷先生向我讲述的此类故事，在反腐传闻中并不鲜见。我们听到这里，倘若没有一个真正的知情人来告诉你结果，“八卦”给出的答案，一定是“指标反腐”“小三举报，妻离子散”，因为“无官不贪、一贪惊人”“小三挥霍、二奶反贪、妻子反目，家破人亡”几乎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俗成逻辑。可真相呢？亲历这件事的谷以成告诉我：“纪委帮他一一核对，否定掉7笔受贿，准确裁定为637900元。”而另一起“二奶腐败”的结果是：“老婆知道了，平静地说你赶快去自首吧，这样才能一了百了。不管坐多少年牢，我和儿子都等你。”
真正反腐的最终一定是“正能量”，扭转乾坤的一定是大法大德、依纪依法，大情大义、真情实义。
我曾几次参加巡视调查工作，也在办案点蹲点参与审查涉腐官员的专案工作。一个组就是一个按照组织原则和科学标准建立的临时工作队，专业的调查、侦查、案审、财务、审计等人员一应俱全，任何环节不落实，任何细节不准确合理，就根本无法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工作。在这里，谁都无法“任性”。
诸多的故事，难道不能以正视听，难道不够振聋发聩，让听者动容？我们为什么不去传播这些故事呢？此情此义，在日前的世风下，难道不是一场润物好雨！从另外一个更为开阔、更为感性的角度，为自己所在的这份事业开宗明义，广布正道。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些同行，纷纷把这些填埋在心里的故事拿出来，随时准备大白于天下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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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写作的《追问》，所“追问”的并不是自己和同行的阅历。“追问”是从自己和同行的立场出发，披荆斩棘地上路，进入另一个群体——一群被处分或法办的高官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能否做好一场成功追问，在午夜的星空里，寻找到黑洞深处有价值的“暗物质”，取决于我到底能不能勇敢地进入到这些黑洞，却保持着光明的睿智和温和的倾听姿态。
从中纪委和省纪委提供的633个案例中，我遴选出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与其中的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又从中选择了8位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在将近两年的材料消化、当面访谈、实地采风和着手创作的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讲，我的精神状态几度近乎崩溃。固然，浩瀚的材料研读和大量的走访活动，使我皓首穷经，但最折磨人的，并非繁多的工作量，而是身份的扭曲和心灵的灼烧——作为一部口述体的纪实文学，作者必须进入讲述者的内心，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认同他讲述过程中流露的一切好恶，反映他的原本的内在形态，并以此触摸到他灵魂的真实。而这是一群怎样五花八门的灵魂啊，一套套多么荒诞的人生逻辑，一种种多么无常的好恶，一番番多么怪诞的精神形态，它们纠结在一起，混乱成一团，激愤着你的常情，颠覆着你的常识，涂改着你的常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睿智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温和了！
当我太多地追问了他们的灵魂之后，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成了他们的“众追之的”。
一天夜里，当我又一次陷入这种写作困顿的时候，我忍不住拨通了一个作家朋友陈先生的电话，向他请教如何走出这种糟糕的写作状态。我之所以选择向陈先生求助，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听说他正在采写一部关于“造反派”的纪实文学。许多当年的“造反派”进入老年，开始反思自己的年轻冲动，愿意倾吐那段扭曲的青春爱恨情仇。陈先生在电话那头，果断地对我说：
“立即中止，放弃写作。”
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打算写作造反派后，找到了几十个采访目标，都是当年的造反骨干，极有故事，也愿意说出来。但我交谈了三个采访对象之后，发现他们很平静，我却要崩溃了，我的心里无法承受那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我毅然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
他还忠告说：
“你不能让自己长时间浸泡在别人的污河里。寻根追源，排污清淤，固然是好事，但做任何事都要先丈量自己的承受底线。”
放下电话，我停止了将近一个月，不再触摸写作的键盘。我的心，充满了畏惧。然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读到了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阐述“我为什么写作”——
“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殚精竭虑的拼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力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个过程的。”
我混沌的认识像被豁然拉开了一道口子，顿时明亮了。我过度沉浸在题材的灰暗本身，而导致了写作的疲惫。我忘记了在这题材的内里，是一定能够寻求到驱使我坚持下去的某种魔力的！
和着键盘的嘀嗒，借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旋律，我的内心飞扬出这样的声音：
“我要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
跨过三百六十五里的星辰，
为了光明正大的梦想，
毅然踏上寂寞的征程。”
时空浩渺，星辰灿烂，我毅然逡巡于其中的幽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