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1959年，随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狂妄叫嚣，雪域高原的念经声被反叛的枪声所淹没，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发生了。
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
拨开雪域高原的乌云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的封号，是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分别册封的。清王朝中央政府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并掌握确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后，中央政府决定对西藏地方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并邀请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十四世达赖接受和平谈判的建议，派出代表谈判，并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后，许多西藏上中层的开明人士认识到，如不改革封建农奴制，西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的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主进行。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1952年三、四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开始秘密策划、煽动武装叛乱。1956年，该区发生叛乱。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四水六岗”叛乱组织成立了，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武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宣称：“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致使叛乱活动迅速蔓延。1959年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3时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他号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17日夜晚，叛乱头目以所谓“汉人两发炮弹打到罗布林卡北围墙外，威胁达赖喇嘛安全”为借口，将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劫出”拉萨，然后又逃往印度。
19日深夜，叛乱头目指令叛乱武装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机关、单位发动大规模进攻。解放军一再广播喊话警告仍然无效，直到猛烈枪炮射击持续了6小时之后，忍无可忍的解放军被迫于20日上午10时开始反击。虽然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只有1000余人，但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英勇善战的解放军指战员，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一举歼灭了叛乱武装5360多人。仅仅两天时间，解放军就取得了拉萨平叛的全面胜利。
3月28日，国务院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达赖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曾耐心等待他的转变，一直到1964年，还保留着达赖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但达赖完全背弃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他公开鼓吹“西藏独立”，成立“流亡政府”，制定所谓《西藏国宪法》；组建叛乱武装，多次在西藏制造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走上了一条与中央政府和广大藏族同胞对抗的道路。
1959年4月初，西藏军区调集兵力，迅速平息了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切断了叛乱集团与国外的联系，粉碎了他们建立所谓第二国都的美梦。随后，解放军开始围剿西藏各地残余叛匪。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所有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西藏全境彻底解放。
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西藏人民的协助和配合下，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贫困农奴和奴隶的欢迎，也争取到了更多上层人士的理解和合作。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牧民协会、平叛保畜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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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的成功生动地印证了孙中山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换成谋略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势”的问题。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什么样的呢？被称为“西藏通”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一书中这样描述：“当你从欧洲和美洲来到西藏，就会被带回到几百年前，看到一个仍处在封建时代的社会。”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合时代潮流的社会，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正是看到他们“大势已去”才悍然发动了叛乱，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西藏民主改革改变了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命运，他们翻身做了主人。当年毛泽东说：“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人民的拥护，是一切胜利的保证。在策略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指导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结束了十年的“文革”内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使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短短两年间发生的两次历史事件，一个像句号，一个像破折号，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而围绕着这两次历史事件的发生，又曾上演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从中我们又能参悟怎样的政治智慧、政治艺术呢？
粉碎“四人帮”与批判“两个凡是”
拨乱反正斗妖孽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报告，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自设计上台用的标准像，炮制就职演说，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书”，并在上海突击下发武器弹药，准备武装叛乱。10月4日，他们发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准备着手夺权。
在这危急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冬去春来，最寒冷的季节已经过去了。但此时，全国局面仍然千疮百孔。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仍然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仍然坚持并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方针压制了思想解放，为全党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
在叶剑英的力挺下，“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邓小平很快就表现出作为战略家应有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之后，《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彻底清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使得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为拨乱反正做好了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邓小平、陈云等人也开始着手从组织上为拨乱反正作准备。他们选择的战术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经臭名昭著的“专案组”。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后，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至此，拨乱反正所面临的组织和舆论障碍基本清除。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包括刘少奇、彭德怀、彭真、谭震林、黄克诚、陆定一、罗瑞卿在内的冤假错案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之后，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对当地发生的如“天安门事件”、武汉“七二〇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等大小事件、案件复查平反的工作全面展开，神州大地拨乱反正的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曾被“四人帮”爪牙批斗、打击、报复甚至杀害的成千上万名人士的冤屈得到了昭雪。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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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调整了社会政治关系，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清除了最大的政治障碍；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认真、彻底纠正所犯的错误，再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也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粉碎“四人帮”与批判“两个凡是”，也体现了党中央和邓小平等一代伟人高超的政治智慧、政治艺术。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的时候，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果断地逮捕了“四人帮”。但粉碎“四人帮”只是解决组织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人们仍然处在求索和彷徨之中。而“两个凡是”，虽然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剂药方，但它不是良药，而是一服禁锢剂，把人们的思路禁锢在个人迷信、盲从，以及愚昧和落后之中。邓小平作为战略家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即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巧解连环，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从1640年开始，英国为了争取自由与民主，为了改变专制王权统治，屡次使用暴力，造成大量财产的损失、社会的混乱和大量的死伤，在1649年还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这些暴烈的活动，没有使英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反而引来克伦威尔的军事专制统治及查理二世的王朝复辟。1688年，又一场战争发生了，这是一场“亲爱的敌人”间的战争——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女儿女婿兵戎相见，战争最后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结束，但却催生了一部足以载入史册的法案——《权利法案》。
英国“光荣革命”
不流血的政权更替
1688年6月20日，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喜得贵子，沉浸在喜气洋洋当中。不料，正因为这个新生男儿，一场政治危机开始逼近王宫，而詹姆斯二世却浑然不觉。
