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厚桥镇太芙村数千亩基本农田，“因发展需要”，被列入征用计划。村民胡琴芬称，此后在村委会的操纵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请纳入“社保”，在所谓的《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协议上签了字，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农民”，有的甚至是别人代签的，本人并不知情。胡家同样未签字，同样“被失地”。
此后，胡琴芬等要求为“未征收”的土地登记确权，并在大面积抛荒的土地上，联合了多位村民开荒种田，却遭村委阻拦。在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她被逼走上上访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进汽车押走，在宾馆关押15天。
同村村民华惠清，则是2010年3月起，在当地启动“走马大成”项目时，多次拒绝签字拆迁，家里遭断水断电，道路被毁，一家人被迫逃离，租住在外。当年下半年起，他家将近10次被盗，祖坟被铲，80岁的母亲被推倒摔成骨折，他两次遭绑架，并因上访被关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访，华惠清和70多个访民被分别投入“学习班”，他被关押长达79天，最后不得不签字同意，千辛万苦保护了几年的房子终成废墟。
新厚桥村60多岁的邹惠芬，也有维权上访十多年的经历。该村街南队原有耕地78亩，分别于1993年、2003年被村委骗租。2005年，当地镇村政府，多次伪造文件，称街南队人均耕地不足0.1亩，已被批准征地撤队。村民坚决反对，从此走上了追讨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维权道路。
村民无数次上访，最终于2006年获江苏省国土厅等单位的答复，称失地查无办理农用地专用手续，认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责成有关部门拆除相关建筑。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着，村民开荒种田，多次遭遇当地政府动用机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邹惠芬险遭绑架，幸有村民阻拦，在拼死抵抗中，其腰脊椎被拉伤。
华惠清等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厚桥附近的羊尖镇、滨湖区太湖街道、胡埭镇等地，失地访民命运同样如此，且遭受的维稳手段更残酷。
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些维稳机制和周永康有什么关系。但渐渐地，无锡人进京上访，有些人总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门口，在360度监控的探头下，大叫几声：‘周永康，老家人来看你了，你快出来’”。锡山区羊尖镇一位访民说。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历史新高。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项“一票否决”考核政策的存在，成为很多机关、部门超越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除了那些被维稳的对象外，基层公务员们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
一位从事刑事审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政治生态下，维稳已成了法官判决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地位高于法律的准绳。“只要是为了当事人不上访，就算违背法律的规制，不管是采用迁就的态度，还是采用暴力维稳的手段，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领导都怕上访。”他认为，这些现象的实质，都是以牺牲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或法律严肃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稳定”，即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几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将其归结到周永康或某个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无法完全撇清责任。
唱和重庆模式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如今这两位已先后落马。
2009年6月，在薄熙来的部署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市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当年10月25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庆“打黑除恶”开始一个多月后，中央政法委就于7月29日发布消息，称近日已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委领导向社会各级通报重庆打黑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三天后，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更在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上说：“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央的‘规定动作’。”
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或报道显示，中央政法委为何要求重庆开展此项行动，以及为何迅速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向全国铺开。但从后续反映来看，周永康对此相当满意。
根据当时重庆市对外通报，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对此重庆打黑专门做出批示：“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次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永康还来到重庆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周永康称，一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了新成效，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尤其是平安重庆建设，给3200万重庆人民带来了福祉。
主持当天审议的就是薄熙来。他在开场白中说，周永康同志对重庆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关心，早在武隆山体滑坡时就和专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后又积极推动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话，“他还特别关心支持三峡库区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帮助解决重大问题；对我市‘打黑除恶’工作，及时做出重要批示，给予鼓励和支持”。
周永康也热情询问了重庆公租房、库区移民等情况，并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
就重庆将司法拍卖转到产权交易所的改革，周永康更是评价颇高。当时任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称“小改革解决了大问题”时，他纠正说，“这项改革一点也不小。它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使司法拍卖更加公开公正透明，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创新。”
其后续结果则是，2012年最高法院开通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即是在重庆“诉讼资产网”的基础上升格而成。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前副秘书长，曾经到过重庆调研的王凤海告诉财新记者，网上拍卖的技术门槛其实并不高，除重庆外，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地都已开通了自己的网上拍卖平台。从功能上看，业内普遍认为上海而非重庆模式是最好的。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推广重庆模式，以深化网上司法拍卖改革，是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的支持，最高法院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看法。
王凤海等也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向周永康汇报调研的情况，据实陈述重庆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的一些问题，却未被接受。
他告诉财新记者，“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哪个平台，而是选择过程中对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垄断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决断”。
除在“两会”期间接见重庆团外，周永康还在2010年11月到重庆调研。为期3天的调研时间中，他参观了重庆交巡警平台、打黑除恶成果展、公租房项目，听取了“大下访”、“大走访”情况介绍，并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
调研期间，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绩，并称“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太令人感动了，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并现场要求，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
调研结束时，周永康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肯定的范围也不止限于政法领域，就薄熙来力推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这些支持，都成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重要的政治筹码。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曾经赫赫有名的“重庆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学家童之伟将其概括为：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有关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法第294条进行极端的扩大化运用为基础，将追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权力者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抓手或策略。在这种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执政党地方党委领导人及其下属机构（如政法委），将整个公权力的国家机器组织一体化，统一指挥公法检机关行使职权，将刑事司法手段转化为社会管理方式，突破法治底线，脱离监督制约，以寒蝉效应控制社会经济秩序。周永康对这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