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阿连德饮恨未竟的事业
飞来的子弹有优先通过权
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联盟的领导人，在1970年参与智利总统大选。在投票中他获得了36.2%的微弱多数，其他几位候选人的得票分别34.9%和27.8%。按照智利宪法规定，如果没有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则将由国会从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智利国会最终还是选择了阿连德，条件是他要签署一个“宪法承诺条款”，保证尊重并遵守智利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11月，阿连德正式走马上任为智利总统。
阿连德政府上台后立即提出《基本施政纲领》，宣布“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他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经济脱离外国资本的控制，独立自主；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全面实施土地改革；减轻劳动人民负担；重建智利经济等，使政府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是这些措施触动了美国垄断集团、国内大庄园主和反动势力的利益。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种改革的步子过快，做法过激，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平衡，危机很快降临了。原来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措施，实施一年后的结果是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从欢欣鼓舞的顶峰跌到了失望的谷底。
在这种危机形势下，阿连德政策的反对派，不甘心自己遭受的损失，费尽心机给人民团结政府制造重重压力。大选中的反对派和中间派勾结起来，怂恿反动势力闹事，利用议会和舆论阻止阿连德推行其政策。此外，在当时苏美对峙的局势下，苏联对阿连德的大力支持也给美国干预提供了借口。于是美国对人民团结政府大施经济压力，停止对智利的援助和贷款，压低国际市场的铜价，最后直接援助智利军队，鼓动军人推翻人民团结政府。
智利军队中虽然士兵多来自农村和城市劳动者，但其领导层是由社会的中上层人士组成。传统上军队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他们并不支持阿连德的改革措施，而是倾向右派势力。从1973年8月中旬以来，军队就已控制了智利的南部各省，9月中旬，军队占领了首都附近的几个大城市。但是阿连德仍然相信智利军队是具有“民主传统”的，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当军队向他步步进逼、迫他辞职时，他仍然认为“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他向全国广播说：“我决不辞职，我将不惜一切进行抵抗，甚至牺牲我的生命。”阿连德在总统府卫队和民警的支持下坚持抵抗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抵挡不住军队坦克飞机的袭击，不幸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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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连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热切地希望在智利快速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的举措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并不完全吻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措施触动了美国垄断集团、国内大庄园主和反动势力的利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美国中情局和阿连德之死有关。美国陆战队作战手册中有一条训诫：飞来的子弹有优先通过权。其言下之意就是，你挡住它，你就倒霉了。阿连德死在自己的总统府里，实际上他是被一颗从美国飞来的“子弹”击中的。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其实这一段话用来形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列维正在进行的“白色革命”时期的伊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当时的伊朗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复合体。而巴列维，这个开满“恶之花”的玫瑰园的“园丁”，最终也被自己的改革弄得流亡海外。
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他用自己的左手打败自己的右手
20世纪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虽然享有石油开采权的石油公司付的钱比过去多了，但贪污和无能严重消耗着国家收入。新贵阶级同封建地主的权力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银行，缺少流动资金的商人只得借债，但借债利息高得令人吃惊。失业在增加，社会和政治动乱在加剧。
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国王为巩固其王朝的统治，在经济上，利用石油收入和美国的援助，推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1963年1月，他提出“六点社会改革方案”（称为“白色革命”）。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改革（规定地主占有的限额，多余的土地由国家赎买，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寺院土地收归国有）、工人在企业中入股分红、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城乡实行现代教育替代传统宗教教育，发展工业、交通和文教事业等。
不能否认，这些措施使伊朗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
当伊朗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时，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9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100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发展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于是，农业产量并没有如国王预期的那样取得长足进展。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
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巴列维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但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
为扩充王权，他在美国的帮助下，扩充军备，设立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局（即萨瓦克），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特务肆意横行，逮捕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宗教上层人士，镇压一切异见人士，监狱人满为患。一切言论、集会和组织政党的自由都被取消。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
从1977年起，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动乱不断升级。
国王任命艾资哈里为首相，组成以军人为主的临时政府，以挽回残局。临时政府并没有琢磨如何安慰人民、缓和局势，反而直接进行武力镇压，并伤及很多无辜，使巴列维的很多积极支持者被迫走上了反对国王的道路。
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把握住了机会，教士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结成了联盟，多次抨击国王政府。为了推翻巴列维国王，霍梅尼宣称：“伊朗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可以想见，在充满着失望和危机四伏的伊朗，这种诉诸自身光荣传统并唤起憧憬理想美好社会的呼吁会产生多么大的感召力。
1979年1月16日，在全国上下一致的反对声中，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避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进入了伊斯兰宗教统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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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伊朗的发展，经济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客观上要求政治领域进行相应变革，巴列维无视这些变化，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继续强化君主专制，推行独裁统治，致使新兴的社会阶层无权分享政治权利，传统的社会力量被摧毁，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引起伊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推翻巴列维王朝于是便成为伊朗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战斗目标。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
“苏军和克格勃的调动部署情况，令人吃惊的是与事前没有什么变化，这次政变是一次不协调的、仓促准备的临时性行动，胜利的可能性是10%。”
1991年，在苏联行将消亡的时候，几位试图维护苏联本来联盟体制、避免苏联解体的政治家于8月19日发动政变，这是在悬崖边上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尝试，但仅仅两天就宣告失败。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上述由美国国家情报局提供的报告似乎是一份未卜先知的“总结”。
苏联“8·19”政变
胜负在于最后五分钟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改革，全面推行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改革引上了歧途。使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全面危机，社会极度混乱，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急剧膨胀，纷纷要求独立，国家走向了解体的边缘。
一些政治家不甘就此失去苏联，他们要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挽救处于崩溃的苏联。
1991年8月19日清晨，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刚敲完六响，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同时报告塔斯社头条新闻：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可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苏联国家的全部权力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亚纳耶夫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该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
“8·19”政变发生后，苏联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发布了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莫斯科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除俄罗斯联邦外，其他大部分加盟共和国保持相对平静。乌克兰、哈萨克、亚美尼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等共和国领导人都对事件表了态，虽口径不一，但一般都要求共和国居民保持平静，不与军队对抗。
美英起初对政变持观望状态，因为“由如此强有力的人物支持的政变很可能成功，所以我们也不要截断和他们联系的桥梁”。
此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
可以说，这次政变的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一切都是有利的，政变者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但委员会接下来的行动却令人大跌眼镜。
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拒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号召群众举行政治罢工，抗议亚纳耶夫等人发起的行动。但此时的叶利钦还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叶利钦的，但亚纳耶夫等人试图借助宪法的权威，使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合法，迟迟不对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导人采取措施。当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发表演说时，大厦四周市民极少。如在当时采取措施，叶利钦等人难逃厄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甚至没有切断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对外联系，叶利钦还可用国际电话与布什等外国领导人通话。叶利钦等人对自身的安全本来是十分担心的，叶利钦曾作了最坏的打算。当天下午，叶利钦签署成立业务管理小组的命令，由20多人组成，实际上就是“影子内阁”。这些人被派到俄罗斯中部位于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70千米处的森林中的备用转播站领导俄罗斯。准备万一俄罗斯议会大厦失守，可组织另一个根据地，进行长期斗争。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却听之任之。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优柔寡断，给了反对者大量的时间和机会，致使情况发生逆转。当晚，议会大厦前已聚集了数万示威群众。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议会。20日莫斯科实行宵禁。21日下午，苏联国防部命令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