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治警
周永康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进入1949年后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数据显示，自2000年，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区达到了60%以上。社会治安恶化的背景下，对警察扩权和严刑峻法的呼吁在体制内外都非常强烈。
但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据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文章记载，到2005年，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统计，全国1-2人的派出所有3723个，3-5人的有16533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经费不足是老大难问题。为维持公安部门的运行，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山区，警察都在忙于罚款、收费、创收。按时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的话说，警察长期吃着这三种饭，财政拨款的“皇粮”太少，却要公安部门先创收再返还，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各种自立的、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和到处拉的赞助，这叫“杂粮”；此外还有罚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处卖淫嫖娼、交通违章等的罚款指标，吕卓管这叫“尿泡饭”，“‘皇粮’吃不了，‘杂粮’吃不饱，‘尿泡饭’吃得一身骚”。
吕卓也承认，“警察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变成了一个创收、营利者，由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执法时产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对全省公安系统的经费状况所做调查令人触目惊心，有个百万人口的县，每年公安部门正常开支要2700万元，县财政只给了1/5，其余的都要公安部门自己“创收”，相当于全县人均被罚20元钱。
在进行充分调研后，2003年，自39岁即成为全国最年轻公安厅长的吕卓决意从“饭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当年6月，四川公安厅颁布第6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服务场所及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保护的规定》以及第7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规定》，两令各有4条，合称“8条严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俗称1号文件），规定县级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保障，财政部门按核定标准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公安机关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于这次警察经费和治安财政改革发轫于周永康刚刚离开的四川省，坊间多认为它代表着周永康“规范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实上，四川省的前述1号文件刚刚发布第三天，远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财政不算富裕，但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当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视察，又赞叹道：“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四川干了一件大事。”当年9月，财政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并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
不过，2005年4月，担任四川省公安厅长已11年、刚到50岁的吕卓，因违规用地问题被免职，黯然退居二线。周永康曾经试图以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将计划经济体系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向“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转型的努力，似乎也因为“勇先锋”的下课而偃旗息鼓。人们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务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参与房屋拆迁、经济纠纷等事务，作为交换，吃上“皇粮”的地方公安部门，依然拥有在当地大吃“杂粮”和“尿泡饭”的权力。
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发布“五条禁令”，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携带枪支饮酒、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工作时间饮酒和参与赌博，民警违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纪律处分或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要追究其所在单位直接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长后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五项禁令”的内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这一朗朗上口的总结，被认为对规范民警行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发布通知，决定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认清历史使命，加强队伍建设、公正执法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务小康社会”。
2004年5月，公安部召开“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大练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学习、基本体能训练、基本技能战术训练及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技能训练等方面。各级公安机关要根据实际确定“训练日”，基层和一线实战单位保证每周不少于半天的时间专门进行训练，并形成制度；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每个民警在大练兵活动中接受不少于两周的集中强化训练。
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开展“大接访”活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从5月18日开始敞开大门，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为目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领导动手、全警参与，由各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面对面地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运动的基础上，将该年确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并要求以此为契机，“坚持不懈，一抓三年”。
对于上述“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公安系统内外看法褒贬不一。
2007年10月28日，周永康离任公安部高升之时，官方的说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间的几年，“公安工作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看来，除了“三基”工程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在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公设备等方面按照标准落实了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没什么实际效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
以“大接访”为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从2005年5月到2007年8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接待群众上访19.5万起，处理群众信访问题18.1万件，群众停访息诉17.6万件，停访息诉率达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员和公务人员，或者聘请社会人员，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为拦截本土上访者，甚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上访者投入“黑监狱”进行非法拘禁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大截访”与“大接访”如影随形，一批类似于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拦截、关押、遣返上访者的保安公司应运而生。
“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期，客观地讲，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务体系的正规化上是有所进步的，但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观察人士评价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就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司改停滞
2007年10月22日，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站到了中国的权力峰层。
周在位的五年间，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50周年庆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显赫。同时兼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乡无锡厚桥镇，自2004年无锡掀起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锡东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访民。遭受维稳对待的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位乡贤主政期间，中国形成的政法维稳机制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